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国媒体在新闻报道上的一个突出之处是“炒作”，尤其爱狂炒社会名流。几名著名大学的教授因为抄袭他人学术成果被拉出来示众，成为所谓“学术腐败”的铁证；一些医院、一批医生因为误诊误断、手术失败而成为“草菅人命”的典型；一些法院、一批法官和律师因为暗箱操作、接受贿赂而成为“司法不公，天理不容”的代表，如此等等。这些炒作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对社会上的那股怀疑主义的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去，我们社会里总有人动不动就会说当官的是“无官不贪”，经商的是“无商不奸”，先富起来的是“为富不仁”，当警察的是“警匪一家”。而现在，我们过去心目中仿效的楷模、崇敬的偶像都已斯文扫地，天下真的“墨墨黑”，我们国家的光明何在？希望何在？维系社会的价值体系何在？
但是，这根本不符合事实。教育界、医务界、科技界、司法界、理论学术界，集中着我们国家的社会精英群体。这批社会精英一般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群体历来以其爱国、守法、敬业、诚信、追求真理而受到人们的尊敬，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尤其是青少年的偶像。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小学生在“我的理想”的作文中，那么虔诚地写下当医生、当教师、当科学家、当工程师的志向。在他们的身上，活生生地体现着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所以，主流媒体精心呵护主流价值观，必须精心呵护我们的社会精英。
毋庸讳言，社会精英群里会有败类，会有丑闻，对于严重触犯刑律者，确要予以揭露、抨击。但我们想想，中国有那么多的医院，一年几十万个手术，出现了几十、几百个误诊，值得大惊小怪吗？教育界、理论学术界，每年出版上百万篇论文、著作，有那么几件抄袭，就可以称之为“学术腐败”吗？能这样大肆炒作吗？2003年的2月10日，是美国NBA的全明星赛，实际上是为大明星乔丹歌功颂德的盛会，到场的球迷、球星长时间为乔丹起立欢呼，毫不吝惜地把“英雄”的称号送给他。乔丹确实是一代伟大的球星，但人们不会忘记，乔丹爱赌，据说一场高尔夫球比赛赌注达几十万美元；乔丹还有许多“一夜情”，以至于他的太太难以忍受，公开提出和他离婚。对于新闻界来说，乔丹的婚外恋毫无疑问是可以狂炒的“猛料”。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有一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而且确实有把尼克松总统拉下马的“水门事件”。但是，全美国那么多报纸、电台、电视台对乔丹“一夜情”的内幕却惊人地保持一致的“沉默”，对于乔丹可谓爱护有加。这是因为乔丹是美国的“英雄”，是美国人心目中的偶像，是美国精神的体现。美国传媒的这种做法确实是发人深思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媒体开始步入市场，随即引入了竞争机制。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各媒体用各种方法来争夺受众市场的占有率，竞争使得我国的媒体重现生机。这无可厚非。引起非议的是，有些主流媒体在争夺眼球的大战中，不计社会后果，甚至明知有损于国家利益、公众利益而恶炒新闻，包括炒作社会精英的所谓“丑闻”，越是社会名流越炒得起劲。在我国，媒体的性质决定了媒体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媒体，尤其主流媒体不能忘记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精心呵护我国主流价值观，精心呵护社会精英，这是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的一个具体体现。
富人和主流价值观
时代在进步，主流价值观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不断充实。“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句名言给中国注入巨大的活力。和“发展是硬道理”这一中国当前的主旋律相一致，创新、开拓、进取已成为激励、鼓舞我们的时代精神，并融入我国的主流价值观。没有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发展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在当代中国，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集中体现在一批先富起来的群体身上，这主要是企事业的高层管理者、科技工作者以及民营企业主。社会学家把他们称之为“富裕阶层”，但人们却习惯地称之为“富人”以对应于穷人。
在中国，“富人”这个词往往有褒贬各半的双重含义。人们一方面羡慕他们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嫉恨甚至仇视他们的品行，“无商不奸”、“为富不仁”流传了千百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中，对“您认为在如今社会的富人中，有多少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问题，仅有5.3％的人回答“有很多”。
在这样社会心态的影响下，我们的媒体在揭露谴责腐败行为的同时，舆论之剑有时也剑走偏锋。它们常常抓住几个典型，横扫全体富人。2002年，抓住刘晓庆的偷税漏税案，全国媒体都一拥而上来谴责富人，似乎所有富人都是靠偷税漏税才致富的；2002年中，借福布斯公布中国富豪榜时，又无情揭露各年落马的富人榜，使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活像一份“死亡名单”；2002年末，又趁全国剿杀食人鲳事件，声讨商人的逐利行为。我们的媒体一面严厉谴责“穷庙富和尚”现象（这种谴责是正义的），另一面又不断树立富庙穷和尚的先进典型——那些为国家创造巨额财富的经理、科技人才，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媒体这样做法，无疑给国人的仇富心态推波助澜。
这样的心态不符合市场逻辑，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只不过观照着一种传统却是陈旧的观念。这种传统观念总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对立起来，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损人利己”——个人得利就必然他人遭殃，富人富了必然导致穷人穷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克己奉公”——要利国利民就必须牺牲自己。这是一种“零和对局”。但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可以为社会增加财富。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也就是说，主观上为个人逐利，客观上可以造福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有一句名言：“保证我们营养的不是面包师的仁爱，而是个人对利润的追求。”在我国富裕阶层不断扩大，个人拥有财产不断增加的同时，我国综合国力也在不断提升，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在我国的富裕阶层中，对科技人员的致富，意见似乎不多；对经理们的致富，意见不小；而最遭人诟病的是民营企业主。权钱交换，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侵吞国家、集体财富等所有恶行劣迹，似乎他们都有。即使是一些目前很出名的民营企业家，在创业之初，也或多或少有些不光彩的行为。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民营企业主在他们创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百折不挠、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在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也为集体、国家积累财富，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我们现在看到这批大款们腰缠万贯，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如果稍稍深入了解一下会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经历过几起几落，付出了比常人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和磨难。目前个体、民营经济创造的GDP，已占全国GDP的30％，东南沿海省份更高达60％以上。在过去的10年间，个体、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提高到20％，平均每年提高近2％，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运行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一方面，个体、民营经济在快速增长，对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做出贡献，各级政府也在不断扶植民营经济，另一方面，我们的媒体却集中地、持续地揭露民营企业主的“恶行劣迹”，这有悖于公正，有悖于时代潮流。我们应该看到，在民营企业主的身上，非常集中地体现出不断开拓进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敢于冒险的精神，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的精神，是建设小康社会特别需要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能成为我们的主流价值观，那将极大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这正是我们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责无旁贷的工作。
当然，中国正值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社会结构的多元和分化等都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和衍化提出了现实的挑战，这也不同程度地加剧了媒体在弘扬主流价值观时的困惑。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符的主流价值观和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的社会整合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并非媒体单独就可以完成。但新闻媒体必须自觉意识到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自觉意识到塑造、维护主流价值观的意义，自为地张扬、捍卫符合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精神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