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大众化媒体要求在最大限度上寻求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兴趣点。在一个分化和多元的社会中，所谓共同兴趣，外延越大，内涵越小，结果自然集中到人人皆有的日常生活等软性内容上去。这些需求当然是适当的，是必须有媒介去满足的，但不能要求所有媒介都一味去迎合这种共同兴趣，否则必然造成媒介内容的大量重复。大报小报化、日报晚报化就是这种“求同意识”的反映，这不是党报所长。
也有人主张，党报不要完全迎合而是要兼顾这种共同兴趣。但这种“软硬兼施”的结果会却造成党报内容上的庞杂、编辑方针上的含糊和编排风格上的混乱。如果让党报从军国大政到衣食住行无所不包，一面是军国要务，一面是花鸟虫鱼，一会儿是敏锐深沉的思想，一会儿又是风花雪月的低语结果会怎么样？党报最终可能不伦不类，成为“大杂烩”或“四不像”。
可见，迎合不行，兼顾也要不得，党报应是时下中国一份最严肃的高级报，它就是要做到“硬”（硬新闻唱主角）、“严”（内容严肃）、“高”（格调高雅）。
有人担心：曲高和寡。但如前所述，和者虽寡，和者重矣。党报追求的是以严肃内容覆盖社会决策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怕就怕，党报内容不软不硬，不高不低，不俗不雅，既迎合不了大众兴趣，又失去了核心受众，结果两头不靠，那绝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正如开头提到的，即使在西方报纸中也存在一种政企合一的高级报，如《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它们面向中上层社会，在追求发行量和利润额的同时，更看重政治影响力，突出严肃内容，坚持严谨报格，在国内国际都建立了很高声望。这对我们办党报是一种启发。从世界范围考察，从追求共赏到追求分赏，实现高级报和通俗报的分流，是现代报业发展的潮流所向。这说明党报在改革中明确自己的高级报的报格，是非常符合这一发展趋势的。特别是中央级党报更应力求大报影响力，而不是单纯执著于发行和利润。
实际上，如果党报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内容风格，同时大力改进宣传艺术，党报潜在受众量会不断增加。例如，这些年日渐增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随着越来越多的干部、知识分子的融入，他们将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党和国家政策对其经济活动的重大影响力，只要党报成功满足这种需求，这些人很容易变成党报实际读者；而另一部分原先文化素质较低的私营企业主，随着市场秩序和规则的确立，外在环境会迫使他们关心、研究方针政策，以为经营决策参考。由于其自身理解消化能力差，更依赖于媒介解析，他们会在半推半就状态下逐步成为党报读者。反之，如果党报内容庞杂混乱，自然无法争取他们。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党报之功能特性决定了它的报格，它应以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树立起严肃高雅的中国大报之风。这是党报真正应当追求的目标。
总之，党报视党性为最高准则，这就决定了党报发展必须明确党报姓“党”，围绕这一原则特性，确立党报观念和发展策略，否则党报不会有真正的前途。
大型综合性日报一直是报业的主干，世界各国莫不如此。而在我国多数地区，大型综合性日报迄今都为党报垄断，这是党报优势所在，也对办好党报提出了当然要求。
但这里有一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党报改革要真正实现自己的功能地位、受众定位、风格定位，树立自己的权威，必须有赖新闻政策上的“减压”。其实导致近年党报报道向“软性”方向发展，除了党报想抢占市场占有率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很多硬新闻尤其时政硬新闻控制过严，规定过死，读者关心的许多重要新闻无法公开报道。
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份严肃的高级报纸主要是依靠时政新闻取胜的。中国新闻媒体难以和西方发达国家新闻媒体抗衡，除了物力、人力的差距外，最大原因就在中国新闻媒体的时政报道很滞后，以至于不得不“出口转内销”。每当出现重大事件，有条件的读者纷纷把目光转向国外媒体，没条件的就看《参考消息》。
所以，党报能否重树权威，有待于中国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改革。
主流媒体与主流价值观
振兴党报在内的主流媒体，对传媒业而言，在于重铸传媒业的核心，改变主流媒体边缘化的现状，而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涉及转型期的中国主流价值观的重塑、维护和发扬。
主流媒体是主流价值观的支柱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是多元的，价值观同样也是多元的。在这当中，总有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称为主流价值观（或称基本价值观）。“在每个独立的社会中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其他的则处于协从的或对立的状态。主流价值观反映出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的基本取向，反映出一个国家主流社会的基本意愿。一个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彰显，表示出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有序，并将有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一个国家主流价值观的混乱，必将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一个公正、公开、公平的市场经济能够建立在一个主流价值观混乱的社会生态环境之中，那是不可想象的。
套用一句老话，主流价值观的倡导和彰显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政策的导向、领导的身体力行、干部的选拔任命、奖罚的分明，都对人们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主流媒体——综合性日报（指每日出版）、大的电台、电视台在张扬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在世界各国，主流媒体是主流价值观的支柱，是社会的共识。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赫伯特·甘特把社会稳定和新闻媒体联系起来认识新闻传播的意义，他指出，“新闻本身不局限于对真实的判断，这也包含着价值观，或者说，关于倾向性的声明”。他还认为，在西方各国，媒体不仅仅是报道正在或已经发生的事实，还在或明或暗地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以其理想的图景力挺主流价值观。在美国，各家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媒体在具体问题上可以各抒己见，甚至争得口沫横飞，但在倡导基本价值观方面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这是因为美国主流媒体在重大题材报道的基本口径上都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马首是瞻，跟着这两家大报的调子起舞。教会和大众传媒成为维护西方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两大精神支柱。
主流媒体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支柱还在于媒体的影响过程和人们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十分默契。人们的“价值观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它们是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逐渐形成的，并不断地发生变化或得到增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传播学界对大众传媒的效果的共识是适度效果论：大众传播对受众的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大众传媒通过每日每时、无处不在的传播网络影响着受众的情绪、情感、态度、思想和行为，当然也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影响。这既包括着连续不断的新闻报道、评论，也包括着电影、戏剧、电视剧中鲜活的人物形象。
在中国，主流媒体除了世界各国媒体所共有的持续长久、覆盖面广的性能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在受众心目中的权威性，尽管近10年来这种权威性有所减弱，但它依然存在着。受众还是习惯地把这些主流媒体当作“生活教科书”，中学生们把这些媒体当作“第二课堂”。这种权威性在受众的心目中逐步成为价值取向的标杆，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在受众心目中很清楚。
尽管主流媒体事实上已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支柱，但我国的主流媒体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在呵护主流价值观呢？从实际表现看，有时清醒，有时模糊；有些清醒，有些糊涂。一句话，自主自觉的程度并不高。
社会精英和主流价值观
我国的主流媒体对于呵护主流价值观自觉程度不高的典型表现是主流媒体对待社会精英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