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自序中还说：“满清入室，文化专制”，致使文人不敢如宋人以天下治乱为己心，不敢过问政治时事，埋头故纸讨生活。这实在是坏学术，毁风俗，绝不是正常的情况。在钱穆看来目下国难当头，早应纠正这种学风。具体言之，对于久经讥刺的宋学精神应当继续加以发扬。做学问要不要有自己观点，要不要联系时事，要不要为爱国保国服务，古来乾嘉学派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即在民国时期，也还有一部分学者将学术与国事、国运相脱离，成为一种不好的风气。如同当年康有为发动改革，提倡公羊三世说，主张复兴今文经学，钱穆为重建中国文化，以使中国文化更好的启发民众，解救国难，主张重视宋学精神。他身体力行，主讲并编写学术史，重点于宋学作了充分肯定。
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需要作切实的工夫。为此他指责“时论”的浅薄。对当时几欲专擅文坛，独步一时的全盘西化说不以为然。他有以下言论：
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捍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辩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显然，他反对在中国文化建设中一以西国为准绳，再次提倡复兴宋明精神，主张研究历史当重理、明理。
在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梁启超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著者说：今年是公历1923年，上溯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讲起。若稍晚一点也可以说是17、18、19世纪三个世纪的学术史。
梁将此书与自己的《清代学术概论》相比较：“我三年前做《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与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与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做参考。”他又论治学术史的四个条件：其一是要网络全部的学术流派不可以有所偏废。要忠实传写各派学术，不以爱憎为去取。，分为33个部分。概述从明末到20世纪初，中国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书中表达这样的观点：清代学术总趋势乃以复古形式表达新思潮。此书初刊于1920年至1921年《改造》杂志第三卷第3～5期。1921年作为共学社史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印刊，收入《饮冰室合集》。
三、教科书编写与历史教育
当我们观察民族史学派的研究成绩的时候，不可忘记他们在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方面所作的努力。这项工作的开展与1901年废除八股文有关，直接的关联则是考试制度与教育制度变化，大学堂与各府县的中学堂纷出，需要大批的教科书。20世纪初从京师到地方都设置编译局，也为教科书的编印创造条件。中国教科书编写也受到日本影响。1901年普通学书室增删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著《东洋史》，编成《普通新历史》，实是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1903年陈庆年在武昌两湖文高等学堂，以日本《中等东洋史》为原本，成《中国历史教科书》。柳诒征的《历代史略》分六卷八册，从上古至宋代，乃以《支那通史》为蓝本，有所增益。但所袭甚多，有的甚至只是改动了标题，如把《支那通史》首篇第二章人种之别改为历史大旨。第一篇第一章唐虞之国势改为尧舜，如此等等。1905～1906年之间刘师培有《中国历史教科书》计三册。第一册记原始社会到殷周时期历史，第二与第三皆记西周历史。此书未最后竟稿，然对学术界影响很大。
1908年徐念慈有《中国历史讲义》，堪称严整而有系统的通史式教科书。20年代吕思勉则有《白话本国史》。其实，钱穆的《国史大纲》原则上说也是一部教科书。李泰为北京大学预科编写的《中国最近世史》是一部近现史，说明国史研究从同时步向断代史眼的新气象。
如同民族史家以民族思想编写通史与断代史，他们的教科书编写也秉承了这样的观点。这在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中有明显的表示。
夏曾佑青年时代习今文经，后来接受康梁改良主义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庸俗历史进化论，并以此作指导开展中国古代史研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简称《中国历史教科书》）。该书属章节体中国通史。书末附有引用书目及主要历史人物名单，说明其籍贯、官爵封位。该书1933年商务印书馆印大学课本时列入大学丛书，改名为《中国古代史》。
书中反映出强烈的忧患国难思想。作者在为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一书作序时说：此书（指《社会通诠》）“以证社会之原理，疑若非今日之急务者，然曾佑读之，以为今日之神州急务，莫若译此书者”，“神州自甲午以来，识者尝言变法矣。然言变法者，其所志在救危亡。而沮变法者其所责在无君父。”《中国古代史》专标《历史之益》一节，其中有言：“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整之政治，至纯粹伦理，灿烂大备”，“读中古之史，则见国力盛强……此思之令人色喜自壮者也”。然而“自此以还，对外则主优柔，对内则主压制，士不读书，兵不用命，名实相反，主客易位，天下愁叹，而不知所自始，其将蹈埃及、印度之覆辙乎？”
以上语词激烈，扼腕痛恨，显见《中国古代史》也包括中国最早出现的其他教科书，所反映的基本观点多以救亡报国为主。
中国民族史学家一面致力于教科书的编写，同时注重历史教学的实践与立足于民族史观的教育思想的提出。以梁启超为例，他1920年后将主要的精力倾注于历史教学。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国学”，所授大部属历史学，研究院四届合70多名毕业生，学成后，许多都成为著名文史学家。他认为，开展历史教学，重要的问题是教科书的编写与选择：“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怅怅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学问者，当发箧之始，必须择一佳本历史而熟读之。”他的历史教学思想与民族史观有关，目的是培植民众素质，提升爱国自觉。因此认为“倘若中小学教育里头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他将历史教学的主要对象设为青少年，然而对中国的官吏教育也没有掉以轻心。他提议各省办课吏堂，让官吏入学受教育，学习“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对于他们的教育，既要“明政法所以然之理”，也要侧重于“东西史志”的讲授：“但与之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
四、注重考实，释“疑”求“信”
章太炎的考证
民族史学家多重考实，重史料整理。在这方面，章太炎做的工作很有代表性。郭湛波曾说：综观章太炎一生学术路径乃由尊孔读经到考证经学、史学，由考证经学、史学到考证诸子，由考证诸子之书到研究诸子学术思想，由研究秦汉以前诸子学说思想起，而推翻孔孟学术思想之独尊。他又说，章集清代考证学之大成，开近代诸子学之先河，这是章太炎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可见章太炎的学问离不开“考证”，主要则对“诸子”史料与思想探究与认定。考证的目的也非常清楚，前期是为“尊孔”，后期则是反对孔子的“独尊”。如果说，康有为是近现代今文经的代表，章太炎则是古文经的代表，他将乾嘉学风推进到一个新高度，通过辨析中国古典，在中国文化建设史上别具创获。胡适对章太炎的考证工作及所从事的“国故学”多有赞词，肯定“章太炎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对章所著《国故论衡》与《检论》格外重视，以为：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得上是“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又很富有思想与组织力，故其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都称得上“成一家之言”。如果说，中国传统汉学家以至乾嘉学派的考证多辨事由而少义理，章太炎则在他们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著《诸子学略说》以为，学问有主观之学与客观之学。说经之学中有疏证学，本应该是客观之学，主要功能考其典章制度与事迹，而对所考释内容是非，“且勿论”。自然这种学问意在考求真实，本该“博览传记”，但以后的学问家，常是“唯守一家之说”，这决定了他们的学问往往流于一己之见，终至走向作为“客观之学”原来意义的反面。及至后世“党同妒真”，其求真功能进一步丧失，“客观之学，必不能就”。可见章太炎对中国经学与经学史是持保留意见的。他笔锋一转，对诸子学表现出另一种态度，以为诸子学不是客观之学而是主观之学，不是考释之学而是义理之学。“意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因此诸子对社会必有更密切的参与与具体的贡献。“诸子”的学术天地宽泛广阔，自立其宗，坚持己见，且“虽异己”亦“必睹其籍”。章倡言研究诸子必读诸子原著，求诸子之原理，“是故言诸子，必以周秦为主”。
从以上思想出发，章太炎不囿古文经的固定范围，加强对诸子思想学术的考释研求，并做出成绩。《訄书》中即包括一组先秦学术史论，如有《尊荀》、《儒墨》、《儒道》、《儒法》、《儒侠》、《儒兵》与《独圣》等。王国维：考史而“求信”与批判史学家不同，民族史家非考史而“疑史”，相反是考史而“求信”。这可从王国维的研究中看出。王国维学术研究有以下几个阶段的转折与变化，也可以说王一生有其“史学三变”的经历。以1907年为界，在此前主要是对康德、叔本华与尼采的介绍与研究。他叙述自己致力于西洋哲学研究情况说：西洋哲学研究开始于1901年春天，读康德《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接着读叔本华书，大好之。结果一直到1904年的春天，皆与叔本华为伴，自称“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他作《红楼梦评论》也全以叔本华观点为立脚点。后来他发现叔本华思想多阐发主观而少“客观的知识”，又回到康德研究。1903年于通州师范学堂任教，时读叔本华与康德之书。是年撰有《哲学辨惑》、《叔本华像赞》、《汗（康）德像赞》等著。他这时将东西方哲学研究作紧密结合。在研究叔本华、尼采与康德同时，还将很大精力倾注于儒学、诸子乃至清儒思想的研究。他在1904年28岁时著有《孔子之美育主义》、《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1905年撰有《周秦诸子之名学》、《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1906年三十岁时又有《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原命》、《孟子之伦理思想之一斑》、《列子之学说》等。至1907年又撰《孔子之学说》，另有《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他注意将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做比较研究，获独到心得。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有“实际的倾向”，而此性质于中国北方之学派中尤见显著。这是一种“生活主义”哲学，是北方哲学的一大特点与宗旨。他强调理论哲学不适合中国人之个性，而中国人的个性“其彻头彻尾实际的也如是也”。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中国的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1900年至1907年是辛亥革命的思想与组织准备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处于动荡与变革中。一方面是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反省与再思考。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大工程已经启动，直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爆发，达其高峰。对此王国维作出思想反应。这方面的文章有《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论平凡之教育主义》、《教育小言十二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还著有《教育家之希尔列尔（即席勒）传》、《去毒篇（雅（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
王国维的第二个学术阶段由哲学转向文学的研究。1907年他经罗振玉介绍得到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的赏识，此后即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并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他在本年的6月发表《三十自序二》，论己学问已由哲学转向文学，兴趣所致，则主戏曲之研究。这个时期大体延续了4年左右。时间是1907年至1911年。不过这也是一个大致年代的推说，其实早在1906年他已有《屈子文学之精神》，表现了他的民族主义情怀。1906年他已集数年所填词（1904～1906年）61阙为《人间词甲稿》。1907年成《人间词乙稿》。《人间词话》是王国维重要研究成果。1908年他在《国粹学报》上刊出《人间词话》前21则。1909年中又于《国粹学报》第49期与第50期分别将《人间词话》刊完。直至1910年又将《人间词话》64则作修订，并加附记。王国维的文学研究直到1913年还余音犹在，并获得新的重要成果。这就是他在此年撰成的《宋元戏曲考》。
1911年是王国维学术的最重要的分界线。此年为宣统三年，时35岁。他随罗振玉全家迁往日本，滞日5年之久。从此后他的学问发生了重大转折，学术历程转向第三变化期，将主要精力置于经史小学与历史地理研究。尤在用甲骨文考证古史方面作出里程碑式的贡献。1912年罗振玉藏书运到日本，存于京都大学，此为王国维研究创造了条件。1914年，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乃为现代西北古地理研究的重要著作。是年他为罗振玉撰《殷墟书契考释》作校写，作序与后序。1917年王国维于古史考证方面所获最丰。2月，王归国，开始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还酝酿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是年9月又撰成《殷周制度论》。9月8日，致罗振玉信云：“《殷周制度论》至今日始脱稿，约得二十纸。此文根据《尚书》、《礼经》与卜辞立说。惟近久不为名理之文，故尚嫌未能畅发，且存此以待后日修补耳”。1923年溥仪召王为“南书房行走”（五品）。1925年吴宓负责筹办清华研究院，聘王为导师，就任。此后他的研究转以西北地理及元史为主。是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古史新证》。以上是王国维学术三变的大致路途，从他学术演变的过程将可以对他的学术思想与成就有所认识。王一生中的最大学术成就可以说是通过甲骨文研究，拨云翳而辨伪，考史实而求真，定疑史为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