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信息是变化了的社会需要对媒介报道提出的要求。新闻媒介报道理念发生变化，背后的原动力必然在于社会变革引起的社会信息需求变化。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最持久的动力。由此衍生出的信息需求使“解读”信息成为各种利益主体的必然要求，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决策主体的多元。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几乎握有所有的经济决策权，产、供、销由政府计划决定，企业不能自主经营，不需要自主决策，不必关心价格、行情等信息的变化，信息需要少而单一。随着向市场经济转轨日益深入，情况有了根本变化。
市场经济的特点就在于决策主体多元化并且追求利益最大化。信息的最重要作用在于为决策提供根据，只有正确的决策才能使主体做出趋利避害的理性的最佳选择。而决策的正确与否不仅取决于信息获取的迅速、真实，同时也取决于信息的充分和完备程度。在相对固定的条件下，决策主体行动的风险程度取决于其获取信息的速度和质量。政府、企业、家庭、个人都面临更多的决策需要和可能。渴望及时、充分、可靠、有用的决策参考信息以供正确决策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众多分散的、多元化的决策主体的当然选择。
所谓决策参考信息，就不能停留于一般的事实性的信息，而必须进一步提供关于事实的原因、影响等解读性信息以供决策参考。因此，在一般市场经济的意义上，决策主体（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处于自身利益需要必然会要求媒介提供信息的解读。例如——
案例2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引题）
今日起降低存贷款利率（主题）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孙杰）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宣布：从12月7日起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并同时降低中央银行准备金存款利率和再贷款利率。
据悉，此次降息，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平均下调0．5个百分点，其中活期、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不变，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由4．77％降为3．78％，其他各档次存款利率作了相应调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平均下调了0．5个百分点，其中一年期贷款利率由6．93％降为6．39％，其他各档次贷款利率作了相应调整。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存款利率，由现行的3．51％下调为3．24％；再贷款平均利率由现行的5．61％下调到5．06％；再贴现利率由现行的4．32％下调为3．96％。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7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仅要知道何时降息，降了多少，还要知道银行为什么降息，降息要达到什么目的，对国家、对企业、对老百姓又意味着什么。
《日本经济新闻》12月7日报道，题：中国今年第三次
降低利率以谋求刺激内需
中国人民银行6日宣布，从7日开始降低国内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降息幅度平均为0．5个百分点。这次降低利率是今年7月以来的第三次，是1996年5月以来的第六次。降低利率的目的，是对拥有巨额不良债权的国有商业银行及国有企业的经营提供援助，同时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
中国面临消费下降的严重局面，而且物价指数也很低。为了使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的目标，中国政府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大幅度地扩大了公共投资。尽管如此，由于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出口出现不旺的局面。
中国政府的想法似乎是，要在即将迎来建国50周年的1999年使经济复苏，那么通过降低利率来扩大投资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是要通过减轻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率负担来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
（《参考消息》1998年12月8日）
上面这篇报道不仅传递了央行降息的信息，而且通过进一步说明降息的目的就在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减轻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率负担，保持金融体系稳定。这就使人们不但知道了央行降息，而且从不同方面对降息的原因、目的有了更透彻的理解，企业、个人、家庭可以据此作为某种投资和生产决策的参考。相比之下，《人民日报》的降息报道在理念上仍停留于一般的信息告知阶段，缺乏解读性。
这就是“解读”，更多的时候，只有解读信息才能为决策提供依据。
了解信息并不等于理解信息，只有理解了信息才能更好地把握信息。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信息对人们的工作、生活必不可少，但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如果不能解读、理解信息，对决策没有用处。因此，不仅追求信息而且追求对信息的理解已成为当今媒介报道的新趋势。从世界范围来讲，西方各主流媒体特别是各大报已基本通行这种解读报道的模式，中国媒体最近两年已开始重视“信息解读”。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受众需求的旺盛，不仅要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要解释“意味着什么”。这种解读报道模式的重要性今后将在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日益凸现。
社会联系的广泛性。
“变动产生新闻；关系决定需要”。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逐渐形成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快速与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浪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通讯业的迅速发展，把偌大的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这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世界关系越来越密切，上至国家，下至每一个企事业单位、家庭乃至个人的生存、发展都与世界发生日益密切的联系。例如，一个企业开发一个新产品，那么它不但要了解中国国内市场，还必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同类产业、市场的状况。一个国家不管它与中国是近邻还是远邦，它们发生的变动、政局的动荡、经济金融政策的改变、市场的新变化、疾病的流行、灾难的发生等，都可能会跟我们的某些企业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许多个人，带给我们机遇或挑战。总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无论普通的百姓，还是企业的决策者、政府的领导人，都比以往更加关心从身边到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变动，关心变动引起的关联反应是否关及自身的利益、企业的经营、政府的决策。这就需要我们的媒体提供更多的信息，同时，提供更多的解释，使我们的企事业单位、每一名受众了解每一个变动与我们的关系，把握每一个变动可能带来的得与失，利与弊，以便及时采取趋利避害的举措。这就是为什么像《环球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这样的报纸受读者青睐的原因，因为这些报纸对企业、市场的动向作了比较深入的解读。
利益的分化。
市场经济的进程，使中国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化，社会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一方面，在旧有的社会群体内部裂变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如在传统的农民群体里，已分化出农业人口、农业工人、农民企业家、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乡镇企业经营管理者等；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群体外部，产生了许多新兴的阶层，如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雇员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中，将当代中国社会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等10个阶层。
群体的多元与分化必然带来利益的分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也是利益分化和重构的过程；市场经济导致阶层的变动从而也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虽然从长远看，人们的总体利益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每一次社会环境的变动面前，在每一项改革举措面前，不同群体的利弊得失就有了不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改革初期通过放权让利和体制能量释放使改革参与者普遍获益的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似乎任何改革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成本，触动一些基本社会群体的利益”。改革越是深入，人们越是认识到“以利益的全面调整为重点，改革难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
群体分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与分化，反应在受众信息需求上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求媒介在新闻报道中加强“解读”，对最新发生的社会变动可能对不同利益群体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解释和分析，对一项新的社会改革政策对不同群体带来的得失利弊提供解析和预测。我国传媒对我国加入WTO的影响的报道，是“利益解读”的典型案例：对政府职能转换提出的要求；对农业的影响；对汽车业等需要保护的民族产业的影响；金融、保险、零售等产业开放后的竞争格局的变化、企业的应对之策等。这样，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内的决策者、从业者可以据此作为应变决策的参考。类似的案例，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媒介上。在今后的社会变革进程中，“利益解读”会成为普遍的信息需要。
意义：解读的内容
既然社会的发展使人们提出了解读信息的需要，对媒介而言，意味着报道模式从以往单纯告知型的信息报道向解读性报道转换。那么，媒介的解读重点在哪里呢？简单地说，解读就是分析、说明新闻的意义，即解释新闻事件的原因、目的、内涵、影响、联系或预测事件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单纯注重“What”（何事）的信息报道将逐步让位于解析报道。
解读原因或目的。
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背景或背景新闻）有时比新闻事件本身还重要，这里主要指发生新闻事件的原因或目的。
案例3
2003年11月12日，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签订了总价值6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而人们不仅需要知道签订了哪些订单，更重要的是还要知道为什么在这时签订巨额采购订单，中方出于什么目的。《东方早报》2003年11月14日在头版刊发消息同时配发新闻分析《订单“抚慰”美国制造业》，指出中美双方此举“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数月来的美中贸易‘纠葛’，抚慰了美国‘受伤的’制造业”，“美国制造业将因此产生不少就业机会，‘人民币汇率之战’或许因此得到缓和”。
诸如此类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2003年1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中国当年全球竞争力排名，近年一直以“经济一枝独秀”著称的中国仅列第44位，舆论哗然。《解放日报》刊载记者对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项目主任的专访，以“卢佩斯沪上指点中国‘软肋’：全球竞争力排名为何下滑”为题解开人们心中疑窦。2003年10月22日，援助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召开，58个国家、25个国际组织和各国225家企业代表参加会议，《解放日报》除了刊登新华社的会议消息之外，又同时重点推出独家专访《解读：援伊背后的动机》，对美、法、德、俄、日各国的援伊动机分别进行了分析。
再如，2003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设立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和征信管理局，将原来保卫局改为反洗钱局。显然仅仅报道央行新增加了哪些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受众更需要知道的是央行为什么要有这些机构，这些机构都会有哪些新的功能。
“给新闻更多的背景”才能“给事实更多的理解”。在解读时代，原因、目的等新闻背景在记者眼中不再是次要的、衬托性的材料，而是记者重点开拓的对象。
解读事件的含义。
信息的含义有时比信息本身更重要，媒介往往把单一的新闻事件放在产生新闻的环境中来解析新闻“意味着什么”。
案例4
2001年7月5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时44分（北京时间5日晚7时44分），美国总统布什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通电话。传统信息报道重点在通电话的内容、经过（《环球时报》在2001年7月5日刊载了长篇通讯《布什给江主席电话》），而解读式报道重点在双方特别是美方主动通电话的意义：“美国总统布什上任半年，首次主动致电国家主席江泽民，表现出友善姿态，反映他正调整鹰派外交作风，回归务实”。（《香港经济日报》200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布什就职以来第一次同中国领导人江泽民通了电话。在布什执政的最初几个月同中国疏远之后，他以此开始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这次通话发生在美国间谍飞机运回美国和布什决定不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之后，被认为是和解的举动。”（西班牙《国家报》7月7日）
案例5
2003年10月25日，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俄检查当局逮捕，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应。媒介没有把它看作单纯的司法案件，而是围绕关于霍氏被捕前前后后大做文章：《南方周末》头版发表评论《俄罗斯霍氏事件标示了什么》，指出“霍氏被捕以及俄罗斯内部出现的政争，表明普京就任总统以来罕见的政治稳定局面告一段落。分析家认为，冲突和政争，事关俄罗斯未来走什么样的道路。而如何对待大实业家，则是这一关键抉择的综合标尺。”《解放日报》在11月4日用近整版的篇幅刊登以《霍氏归案一石多鸟——普京欲塑俄政经新格局》为题的专文，文中引用观察家的观点分析了霍氏事件的意义，指出“这意味着普京正在朝着结束叶利钦时代，迈向真正的普京时代方向推进，这不光是指沃洛申等一批前朝重臣将从此消失，对寡头的姑息容忍将大体上终止”，“可以预见一个全新风貌的俄国政治经济格局将会展现于世人面前”。
含义的深入剖析，使人们对事件的复杂内涵有了更深、更远的理解，对事件的内在意义和价值才能有更准确的判断。同样，“新华社消息：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达到3160亿美元，同比增长38．8％，增幅比上年末提高3．9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高，位居世界前列”（转引自《新闻晨报》2003年4月16日）。这是典型的信息报道，外汇储备突破3000亿美元对读者只是获知数字的变动，但变动的意义何在呢？2003年3月10日，《新闻晨报》在报道我国1997年至2002年外汇储备增加时，就以《2864亿美元不算多》为题刊发了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的访谈，就“2864亿美元外汇储备算不算多？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又意味着什么”采访了郭树清，同时还在新闻链接中摘引了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对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看法，阐述了“我国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战略意义：这是抵御国际风险的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中国经济走向更发达阶段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这是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可兑换的一个必备的条件”。数字是信息，报道传达了信息，但很多情况下，未经解读的信息对受众而言可能就是“无效信息”。在理念上，《新闻晨报》关于我国外汇储备的报道要领先于新华社的报道。
解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