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好！照你所说，一切欺骗都是非正义的，那么，两军对战，兵不厌诈，战略家设计骗过自己的敌人是正义的呢，还是非正义的？
埃弗奇：（无言可对。于是他把自己的观点修正为）并非一切欺骗都是非正义的。一切欺骗敌人的行为是正义的，一切欺骗朋友的行为是非正义的。
苏格拉底：照你所说，“一切欺骗朋友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那么，在战争中，当战略家看到自己的士兵士气低落时，故意说谎，声称即将有大批援军到来，从而鼓舞了士气，战胜了敌人。你认为战略家这种欺骗自己的士兵以及自己的朋友的行为是非正义的吗？
埃弗奇：（无言以对）
这种逻辑推理方式（包括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就是西方传统学术思维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思维模式。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等学科门类的知识，大多都产生于这种思维模式的逐层推导。
二、国学传统思维模式
国学传统思维模式是服务于汉学传统“考据”的，以注、疏、笺为特征，以“证明”为目标的思维方式。这种学术思维方式，起于西汉，盛于唐宋，大兴于明清，是传统国学研究中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在政治思想上、民族心理上、学问风格上都有着深刻的内在成因：
首先，西汉王朝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推行了一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措施，使“百家争鸣”成了一种历史的记忆。以后的历代王朝对统治思想之外的学说，一概采取封锁、排斥、打击的态度，甚至演化到大兴“文字狱”的地步，使人们失去思想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以对《四书》、《五经》注疏的生硬记忆为主要内容，使读书人的思维受到严格局限，久而久之，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理性光芒。
其次，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华夏子孙世代受“中庸之道”和宗法思想的熏陶，善良的本性中潜滋暗长出“崇古”、“尚《经》”、“法先王”的民族意识，并在统治者提倡下渐次形成一种规范的社会道德和行为标准。于是，很少有人敢于对社会、政治、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发展，提出独立的个人见解。“我注六《经》”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追求学问的主要潮流。在言说自己对经文内容理解感悟的同时，出现了两种心理畸变的形态：一是按照统治者的心理和意图，穿凿附会地曲解《经》义；二是以批注《经》文作为自己成名成家的手段，通过“我注六《经》”达到“六《经》注我”的目的。其间虽然也有大胆著述，表现新思想、新方法的有识之士，如王充、李贽、王夫之等，但其思想方法在当时影响并不大。
再次，受“内省”心态的左右，学问界形成了内敛式的思维模式，回避问题，远离是非，成了大多数人处世立身的学问方法和治学风格。连“文起八代之衰”、名高一世的韩愈，也由于提出“从师”、“进学”的见解而受到世人嘲笑讥讽，不得不写《师说》和《进学解》来校正视听，指出那种“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世俗弊端。一般人想要论及有违世俗的观点，就更不可能了。
国学传统思维模式，在“宗经”、“明道”为主体的释义笺注和阐发中有其积极的作用，因为它重视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强调学问的“厚积薄发”，要求每一个做学问的人，要从头到尾、脚踏实地地钻研历代经典，对增强人的学养有着极大的好处。但要求人们所做的学问必须“无一字无来处”，处处要引经据典。这样，势必严重束缚人的思维，局限人的创造精神。
国学传统思维模式对人们的影响很深。远的不必说，就连现代革命史上对马列主义真理的接受过程中，也曾出现了字字句句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思潮。究其实，这种教条主义的主张是同“句句须有来处”、“处处要引经据典”的思维模式，有着直接的历史根源。钱钟书先生做学问的方式，可以说是在力求摆脱传统国学思维模式。但是纵观其立意深邃、贯通中西古今的《谈艺录》和《管锥篇》，许多地方表现为“述而不作”的风貌，再加上作者所用的经典化的文言表述方式，更让人处处感受到国学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对国学传统思维模式的突破，历来表现为思想意识的觉醒，如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王安石的“新故相除”理论，李贽的“童心说”，王夫之的“经世致用”观，鲁迅对封建思想的彻底否定和批判等等，都是对国学传统思维模式的反叛和突破。
三、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
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是以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基础，通过近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而逐步趋于成熟的思维模式，它孕育出了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系。
弗兰西斯·培根是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的开创者，他在《学术的进步》和《新工具论》两部重要著作中，阐明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本观点。培根以“知识价值论”作为唯物经验论的基石，他把通过人类“经验提纯”式的知识更新，作为推动科学“伟大复新”的基本动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培根提出“假相”说，指出人们的主观认识偏离客观事物真实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认识的片面性。他还根据语言文字约定俗成的特性，推及语言表层意义和概念本质不相吻合、甚至相互背离的可能性，从而揭示出宗教、神学和一切唯心主义的谬误根源：它们在于凭借臆造的虚幻世界来取代客观真实的世界。
培根不仅重视感性经验在认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强调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的验证与结合，指出感性与理性二者的背离是人类认识的重大灾祸。培根以创立新的认识方法为己任，积极倡导通过实验手段获取真知的方法。他认为实验比感性更优越、更客观。因为，在实验技术和条件的干预下，人们可以把观察对象从复杂的群体联系中单个地抽取出来，使事物的因果联系更为纯粹地显露出来。所以，“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都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感觉所决定的只接触到实验，而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只要人们真正认识自己的力量，并且不断通过实验来了解和把握自然规律，人类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
对于培根在哲学上和科学史上的贡献，马克思倍加赞扬，认为他所界定的“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他不愧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在具体的实验方法和思路选择上，培根提出了科学而具体的主张。在《新工具论》中，他批判了西方传统学术思维模式中以演绎为主体的“三段论式”，认为这种方法只求在争辩中制胜对手，而不注重在行动中征服自然。他强调归纳法的科学意义，认为必须用观察和实验方法最大限度地收集材料（完全归纳），采用三表法（具有表、缺乏表、程度表或比较表）分析实验数据，排除一切非本质的因素，最终得出实验的真实结果，为人们把握自然提供本质的认识。他教导科学实验者，既不要做只会收集材料的蚂蚁，也不要做只从自身吐丝结网的蜘蛛，而要做既采集又加工的蜜蜂。
培根所创立的实验科学思维方法，为近、现代实验工作者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模式。直到今天，“由实验室中对实验数据的对比分析形成结论→通过实验方式和设备功能的逐步放大→最终再按实验放大结果投入工厂生产，使之转化为巨大生产效率”的方式和模块，仍然在现代工业生产中起着核心和支配的作用。
可以说，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对自然科学和生产领域所起到的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还要多，还要大。”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正是源于“知识就是力量”的预见，源于实验科学思想对大机器生产的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肯定实验科学思维模式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影响，的确是恰如其分的。
以“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的突出特征。按照我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苹果总是从上往下掉，没有什么可以“发现”的。牛顿则不然，他知道天体运动的基本空间关系，知道大地是个巨大的圆球体。所以当他思考地球上各地区“苹果下落的受力情况”时，就非常自然地想到了“地心引力”。如果按照“天圆地方”的思维模式，是永远也得不出这个科学结论来的。
四、辩证逻辑思维模式
辩证逻辑思维模式，是唯物辩证法成熟之后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思想方法体系。辩证逻辑思维在严守形式逻辑正确规则的同时，强调运用“实践、发展和全面的观点”来认识世界的必要性。因此，辩证逻辑思维模式既是人类理论思维高度成熟的产物，又是促进人文社会科学深入发展的有力武器。
同形式逻辑不同的是，辩证逻辑“不是关于思维外在的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定形式的、自然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们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
辩证逻辑思维模式是指导人们正确思维的科学方法，其最核心的原则，是要求人们对客观事物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真正把握这一原则，必须坚持辩证逻辑的基本观点，即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
（一）辩证逻辑思维模式强调实践的观点
在强调实践对于思维的决定作用方面，辩证逻辑思维模式同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循着相同的轨迹运行，二者都把实践当做“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因此，强调要“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定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正是源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这样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人类的实践活动在不断深化，科学的思想成果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在某个单一的局部产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却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和列宁大约更不会想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土壤上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居然以“中国特色”的方式，发展到如今这种令全世界瞩目的兴旺程度。“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一国两制”的成功架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无一不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这些理论，在以往的任何经典著作中都无法查找，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社会实践，为它们提供了崭新的立论基础和理性元素。
（二）辩证逻辑思维模式强调发展的观点
“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的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在形式逻辑推理中，所使用的判断是单一肯定或单一否定的形态，借以达到“非此即彼”的判断效果。而辩证逻辑的推理判断则不同，它强调既要反映矛盾的同一性，又要反映矛盾的差异性，“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亡”。任何事物的“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植物、动物，每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和自己同一又和自己相区别。”因此，辩证逻辑要求人们对事物作出这样的判断：
A亦非A
或：A既是A又不是A
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在不断变化，或是处于相对匀速的量变，或是在做加速度的质变。物体在运动中自我损耗，植物在生长中细胞不断增长，人在生活中随时都会产生环境、思想、情绪的变化。高与低、大与小、前进与停滞、先进与落后、高尚与卑贱？？一切有差别甚至相对立的事物之间，都有着无数游离转化的态势和趋向，于是就产生了诸如“祸中有福”、“失败是成功之母”、“好事可能变成坏事”一类的认识和观念。可以说，这些实际上都是辩证逻辑思维的一般成果。
辩证逻辑特有的“肯定否定规律”，客观地体现了事物发展到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性质，它要求人们按照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线索和状态去思维，去判断，去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思维，才能抓住事物的真象；只有这样的判断，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只有这样推断出来的结论，才能经得住实践的检验。
准确地把握辩证思维模式的发展观，必须在思维过程中把握好四个主要环节：一要注意程度的变化，二要考虑范围的变化，三要审视对象的变化，四要分析目的的变化。在思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坚持运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事物，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三）辩证逻辑思维模式强调全面的观点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处处离不开同其他事物的联系。而且，事物发展变化的状态、趋向、速度和过程，总是同这些联系的范围和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从人类认识和思维的角度看，片面性是人们认识道路上最容易犯的毛病。我们在观察处理问题时，如果不从总体上去把握事物的总体特征，不注意分析矛盾各方面的性质，就会“见木不见林”，甚至产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片面认识。因此，辩证逻辑思维强调全面的观点，要求人们：“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
首先，必须保证观察的客观性。认识事物，研究事物，不是凭主观的想象，不是凭一时的热情，不能局限于书本知识，更不能凭借个人的好恶行事。要避免“盲人摸象”的种种片面观念和片面认识，一切从实际出发，以观察的客观性确保实验数据的真实性，最终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其次，要苦练分析矛盾的“内功”。世间的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体，既要分清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也要看到对立双方（或矛盾双方）联系和转化的关键，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原因，促进事物的发展和转化，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
，真正从整体上全面把握事物运动的规律，从而获得对事物的全面的、完整的印象。
第四，要学会科学研究的系统方法。事物是复杂的，运动的，多侧面的，同其他事物具有普遍联系的。所以，认识事物、研究问题的方法就应当是多角度的、系统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