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自为性，就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对政权的取得和运用进入到自觉认识和自觉活动的状态。它具体表现为政治主体在经过大量政治活动的基础上，对政权的本质、特点、体系和内部联系，以及对政权运行的认识进入到高级的自觉的阶段，能够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活动认识到取得政权、运用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规律，从而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自觉性、组织性、目的性和积极性。在围绕着夺取政权、运用政权、巩固政权的问题上，政治主体会自觉地把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统一起来，进行活动。它表现在组织力量上，政治主体会分清敌、我、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形成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来为获得政权、巩固政权和行使政权而活动；在斗争方式上，它会把战略与策略、进攻与退却、手段与目的巧妙地结合起来，以发挥其优势。在意识上，它会争取得道多助，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抓住有利的时势和战机来进行政治活动，从而取得各种政治活动（其中主要以政治斗争为主）的胜利。这就是政治活动的自为性。关于政治活动从自在性向自为性的发展，毛泽东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方法把这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3〕在这种认识的发展过程中，自在性是自为性的基础和认识的必经阶段，自为性是自在性的结果和认识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认识由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主体会逐渐形成其关于政治、法律、文化、艺术、哲学、道德等方面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会以各种形式向其内部成员和全社会推行、宣传和扩散其观念和理论，来围绕人心向背进行竞争和斗争，以在思想上争取最广泛的支持，达到得道多助，得人心者得天下的目的。如此一来，在政治活动中主体认识的发展就具有意识形态性。
所谓意识形态性，就是主体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根据利益的要求，用系统化、自觉化的思想理论体系来为夺取、行使和巩固政权服务。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4〕意识形态性表现在本质上，具有利己性和阶级性，这就是在政治活动中每一种思想理论体系，都是特定主体自己利益的反映和表现，否则，“‘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表现在内容上，就是各个主体在政治活动中都是用其世界观、价值观、利益观在理想、信念、道德、文化，甚至宗教方面教育和感化人们，以获得最普遍最广泛的支持。表现在形式上，政治主体往往用其意识形态普遍性来掩盖特殊性。这就是在政治活动中为了达到目的，各个主体就不得不通过一定的理论把其利益说成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6〕，这样，好在政治活动中保护自己，削弱和打击对手。表现在理论和根基上，各个主体都要赋予其意识观念和理论以科学性、正义性，从而要人们以服从科学规律为由而变成其政治上的驯服工具。如封建社会的“天人感应论”、“替天行道”，资产阶级的“自然法”和“天赋人权论”，都是为在理论根基上确认其政治制度、政权结构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政治行为的正义性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7〕表现在推行上，意识形态的推行是强制与非强制的结合。强制性的表现是政治、法律等思想意识的推行以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为后盾，如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如此。非强制性主要是靠其他力量来引导和潜移默化的，如舆论、道德评判，艺术作品的褒贬、价值取向的评判等即是如此。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常常是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同化和分化对方，防止异化。在发展过程中，它呈现出时代性和长期性。时代性是指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条件的变化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长期性指的是各个政治主体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较量和斗争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结束的，而是具有持续性和反复性。为什么呢？其一，作为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消失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二，在政治活动中不论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不论是掌权者还是非掌权者，只要他们人还在，就会心不死，总要围绕着政权在思想理论上展开斗争，或者为巩固政权，或者为夺取政权，或者是使政权失而复得，这样就使意识形态的斗争呈现出长期性和反复性。以上几点，足以反映出政治活动的意识形态性。
在政治活动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性与认识发展性的关系是，认识发展本身包涵着意识形态的活动，而意识形态的斗争又使认识的发展具有了社会意义和实践意义，二者互相包容，互相映证，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认识发展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结合是政治活动的规律之一。只有掌握了这一规律，才能在政治活动中取得让人心悦诚服的胜利效果。
（三）互动性与多变性的结合
所谓互动性，是指各个政治主体进行政治活动时都处于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推动的状态。这种相互运动的关系，表现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上，它包括敌对双方力量的相互运动，政治主体内部各种力量的相互运动，同盟者之间力量的相互运动，中间力量的各种运动等。在内容上，它包括各个政治主体地位、作用的运动变化，思想意识的相互影响，实力彼此消长的运动变化等。从运动状态看，有时地位是平等的，有时地位是不平等的；有时形成均势，有时形成非平衡的局势。从政治主体的主观性看，有时是主动活动，有时是被动活动。从活动趋向看，有时是单向的，有时是双向的，有时是多向的。从活动结果看，有时政治主体的活动带来积极结果，有时带来消极结果或者不利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种互动性呢？因为政治主体只有通过这种互动，才能取得政权、运用政权、巩固政权或者参与政权，来达到实现其利益的目的。所有的政治活动就是在这种互动中进行的。正是这种互动性，导致了政治活动呈现出多样性或多变性。
所谓多变性，就是指主体在政治活动中所结成的关系处于复杂多变的状态。为什么呢？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各个政治主体为了权力（其实权力本身也是一种利益）和利益，都在依据实力，权衡利弊得失，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活动方式，调整着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因此，政治活动的关系就反映出多变性。这种多变性，从政治活动关系的性质看，总体上是对抗性与非对抗性关系的相互变化。具体表现有：同盟关系、联合关系、斗争关系或者是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从关系的表现形式看，有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有公开关系与秘密关系，有武装冲突的关系与和平共处的关系，有边打边谈的关系，有互不相让与相互妥协的关系，有剧烈动荡的关系与相对稳定的关系，等等。从政治主体对政权的关系看，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有独立自主与依附屈从的关系。从心理活动看，有志同道合，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与惟利是图，貌合神离，互相防备，损人利己，过河拆桥的关系，如此等等。各种政治主体就是在这些复杂多变的关系中进行着各种政治活动。
但是，不论这种政治活动的关系多么难以把握，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现象对其本质进行认识的。这就是政治活动的多变性，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是时效性，即各个政治主体的活动都因人、因地、因时而发生关系的变化。其二是交错性，即各种政治主体在纵横交错的关系中是各种手段交替使用来进行政治活动的。其三是目的性，即各个政治主体随着目的和动机的变化，因而在政治活动中处理政治关系的方式和特点也就会发生变化。其四是非预期性，尽管各政治主体都想在政治活动中如愿以偿，但是，由于各方实力的互相牵制和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往往使政治活动的结果出现异常变化。正如有人说的政坛难断明日事。这就是政治活动多变性的特征。
政治活动的互动性与多变性的关系是密切联系，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关系。互动中有多变，多变中有互动，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部政治史，就是政治活动的互动性与多变性相互统一的历史。
（四）战略性与策略性的结合
由上述分析可知，任何政治主体，要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好和组织好，要使认识发展与意识形态巧妙地结合起来，要在不断互动与多变的政治活动中取得胜利，必然在政治活动中是战略性和策略性的统一。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所谓战略性，就是政治主体为了利益和政权在进行政治活动时根据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依据现实的政治态势而对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所作的筹划和布置。它一般涉及的是政治主体对一定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总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反映的是政治主体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战略的范围比较广泛，例如有经济发展战略、军事战略、文化战略、外交战略和科技战略等。战略研究的核心是如何科学地组织和利用各种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信息、凝聚力等）来确定和实现一定时期的全局性目标。因此，它的原则性、相对稳定性和目标性比较强。而反映在各个政治主体实力对比的关系上，政治活动的战略，主要是分清敌我友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依靠、团结和争取各种政治力量，想方设法地孤立、分化和打击敌对力量，以取得战略的胜利。正因为战略问题如此重要，所以，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对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都是慎之又慎的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知彼知己，即对各政治主体的综合力量、利益目标、优势劣势，通过各种渠道，了如指掌。二是科学分析，即对各种政治主体的相互关系、活动特点、当时历史条件的特点和政治局势的发展趋向，做出科学的分析和估计。三是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制定战略，都是结合自己的实际力量，兼顾局部与全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吸取各种战略上的经验和教训，做出科学性的战略抉择。依此而行，可以说政治主体即可有一定的战略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上述所言，即为运筹帷幄之内容。那么，如何决胜千里呢？或者说如何实施科学的战略呢？这就要靠政治主体进行政治活动的策略性和艺术性了。
所谓策略性，就是指政治主体根据战略的需要在政治活动中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及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与战略比较而言，策略一般反映的是局部利益和暂时利益，随机灵活性和多样性强。它研究的是具体环境下政治主体具体的活动方式、步骤和措施。在各个政治主体的相互活动中，策略涉及到进攻与退却、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攻击与防御、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斗争与妥协、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集中与分散、持久与速决、隐蔽与暴露、主攻与助攻、突击与钳制、合纵与连横等内容。在政治主体内部的活动中，策略涉及到上级与下级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全局与局部之间、意志与思想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等关系的处理方法和措施。从总体上讲，策略的要害是选择恰当的时机，抓住关键的环节，运用正确而巧妙的方法，来使战略目标得以充分实现。而这些既是科学的理性体现，又是艺术的灵感的反映。
弄清了战略与策略的内容，我们再来看二者的关系。首先，战略与策略是相对而言的，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可能是战略任务，但在另一时期和环境中则可能是策略问题，反之亦然。其次，战略与策略密不可分，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它服从并服务于战略；战略是策略的指导和行动方向，并通过策略一步一步地去实现。正是因此，战略和策略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的运用，是科学和艺术的统一。列宁对此深有体会，他曾发人深省地说道：“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8〕所以，巧妙地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关系，是政治主体进行政治活动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那就可能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那么，在政治活动中，如何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关系，从而保证政治主体的活动取得胜利呢？我们在这里只能就一般的原则而论，至于具体的运用那要以当时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这些一般原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当前斗争与长远目标相结合，把目的与手段相结合，把战略上的藐视与战术上的重视相结合，把活动方式的无限性与现实条件的有限性相结合，把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相结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矛盾，争取多数，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去争取一切胜利。这就是战略性和策略性相结合的规律，这就是取得胜利的法宝。
以上四条，构成了政治活动的基本规律。实力性与组织性的统一是政治活动的基础，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统一是政治活动在思想发展中的必然过程，互动性与多变性的统一是政治活动的本质在外观上的反映，战略性与策略性的统一是政治活动的具体运用形式，四者之间，相互联系，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从而形成政治活动的规律。
历览古今中外政治发展史，政治主体无一不是依靠上述政治活动规律取胜的。因此，我们相信，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和掌握政治活动的规律，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有志于成为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家的人来说，尊重和利用政治活动规律，审时度势，调控利益关系，驾驭政治风云，并在各种风浪中经得起考验，从而保证利益秩序在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形势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2〕《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6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289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