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从1969年12月起，美国第七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巡逻，美国在该地区的舰艇数量也大大减少了。12月15日，美国宣称，部署在日本冲绳的核武器将在15天内被移走。这些渐进的政策到1970年也在进行，4月29日，美国政府向一些公司颁发了允许向中国出口非战略性物资的许可证。7月28日，美国商务部批准了一项向中国出售卡车的计划；8月，取消了对美国海外石油公司的货轮向中国运送非战略物资的限制。到1970年秋天，尼克松和基辛格甚至提出在旧金山和上海之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建立商务热线。到1970年年底与1971年年初的那个冬天，贸易和旅行方面的限制进一步放宽。1971年3月5日，美国完全取消了到中国的旅行限制。美国公民到中国大陆旅行，不再需要在其护照上加贴特别的印签，国务院发言人查尔斯·布雷说，这与尼克松总统公开表达的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是一致的，他还把尼克松上台以来，美国为缓和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做的努力，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①。
1971年，尼克松开始公开地更多地谈到对华政策。在他于1971年2月25日提交给国会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中，尼克松说他准备建立与北京的对话。“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概念或观点，即中国必须实现在亚洲的霸权”，他说，“但是，我们也不希望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一种其正当的国家利益被剥夺的状态。”他认为，中美之间长达22年之久的敌对仍然没有解决，美国与7. 5亿“有能力的和有能量的人民”建立联系，确实是一个值得严肃考虑的问题。他强调，如果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处于国际秩序之外，并与之为敌的话，世界无安全可言。因此，在这一个十年里，没有什么比让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亚洲各国建立建设性关系更有挑战性的了②。在3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重申了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愿望。4月16日，在对全国新闻工作者年会的讲话中，尼克松说，下一步的进展“要看他们”，并再次表达了访华的意愿①。之后，在7月6日于堪萨斯城发表的讲话中，尼克松说中国人民是有创造性的、勤劳的，也是世界上最能干的民族之一。他还把中国看做是“五个经济大国之一”，它将在很多方面决定这个世纪最后1/3时间里世界经济的前途②。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注意。
①MacFarquhar，Sin0-American Relati0ns，pp.250 -251.
②Richard Nixon，“Second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Public Papers 0f President Nix0n，1971，pp.276 -278.
以上说明，到1971年上半年，美国政府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尼克松盼望着那一历史时刻的到来。尼克松在这段时期的观点，是他60年代末新观点的继续，并且他的想法将付诸实践。
任何两国的关系都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因此，在美中关系改善的过程中，中国方面的努力也是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当60年代末尼克松在积极地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也在慢慢地转变。最终，“乒乓外交”为两国关系提供了契机。
三、中国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与“乒乓外交”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如何对付美国的威胁和怎样减少美国的压力。在朝鲜战争中，中国的抗美援朝就是为了防止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提供支持；而越南战争则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而且，中苏分裂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双方在对美政策上出现较大分歧。苏联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概念与当时中国领导人心目中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①Public Papers 0f President Nix0n，1971，p.390，p.543.
②Public Papers 0f President Nix0n，1971，p.390，pp. 805 -807.
虽然中美之间从50年代末开始了大使级会谈，但直到60年代中期，会谈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而这时，中国面临着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双重压力。在北方，自中苏分裂以来，苏联不断加强中苏、中蒙边界的驻军，大有夺城掠土之势；在南方，越南战争升级后，中国也担心美国会乘机向中国进犯。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后勤支援部队，并提供了物资及道义援助。中国准备着与美国打仗，但又力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特别是要防止因为“误解、误会、误传”而引致美中之间发生像朝鲜战争那样的直接冲突①。
在越南战争进行之时，美国没有下决心改变对华政策，中国也仍然视美国为中国的巨大威胁。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以后，除了驻开罗的中国大使黄华以外，中国召回了所有的驻外使节，外交工作几乎完全停顿。但是，到60年代末，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美国开始调整它的全球战略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也开始重新考虑中国的外交策略。当尼克松考虑如何能够使美国从越南脱身，如何对待苏联的扩张以及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也受到苏联扩张主义对中国威胁的困扰。可以说，对付苏联的威胁是中国领导人考虑与美国和解的最重要的原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影响中国考虑实现与美国和解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苏关系每况愈下，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敌人
1963年7月30日，苏联、美国和英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国政府对此发表强烈谴责，指责三个核国家企图“巩固他们的核垄断”，并“捆住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的手脚”，使他们无力对付核威胁。中国认为苏联签订这一条约是一种欺诈的行为，是愚弄世界人民，因为条约是违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愿望的。中国坚持，这一政策是不能限制美国发展核武器、进行核威慑、准备核战争的政策，这个条约的中心目的就是阻止所有被威胁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增强他们的防卫能力②。
①James R. Hershberg and Chen Jian，“Informing the Enemy：Sino-American‘Signaling’and the Vietnam War，1965”，Draft Paper delivered at International Workshop，“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and the Vietnam War”，January 2000，Hong Kong University.
②MacFarquhar，Roderick. Sin0-American Relati0ns，1949 -1971. Newton Abbot：David＆Charles，1972，pp.198 -199；王泰平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253页。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预示着苏联将用武力对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当中苏之间爆发边境冲突以后，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特别是1969年3月，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了激烈战斗，中苏之间发生战争已经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了。这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中国政府开始做防御侵略的长期打算，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在大城市还进行了防空演习。到这个时候，如牛军所说，中国的战略出现了转移，由强调防范来自南方的美国的进攻，转变为对抗来自北方的苏联的军事压力①。
2.从中国国内因素来看，毛泽东已经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
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使毛泽东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变成了修正主义，他担心在中国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而他对60年代初中国的局面很不满意。为了重新选定一个更符合他当时思想的接班人，为了让中国的年轻人得到革命经验，也为了改变某些政策，毛泽东在1966年8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迅速升级，很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打倒，不少人含冤而死。作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代表，红卫兵掀起的狂热震荡着整个中国，到1967年，在很多地方，红卫兵派系之间出现的武斗造成了严重混乱，引致国家机关瘫痪，国民经济严重受损，整个国家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十分容易招致外来侵略，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更使中国显得不安全，这样的结果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于是，到1968年，当刘少奇被打倒后，毛泽东希望能结束这场运动，稳定国内形势，恢复和发展经济，以抵御可能遭到的外来侵略。
①Niu Jun，“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hift in Chinese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1960s”，Paper delivered at International Workshop，“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s”，Hong Kong，11 -12 January，2000.
3.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陷入了外交上的孤立地位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举国混乱使中国的外交陷入被动的局面。红卫兵在外交部搞运动、搞夺权，到各外国驻华大使馆前示威游行，不仅针对苏联大使馆，也包括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大使馆，还与一些和中国已有外交关系的非洲、亚洲和欧洲国家发生冲突。其中最为严重的事件，发生在1967年8月22日，数千人包围和袭击了英国驻北京代表处，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也震动了中央的高层领导。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国际地位下降，在国际事务上，除了朝鲜、阿尔巴尼亚和一些非洲国家，中国的支持者寥寥无几。于是，毛泽东下决心要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内恢复正常，也调整对外政策①。
4.从60年代后期起，中越关系出现下滑趋势，而苏联与越南的关系日益升温
在中苏分裂的过程中，中国希望越南能站在自己一边，同时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但随着苏联加大对越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越南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根据翟强的研究，在1964年之前，越南“在分成两支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在赫鲁晓夫倒台以后，苏联领导人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采取了更具干涉性的政策，河内则采取了搞平衡的态度，中国领导人对此深感忧虑②。
① 金冲及：《周恩来传》，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63页。
② 参见郭明：《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104页；William J. Duiker，China and Vietnam：The R00ts 0f C0nflict（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6），pp.47 -48；Qiang Zhai，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 -1975（Chapel Hill，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pp.130 -156，引文自p. 149；Kimball，Nix0n"s Vietnam War，p.121。
5.此时，中国领导人注意到，当美国准备从越南战争中脱身时，发出了一些微小的态度灵活的信号
虽然北京仍然怀疑美国是否真的能够调整其一贯的反华政策，中国最高领导人还是认识到，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可能改善中美关系。1968年10月19日，中国结束了对在巴黎举行的美国与越南之间的和平会议保持5个月的沉默态度，第一次明确表示，支持通过谈判解决越南问题。1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出重开美中之间的华沙会谈。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于1948年所写的一篇关于与敌人进行谈判的文章，也是进行政策调整的一个早期信号①。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高层内部也开始进行认真的政策思考。1968年12月，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这份报告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还是将北美和南美作为它最可靠的基地，美国会牢牢地抓住西方，利用和拉拢苏联修正主义及西欧国家，反对中国，扑灭亚、非、拉的革命之火。陈毅认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侵略并不意味着它的政策有东移的趋势，也不能认为美国会放弃或忽略欧洲。虽然美、苏联合反对中国的情况没有改变，但美国绝不会放弃它颠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企图。所以，美国现在的政策是十分矛盾的。陈毅的以上观点与当时中国国内报刊杂志上所宣传的认为美、苏密切勾结的论调是显然不同的②。
① 《人民日报》，1968年11月25日。
②Chen Xiaolu，“Chen Yi and China"s Diplomacy”，in Michael H. Hunt and Niu Jun，ed.，T0ward a Hist0ry 0f Chinese C0mmunist F0rei n Relati0ns，1920s - 1960s：Pers0nalities and Interpretive Appr0aches（Washington D. C.：Woodrow Wilson Center Asia Program，199？），pp.108 -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