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为风潮的新女性主义文学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岛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震荡，出现了多元化的社会趋向。在政治形态上，国民党于战后台湾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到了70年代末遭遇新兴势力的强烈挑战。随着岛内民主化呼声的日益高涨，台湾当局于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了实行长达40年之久的戒严令。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性潮流，两岸关系的现实命题与呼吁祖国统一的时代趋势，使台湾当局被迫放松其政治控制以及与大陆的交往，海峡两岸40年的严密禁锢与隔绝终于被打破。在经济形态上，台湾都市化的程度更为提高，产业结构日益复杂化，正经历着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过渡。在文化形态上，大众消费文化的膨胀，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巨大冲击，后现代文化开始迅速崛起。社会环境与文化形态的多元化，使台湾文坛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写作路线，过去那种现代派文学或乡土文学一枝独秀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在多元化的文学趋向中，“80年代台湾文坛最引人瞩目的两个现象是：政治、社会小说的盛行，和女作家的崛起。”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化境遇中，显示了女性的群体力量。
新女性主义文学，是20世纪50年代初发韧的台湾女性文学在80年代的新发展，她以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激扬起女性前卫的时代旗帜。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新女性主义文学在作家群体、创作数量、文学品位、社会影响等方面，大有垄断台湾文艺界畅销书籍排行榜之阵势。众多的女作家异军突起，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女性文学潮流。在这阵容庞大的作家群中，小说家有李昂、廖辉英、朱秀娟、袁琼琼、肖飒、苏伟贞、蒋晓云、杨小云、李元贞、许台英、曾心仪、周梅春、陈烨、平路、陈艳秋、王玉佩等人，诗人有罗英、冯青、斯人、沈花末、夏宇、利玉芳、万志为、叶翠苹、曾淑美、陈斐雯、罗任玲等；致力于散文、评论的有龙应台、钟玲、郑明娳、洪素丽、方娥真、陈幸蕙、简女贞等。她们以现代社会知识女性群体觉醒的姿态，再创了台湾女性文学历史的辉煌。她们的作品，读者甚众，影响广泛，许多小说的题目，如《自己的天空》、《不归路》、《陪他一段》等等，甚至以社会大众流行语的形式颇具传播效应。
新女性主义文学于80年代台湾的出现，有其具体的原因。第一，在台湾社会工商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女性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准与就业率的不断提高，带来了知识女性群体与职业女性群体的扩大，这就为文学反观女性自身命运提供了历史的契机。1953年，台湾女性10岁至24岁人口平均只受到不足4年的教育，仅为男性受教育年数的57％。而到了1983年，台湾女性12岁至24岁人口已经平均受到10年教育，与男性相差无几。台湾自1968年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以来，小学生入学率大为提高。高等教育也从1950年以前的三所大学，发展到1980年的104所大专院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1982年达到8％，比10年前高出3援6％的比分点。女性因之而赢得的读书机会，为她们接受现代文明，从事文学写作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第二，女权主义运动的思想影响，为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勃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背景。六七十年代欧美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世界性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改变了台湾妇女生存的大环境。台湾的妇女运动，在一批女性主义者的努力下，不断掀起风潮。淡江大学教授李元贞于1982年2月创办《妇女新知》，在当时台湾这个女性主义的唯一阵地整整坚守了8年。随着晚晴协会和妇女教授会等新兴妇女团体的相继成立，分担并且支援了《妇女新知》的工作和理念，女性主义也开始从社会禁忌变成了文化市场中的新兴力量。台湾新女性主义运动的内涵，已经不再仅仅是解决女性的人生痛苦、婚姻悲剧和经济独立问题，它升华到以对男权统治的批判和女性自身的完善来建立两性和谐的社会，以女性的社会参与、人性自由和精神建树来实现女性解放的更高层次。80年代脱颖而出的台湾女作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新女性主义的潮流洗礼，李昂曾经直言：“我不否认我受到女权运动者的影响”；回眸文学生涯，廖辉英这样定位自己：“我是个女性主义者”；而对于李元贞来说，则是直接从新女性主义运动走向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事实上，“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化话语中的渗透改变了而且正在改变人们从前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使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正是由于新女性主义的思想启蒙，新女性主义文学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女性书写的创作新质和作品风貌。
第三，随着妇女社会参与机会的增加，台湾妇女更多的从家庭环境走向职业岗位，从爱情婚姻的私人空间走向社会活动的公共领域，从贤妻良母形象走向多元化的社会角色。这种人生背景与女性角色的转换，使妇女面临新天新地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着工商业社会与男权传统的多重困扰。从职业女性的角色紧张，单身女性的择偶难题或独身现实，以及外遇、未婚妈妈、家庭与婚姻的解决无力等问题；到社会禁忌的阻挠，男权话语的重压，环境污染的恶果，人际关系的疏离，社会暴力的存在，色情行业的泛滥等症结，台湾社会已经积累了诸多问题。尽管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基于男尊女卑封建传统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1985年2月，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柴松林在以“妇女最关心问题是什么”为题的问卷调查中，“妇女在法律上不平等”、“男女不能同工同酬”的问题仍居答案首位。80年代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正是从女性的自身境遇和社会境遇出发，来对女性地位的历史真相和生存现实勇敢发言。
如果说，女性主义批评者的各种主张，无非都是以“‘性别歧视’（泽藻曾蚤泽皂）为基本着眼点，来扫荡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批评里女性问题与女性经验受压制的现象，同时重新审定父系社会体制下男性主导所建立的文学成规，并进一步来解放被压制的女作家的视野与创作力，以产生更丰富的文学作品”；那么，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所要建构的，正是女性自己的叙述主体。
首先，以强烈的叛逆精神为先导，这是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所呈现出来的突出特征。对传统文化积淀的揭露和对男权中心秩序的颠覆，使文学达到对女性生存模式的反思和抗议。这种清晰明确的创作指向，带来了新女性主义文学对过去那种囿于一时一事、单纯控诉揭露的女性书写的整体超越。
被誉为“纯粹的女性问题作家”的廖辉英，她于198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油麻菜籽》，以“一笔写尽台湾妇女30年悲苦生活”的力度，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在人生命运、社会地位、婚姻境遇以及自身解放等方面遭遇的多重问题。这部作品的突破，一是向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挑战，让女性看清自身边生存的历史真相；二是通过阿惠的母亲对“油麻菜籽”命运观自觉认同，深刻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给女性造成的集体无意识。
以《杀夫》而惊世骇俗的李昂，其作品从性文化角度切人，批判锋芒直指男性沙文主义，作品对父权中心秩序颠覆的力度，令看惯了文学的男性社会震惊和愤怒。主人公林市在父权统治下经济不能自立的生存凄凉和自我被物化的悲哀，写尽了旧时代里“生为女人不是人”的女性悲剧。
其次，面对台湾经济转型时代的妇女问题，新女性主义文学是以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从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角色冲突等问题切入，写出了台湾妇女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的角色转换。
这种描写往往从传统女性和职业女性的层面上展开，在传统女性那里，婚变、外遇带来的情感危机和人生搁浅，是她们遭遇的致命伤。在这种境遇中的挣扎、沉沦或突围，构成她们主要的人生内容。萧飒《唯良的爱》中的唯良，袁琼琼《自己的天空》中的静敏，廖辉英《爱与寂寞散步》中的李海萍，《不归路》中的李芸儿，就是这种挣扎于婚变和外遇中的传统女性。对于职业女性而言，困扰她们的，主要是女性角色多元化而引发的人生冲突，诸如在事业与家庭、爱情与婚姻、个人与社会之中选择的两难境地。廖辉英的《红尘劫》、《今夜微雨》等作品，集中反映了这种事业领先、学有所成的现代女性的情感困境。
再者，新女性主义文学是以建构和重塑的积极导向，塑造了充满现代精神的女强人形象，意在倡导女性的自我觉悟与自我完善，建构起女性的独立人格。朱秀娟的《女强人》中的林欣华，廖辉英《盲点》中的丁素素等人物，都以富有时代气息的形象塑造，显示了台湾新女性的成长过程。与从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比，她们已从原来的从属地位逐渐向主体地位移动，在求生存、求平等、求发展的奋斗中，显示出“思想、信仰与力量”的锋芒。
新女性主义文学的批判锋芒、现实指向和重建精神，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自觉和文学的进步，也为台湾社会的价值观念变革和两性关系改善带来了新曙光。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传统与现实的冲突，新旧价值观念的矛盾，男性规范与女性革命的牴牾，又常常缠绕着现实人生，影响着文学创作。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方面，从挣脱传统权力关系出发的某些现代女性，虽然经历了两性关系的调整与经济自立的奋斗，她们仍然挣扎于传统与现代角力的泥潭，以致于重新迷失自己。袁琼琼和苏伟贞笔下的一些女性人物即是如此。另一方面，新女性主义文学中的某些女强人形象塑造，还存在着理想色彩较重，浪漫虚幻有余，本真深刻不足的缺失，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和丰满性。
李昂：性文学领域的大胆叛逆
有着台湾文坛“怪杰”之喻的李昂，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台湾女作家中，数得上是现代意识最浓、批判性最强的一位女作家。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坛上，她以令那些看惯了文学的男人们震撼乃至愤怒的性文学系列小说，向封建传统观念以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从而走在了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前列。
李昂的身世背景与成长过程，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昂的故乡鹿港是一个历史悠久、民风淳朴的小镇，从前是大陆商船抵台的第一站，曾经有过商贾云集、文风鼎盛的历史辉煌。特别是从康熙23年至道光22年前后这158年的历史中，被称为台湾文化的“鹿港期”，堪称中国古文化的标本。当时的鹿港文风颇盛，曾有“三步一秀才，五步一举人”之称。李昂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事业成功的商人，经营之余，也十分爱好中国古典诗词。在父亲的早吟晚诵中，李昂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小学时代即能背诵整首的《长恨歌》和大量唐诗。与此同时，鹿港作为一个累积无数神鬼传说的老镇，这种成长环境还酝酿了李昂对于鬼魅、超自然情境、秘教仪式行为以及冲破封闭空间的书写情致，映现了在60年代以后急速变化的台湾社会中，鹿港古镇如何从曾经的繁华走向封闭衰颓的过程。
在论及李昂创作背景的时候，人们都不会忘记施家三姐妹的互为影响。作为台湾文坛的“文学三姐妹”，大姐施淑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二姐施叔青是定居香港的颇有影响力的小说家。1964年，13岁的李昂进入彰化女中初中部的时候，16岁的二姐已开始发表作品，大姐也留给家中大量的文学作品，李昂遂开始广泛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及武侠小说。成长于姐妹们比赛着要当作家的文学氛围中，写作的梦想一直是李昂跃跃欲试的精神动力，并得到姐姐们的鼓励和帮助。14岁那年，她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安可的第一封情书》；16岁的时候，其短篇小说《花季》发表于台湾《征信新闻报》，并被选人《五十七年短篇小说选》，李昂由此跻身文坛。对于李昂来说，“早年开始写作，只是由於内在冲动，觉得用文字可以作最好的表现，於是选择了写作。现在，真正是为了创作有的魅力。只有创作是个永远无法征服的爱人，你以为把握了它这个面，一转眼，它又以另个面貌出现。所有的爱情都会褪色，所有的情人都会令你疲倦，只有创作，是个永恒的情人”。“为了爱，为了爱创作”，基于这样一种文学信念和创作动机，李昂走过了几十年漫长的文学生涯。从1968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结集出版的小说和散文已达到19部。
李昂在创作不断带来反响的同时，也被称为“最引起争议的作家”。李昂既受到她所生存时代的社会与文学的影响，也与她创作历程中的文学生态环境有着微妙的错位。这使她在引人瞩目的作家地位背后，实际上又有着不在文坛潮流之中的“边”写作境遇。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张文学成绩单：1968年，李昂的处女作《花季》一发表，就被选人台湾《五十七年短篇小说选》；1980年，其作品《别可怜我，请教育我》获时报文学奖报导文学首奖；其小说《误解》获小说甄选奖佳作；1983年，李昂以中篇小说《杀夫》获联合报中篇小说奖首奖，之后作品被译为美、德、法，日等国文字，《杀夫》和另一部作品《暗夜》还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李昂这个名字也在台湾不胫而走。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李昂不断成为箭靶的情形。围绕着作品中的性及与之相关的道德评价问题，李昂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作家。20世纪70年代初期，李昂以大学校0的性问题所写的《人间世》，招来了所有难听的罪名辱骂；1984年，她因中篇小说《杀夫》，再度被套上种种不道德的罪名；1997年，李昂因为短篇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又起风波，文坛政界热闹非凡，一时众说纷坛。“李昂是个问题意识强烈的作家”，其小说不以文采取胜，而以问题的发掘见长。性既成为问题，多半与畸情的、扭曲的男女关系有关。
李昂的小说世界里，经常涉及此类问题，这本身就容易成为人们道德评价的箭靶；更何况在台湾工商业社会的文化操作与充满政治乱象时代的当下介入中，此类问题的争议更带着纷繁、迷乱、喧嚣的色彩。这种没完没了的“罪名”，常常让李昂感到被误解的寂寞。不仅如此，李昂还清醒地意识到，她总是与文坛潮流不甚合拍的步伐，使她不时地面临一些错位的尴尬，也更多地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争议。这情形，如同作者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