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姓李名耳，字老聃，楚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生于春秋末期周灵王之世，约公元前570年—前580年。他出身于士大夫家庭，从小聪慧好学，曾师从当时的大学问家商容。二十多岁时任周王室守藏史（管理国家文物典籍的官员），先后供职三十多年。在此期间，他得以博览周王室的图书史料，掌握了一般人难以得到的历史知识。同时他对周王朝的腐败没落，王室贵族内部、王室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倾轧、征讨内幕也有了比较深刻的亲身感受。约在公元前516年左右，周王室内部发生了王子朝之乱，老子乃弃官回归故里，不久，即迁至沛泽隐居。其后，周王室愈益衰微，诸侯征战不息，民不聊生，社会动乱愈甚，老子遂西行，进入当时政治比较清明、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的秦国，在扶风一带归隐。据司马迁《史记》所载，他活了一百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明清以来许多考据家认为不可信，有的说他最多只活了九十多岁。不过，在当时那种生活条件下，能活到这把年纪，也算是一位罕见的高寿老人了。
由于老子晚年过着隐居生活，又“以自隐无名为务”，他的行踪自然很少引起世人注意，因而对于他的一切活动以及离世的具体时间，未能留下可靠记载。到司马迁为他立传时，虽相距不过四百多年，而对于老子其人，却已有几种不同的传说：有的把他当老莱子，有的说他是太史儋，使人莫辨真假。司马迁虽然如实地列举了以上传说，然而他毕竟没有忘记作为史官的职责；还因为他和他的父亲司马谈都是老子之道的向往者，自然也不愿意让这位哲人的真面目作为悬案而搁置起来。为了查清事实，他对上述传言作了严肃认真的考证。老莱子虽是楚人，所处时代与老子颇为接近，且同属道家者流，但他的著作不是上、下篇，而是十五篇。周太史儋虽也到过秦国，但太史的执掌和守藏史显然不同，而且太史儋比孔子晚出一百二十九年，与孔子问礼于老聃的事实显然悖谬。此外，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又明确指出：“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孔子皆后之，不并世。”明白无误地解开了老莱子之谜。此外，出于史官特有的慎重态度，司马迁还不厌其详地列举了老子的世系。这在《史记》七十篇人物列传所涉及的近二百位人物介绍中，只有老子一人。应当说，这已为《史记》的正面记载提供了足够的证据。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竟有不少学人把司马迁这种提出问题、解答问题的手法，错误地当作存疑之笔，因而引发出一场“老子究竟是谁”的争论。此种争论到了晚清、民国初年更趋激烈；有的甚至指责司马迁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庄子》著作（其中记述老子的事迹有十六处：有七处记述老子及其弟子的活动，九处关于孔子向老子问礼、求道的资料），认为存在着崇道抑儒倾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查阅当时著作，记载老子活动的，决不止庄子一家，即使在儒家的权威著作中也不少见。如《孔子家语》中，就有孔子适周，见老子问礼的记载；《礼记·曾子问》也有四次提到孔子向老聃求教的记录。而且这些资料历来为各种学派所接受。因此，我倾向于认定老子即是老聃。这是近代一百多年来，许多考据专家经过长期争论、反复考证得出的历史定论；毋须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继续进行那些不必要的争论。
《道德经》的作者为老聃，在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写得很清楚：“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明确记载此书，乃是老子归隐前留下的传世之作。到汉景帝时，由于道教盛行，始依其内容，改称为《道德经》（《法苑珠林·六十八》引《吴书》“阚泽对孙权曰：‘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后至唐代，由于唐太宗自认是老子李耳之后；唐高宗还亲自到亳州老君祠祭拜，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尊称《道德经》为上经。从此，老子所著言道德之意的上下篇，便以《道德经》闻名于世。但自清末以来，由于梁启超等著名学者发起了“老子究竟是谁”的争论，于是道德经的作者以及成书年代也随之受到质疑。有的甚至认为这本书不是老子本人所写，而是其再传弟子环渊等人辑录而成；有的甚至把《道德经》的成书时间推到战国以后。这类质疑，虽然证据不足，未能推倒司马迁的记述，却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近百年来，许多学者卷入了这场争论，多方面地搜集资料，经过比较分析，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渐趋一致。近代考据家胡适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列举出许多可靠资料，认定“《老子》一书，在先秦诸子著作中最为真实，其中假的最少”。台湾以研究老子闻名的陈鼓应教授也认为“《道德经》很可能出于老子一人的手笔”（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特别是我国文物工作者继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之后，1993年又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竹简《老子》。经专家鉴定：该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虽经数次被盗，剩下的部分竹简，仍整理出2046个字，约为今本的五分之二，其中较完整的章节，与今本内容基本一致。这就为《道德经》的成书年代，提供了更有力的佐证。虽然如此，但也并不排除迄今流传下来的版本没有讹错之处以及后人增补成分。从现有各种版本分析，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类以唐傅奕本和帛书《老子》为代表；一类以汉河上公及魏王弼为代表，竹简《老子》亦属此类。前者语辞较多，错别亦多；后者文字简洁，错别较少。但印证老子本义，其思想脉络基本一致；两种版本各有优劣，算是“大醇而小疵”，似不应肯定或否定一方。综合近期学术界研究意见，我倾向于认定：在我国文字书写方式发生大变革以前，老子的《道德经》曾以两种方式流传于世：一种靠少数文人用刀在竹简上刻写，主要在贵族阶层中保存；另一种靠口头传诵（或据口述留下的抄本），大多流行于民间及下层知识分子。随着年代久远，战乱频仍，竹简的混乱失真，自然不足为奇；口语流传，辗转抄刻，更难免发生讹错。因此，我们对现行各种版本，应采客观态度，从肯定老子思想体系这个大前提出发，经过仔细比较、鉴定，尽可能博采众长，改正或删去经文中芜杂、失真之处，以便较准确地撷取我国这部最古老的哲学著作的思想精华，为宏扬博大精深的中华古文化作出应有的努力。这就是我在研究《老子》中所持的基本态度。
几点说明
（一）《正解》引用的老子原文，系以浙江书局据清武英殿校订的明华亭张氏校刻的王弼注本为基础，参照河上公、傅奕等古本，以及晚清以来若干著名学者的考据成果，特别是近期出土的汉墓帛书和楚墓竹简，经过反复对照、订正并采用简体汉字，以便广大读者阅读。
（二）老子原著为上下篇。汉、唐以后，始称《道德经》。而在次序上，多为道经在前，德经居后；但帛书《老子》甲、乙本则均为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仍采用王弼本的安排，但不赞同以道、德二字区分上、下篇。因为整个经文都是“言道德之意”，经文首章即称“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以道德分篇，不符原旨。故本书仍恢复上、下篇原貌。
（三）本书章节，仍沿用八十一章分法；但对少数章节的先后顺序及句读，依据前人考证以及近期出土文献，作了必要调整；使前后词意更加连贯，句法更加清晰，便于读者理解。
（四）对经文中个别字句，虽经若干学者认真考证，确属羼入或误写；但由于尚缺乏必要的原始证据，书中仍予保留，并加上引号以示区别。在译文中则予以更正。
（五）本书对经文中常用的“无名”、“有名”、“无为”、“有为”、“圣人”等常用名词，均作了相应注解，惟独对经文的中心概念——“道”字，虽亦有注释，实出于方便读者，不得已才这么做的。笔者认为：上下篇五千言就是老子本人对道的详尽表述，只有真正读通经文，方能领悟它的特定内涵。如果妄加注释，很难切中原意，请读者见谅。
（六）老子文字简古，又是以诗的形式写成；而且也必然会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因素的制约，自然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不少地方语带双关，措辞隐晦，不仅省去了许多联系词，甚至句中的主词也被略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使原义较清晰地表达出来，编者在译文中作了必要的补充，并用括号加以表示。
（七）本书对词义的诠释，以阐明老子固有的思想体系为基本出发点，以经文自解为主。凡经文中能相互印证、贯通、相互发明的，即据以为解，力求融通原旨。
（八）对经文中出现的若干古字、难字、多音字，在注解中加了汉语注音，以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阅览。
（九）书中的“解说”部分是编者个人对经文的研习心得；目的在于补充译文的不足之处，使读者能对老子本意有一个较深切的理解。但由于本人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