企业理论（包括公司、企业集团）问题一般被认为是一门解释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经济意义的学问，按照该定义，传统经济学虽然有相当多的篇幅是论述企业的，但却未形成真正的企业理论，而只有生产理论，即假定企业已经存在，并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生产时的价格和产量的决策理论。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1927年）被认为是企业理论的真正出现。科斯在该文中提出了两个很有价值的思想：
1.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边界？即企业应该把哪些经济活动划入自己的内部活动范围，又把哪些经济活动划到外部去？科斯认为，企业的边界是可变的，可以收缩也可以扩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找出并明确划分企业边界的决定性因素。
2.与此相关，应该研究限制企业扩张范围的因素，即如果说用企业体制来组织经济活动比市场体制来组织更好，那么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组织到一个企业中去？可见与市场比较而言，企业体制也有局限性。
科斯：“即使撇开收益递减问题，在企业似乎也可能存在大于公开市场上完成交易的成本”。“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空间分布、交易的差异性以及相对价格变化可能性的增加，组织成本和失误带来的亏损似乎也会增加，当更多的交易由一个企业来组织时，交易似乎将倾向于既有不同的种类也有不同的位置，这为企业扩大时效率趋于下降提供了一个附加的原因。”因此，企业适度规模的均衡条件：边际组织费用越边际交易费用。如果说企业的产生节约了交易成本的话，企业集团的产生除了进一步节约交易成本外，主要是节约了耦合成本，企业集团的产生，使原来完全由市场自发进行的事业调正，现在由企业集团按照战略一致性的原则来完成了。当企业集团事业调整的边际组织成本小于企业集团在价值发展中可能支付的边际耦合成本，企业集团还会扩大其规模。因此，企业集团适度规模的均衡条件：事业的边际组织成本越企业集团支付的边际耦合成本。
在我的专着《产权重组》中，在论述集团本位论时指出了，企业集团是当代市场经济中独立的战略竞争主体。为什么在自己只能按股份的比例来获取利润的情况下，一个大资本还是8意驱动大于其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资本运行呢？这是因为在企业集团产生前，单一法人企业在调正固定资产时有突发性，个别企业会在社会价值发展中支付大量的耦合成本。只有在资本规模达到一定规模后，才有可能减少固定资产更替中的企业风险和企业损失。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企业集团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独立的战略竞争主体。成为当代市场经济中的中观决策主体。
三、企业集团管理的基础是产权成为商品
企业集团管理的基础是产权成为商品。只有产权成为商品，生产要素才有可能变为权利。在产权和其他衍生权利被重新划分之后，为实现整体的运作，企业的各组织、部门之间开始联系，相互影响，从而将产权体系重新进行一体化。这个一体化的过程中企业的各种规则开始形成，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产生。
在企业制度形成时的契约关系是要素所有者和要素运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企业制度形成后，企业中的契约关系是部门权力、责任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企业的规章制度中，而且表现在种种隐含契约中。这些契约使企业表现为一个整体，而非多个独立的部门。这样，企业内部契约关系使企业成为一个整体。对于企业集团而言，集团中的契约关系不仅存在于某个企业内部，更为重要的是，在战略一致性的要求下，企业集团内部的公司之间将存在大量的契约关系。这些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企业集团管理区别于企业管理的根4所在。契约是运作的规则，涉及企业管理的契约可以分为两种：交易性契约、管理性契约。
如果订立方属于由产权连接起来的统一组织，则基于这个前提订立的契约是管理性契约。反之，如果契约订立时根本没有基于这样的前提，则这种契约的性质是交易性契约。一般而言，管理性契约指的是企业内部不以货物买卖为内容的、以产权为基础的一组显性及隐性契约，契约的内容主要涉及各项权利义务的分配。交易性契约指的是企业之间产品或服务的买卖交易，契约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企业集团是介于市场与单一企业之间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
在企业集团中，各子公司之间、母子公司之间通过大量管理性契约和交易性契约相连接。但集团中交易性契约不再发挥主要作用，代之以由内部长期契约构筑起的管理机制。这种长期契约的连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母子公司关系不同于母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母公司不再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管理子公司。因为建立子公司的目的就在于：子公司更易于实现专业化经济，并具备对环境做出敏捷反应的机制。另一方面，子公司虽然在法律上仍然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但权利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子公司的一部分决策权和管理职能被转移到了母公司，这种权利分配有助于母公司对集团财产权利的安排，以实现集团总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综上分析可见，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自我调节的产物，一方面通过这一自我调节，资本主义社会减少整个社会的耦合成本；另一方面，这一组织形式出现，又使资本进一步社会化，决定企业集团战略的大资本所占总资本量的比例越来越小，资本的所有权，在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中，越来越被分解了的产权及其衍生物所冲击，这种控制与反控制，越来越使个别资本难以单独控制大局。资产阶级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的隐性合作，越来越走到显性的合作。这种合作（包括在企业集团组织形式基础上的战略联盟等）预示着无产阶级与整体资本家集团的决战之日越来越近了。
（第三节）微利时代：向负价值熵等值回归的历史趋势
一、平均利润趋向下降的规律
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提出的重要观点，马克思说：“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因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
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在20世纪也得到了印证。在20世纪的下半叶，“利润率的下降是工业发达国家的最根本的变化。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造成了利润率下降。尽管剥削率和资本周转速度都有利于提高利润率，但工厂、设备和原材料的人均利润量的增加没有因效率的增加而抵消，结果利润率下降了。在澳大利亚和北美，利润率在196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在日本，利润率下降发生在1970年代中期。投资随着利润率下降而减速——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到了1980年代初，产出增长率也陷于停滞”。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
从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角度分析，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暴露和加剧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
（1）劳动力价值发展趋势与劳动者相对贫困的矛盾。
（2）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性下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个别性与平均利润率、负价值熵形成的社会性之间矛盾。
前者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下的工资刚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使资本积累增加的同时，也同时“培育”着工人的力量。后者表现为个别资本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同时，在“推动”生产的社会化。
二、相对贫困下的工资刚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实际工资存在着一种刚性，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把它视作经济体缺乏弹性的根4之一，认为它破坏了美好的资本主义经济调节体系。而事实上，工资刚性完全是由价值规律所决定。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性，决定了工人的实际工资必须由劳动力价值（即生产与再生产该劳动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而价值发展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价值的变动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发展，原来没有计入工人生活消费之内的生活资料和劳务的价值，而被纳入劳动力价值的范围之内，成为维持和再生产工人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另外，劳动力价值有一个最低限度，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到它的价值以下，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保持和发挥，这就使工人的工资具有刚性。从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看，工人的工资随生产力发展有一种上升的趋势，这一趋势是不以资本家的意志所转移的。尽管单个企业，每个资本家试图比他们的竞争者少付工资，以求更高的利润，但在这一规律面前也无能为力。
当然要注意，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似乎工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劳动的报酬”、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资本家和工人相互之间实行等价交换，工人的全部劳动都得到了报酬，不存在任何剥削。其实不然，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因此，资本主义市场中的这种“等价交换”必然造成工人的相对贫困。
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与工人工资刚性，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映。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绝不意味着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量会减少。因为，利润量的多少不仅取决于平均利润率的高低，还取决于资本量的大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社会总资本在不断增加，虽然可变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会相对减少，但其绝对量仍会增加，因而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量即利润量也会增加。劳动力价值的发展趋势与工资刚性，使再生产一个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这意味着资本发展的本身“培育”着工人掌握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可变资本绝对量虽然在增加，但劳动力价值的发展趋势与工资刚性，会促使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
可见，在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中，在资本积累增加的同时，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力量也在积聚中。
三、利润率趋向下降与负价值熵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通常根据资本价值构成和剥削率作出解释。然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即劳动力价值发展趋势应是其本质原因。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获得更多的利润，总要想方设法改进生产技术，加强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同样数量的劳动力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这就会要求劳动者不断地提高劳动的技能与知识。大家都这样做，就在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可变资本在总资本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使在这一过程中，以个别资本家追求超额利润开始，到平均利润下降为结果。从价值发展来看，这也是一个从超额利润逐渐转化为负价值熵的过程。从这一过程的始点与终点来看，“等量资本”（以时点不变——始点或终点的价值量计算，确切地讲是代表等量使用价值的资本），产出的使用价值量是在增加，然而价值量却在减少（从超额利润回归到平均利润）。
1.“资本”本身的缩水，代表某些量使用价值的资本内涵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终点要小于始点，要使资本“不变”（这里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不变），就必须把负价值熵“补贴”进去。
2.产出价值也在“缩水”，一直“缩水”到该企业拿到平均利润为止。在该事件的终点，资本应根据“缩水”后的价值来获取相应的利润。在这里，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是不会理会这一缩水的，因为在资本家眼里资本是能自我增殖的价值。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不仅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还剥夺了劳动者创造负价值熵的贡献。用负价值熵“补贴”后的资本价值计量的平均利润与用“缩水”后的资本价值计量的平均利润之间存在一个微量。正是这一微量形成了名义上和实际上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所谓名义上的，是指即使暂不考虑资本有机构成的改变，那么这个微量仍然是存在的。所谓实际上的，是指这个微量的存在本身隐含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渐变。因为“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在利润率下降是劳动成本比生产率增长得更快”。在个别企业的超额利润转化为整个行业的负价值熵产生的过程中，生产率增长要快于劳动成本的增长，也就是说从资本有机构成来看，劳动力价值虽然有发展趋势，单位不变资本在“缩水”，但单位劳动力价值驱动不变资本的量随着生产率增长而增加。
从上可见，利润率下降趋势是资本家们所不8看到的，然而恰恰是他们追求超额利润的结果，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这也预示了市场经济的最后归属，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资本统治下的平等，而是劳动权利与相应报酬的劳动平等。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劳动平等的原则下，才能真正做到生产过程中的各要素按贡献取得相应的报酬或补偿：现实的劳动，无论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还是促进价值发展的劳动，都将取得相应的报酬。而作为过去劳动，只要仍然纳入到全体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中，为新的劳动过程作出贡献，也将获得相应的补偿。
在资本主义社会，负价值熵绝不是资本所创造的，负价值熵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产物，只是被资本家所榨取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预示着利润率在量上向负价值熵回归，也就是说，不管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什么途径在延长自己的寿命，但其走向自己反面的历史规律是不可抹杀的，资本的异化是资本发展的必然，资本主义的灭亡，劳动战胜资本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