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是运用语言进行的交往活动，语言是人类特有的，因而言语这种交际活动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
言语对个体及社会都具有特殊意义。通过言语，我们可以接受词的作用，进行抽象的逻辑思维，形成意识与自我意识，并利用内部言语自觉调节自己行为，使行为更具自觉性、目的性、计划性。通过言语，才能实现人际间的沟通、传递丰富、复杂的思想和情感，或影响别人，或接受别人的影响，改变彼此的行为方式。通过言语，人类所积累的有关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历史经验才能得以传递与保存，因为就个人而言，出生时其心灵犹如“白板”，此后通过和周围成人的言语交往，借助于词的符号系统，便能逐渐掌握用语言固定下来的人类积累的历史经验，如此代代相传，人类的知识、经验便能积累、传递与保存，否则人类社会和个体的发展都将成为不可能。正由于言语是人类最重要最频繁的活动，因而历来受哲学家与理论心理学家所关注。
§§§第一节言语获得的理论探索
言语是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这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究竟是怎样获得的？而作为一个个体，他（她）的言语能力又是怎样形成的？不同个体的言语能力有明显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主客观原因究竟有哪些？对诸如此类带有哲学思辨性的论题，不同学者往往会作出不同的解释。
一、人类言语起源之谜
原始条件下发生的许多自然现象，由于时过境迁，其真实过程已无法重演。据此，现代人只能以科学所提供的规律性知识为依据，并借助于正确的理论思维，作合乎逻辑的推理，才能粗略地勾画出这些现象在原始条件下可能的演进历程。人类言语的起源正是如此，目前不少心理哲学家利用科学知识，作了种种推测，已提出不少假说。20世纪50年代，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出现了关于言语起源的“基因突变说”。该假说认为，人类的言语特征与其他生理特征相似，是由于个体的“基因”经不连续的偶然的突变而获得，并通过随机婚配在群体中逐渐固定下来。然而，有关言语的基因突变说似乎很难解释言语的社会性及其交往的群体性特征，因而该假说并未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所以，当前在人类言语起源问题上，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仍是恩格斯提出的“劳动交往说”。
19世纪末，恩格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概括了当时的科学材料，提出了“劳动交往说”，具体表述了人类言语的起源历程。恩格斯认为，劳动为原始人类形成言语既提供了生理条件，同时又提供了人际条件。
就生理条件而言，劳动使原始人类的体形与发音器官得到改造，为形成语言，进而进行言语交往创造了条件。原始人类在长期劳动中，由爬行转为直立行走，声道角由小变大，喉区形成共鸣器，使声音浑厚动听；同时由于直立和头的抬起，部分舌头变为舌根，舌头长度缩短，颏舌肌则由小变大，舌头便变得愈加灵活，发音能力愈来愈强。这样“猿类不发达的喉头”和口部器官逐渐变为比较完善的发音器官，为说出抑扬顿挫的语言创造了生理条件。
就人际条件而言，劳动使正在形成中的人更加社会化。劳动需要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比如，围捕野兽时需要分工合作，制造石器时需要共同出主意、想办法，获得产品后又需要商量如何分配和消费。这样，原始人类借发音反应和动作反应来交换信息已远远不够了，“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于是，在长期的劳动中，在长期努力学说话的过程中，原始人类不发达的喉头和口部器官进一步得到改造。根据“形态和机能相互制约规则”，新的说话机能的出现，又推动了形态的分化。久而久之，原始人类便产生了比较完善的发音器官。随着发音器官的不断完善，发出的有声语言也由简到繁，由元音较多到发辅音，音域由窄到宽，词汇由少到多，语言越来越丰富，逐渐成为社会成员之间交流思想的有效工具。所以，“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种解释是唯一正确的”。
语言在劳动中产生，有了语言。思维获得了它的物质外壳，从而使交流思想更为便利，同时言语能力也随之而不断增强。言语这种运用语言进行交往的实践活动正是在如此情境中一步一步趋于完善。
二、个体言语形成之争
一个体从出生时的无知无言到掌握语言，形成言语能力，其中究竟由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对此尚有争议。目前有代表性的假说有三种，即“模仿说”、“先天生成说”和“认知加工说”。
（1）“模仿说”
不可否认，子女身上所具有的许多心理特征及行为方式都渊源于父母及成人的示范效应，是长期模仿的结果。既然如此，那么个体借助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来传递信息的言语是否也是在模仿父母中形成的呢？“言语模仿说”对此持肯定观点。该假设认为，父母在与儿童长期的交谈中，会潜移默化地为儿童提供语言句法、语法模式，而儿童通过模仿，能不断掌握新的字、词以及句法、语法等。当儿童对父母的话语作出合适模仿时，父母会给予物质或口头鼓励，于是合适话语在儿童身上就得到泛化或强化，逐渐形成语言的习惯化反应体系。儿童的言语能力因此而不断提高，逐渐接近成人水平。
儿童模仿父母的言语行为，久而久之学会使用言语，这是无可非议的。因而以“言语模仿说”来解释个体的言语形成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个体言语能力的获得是否仅仅依附于“模仿”，这恐怕要作客观分析。事实上，言语能力的获得至少涉及四个因素，即生理基础、思维能力、语言知识与人际环境。而“模仿说”所强调的主要是语言知识，即通过模仿能掌握语言知识。当然，它也肯定人际环境的作用，但已大大狭窄化了，仅注重父母与儿童交谈这一人际环境。正因为如此，“模仿说”很难说明某些事实。例如，人与人之间的言语能力有显著差别，这种差别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当要求儿童模仿的某种语法结构和儿童已有语法水平距离较大时，儿童即使反复模仿，也总是用自己已有的句法形式去改变示范句的句式，或顽固地坚持自己原有的句型；相反，在没有模仿范式的情况下，某些儿童却能产生和理解许多新句，这种不“仿”而得的语法句式究竟是如何获得的。诸如此类的现象说明，儿童学习言语并非完全依靠模仿。所以，“言语模仿说”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2）“先天生成说”
该假说认为，人原本就有一种先天的特殊语言获得装置，所以人都能很快且有效地掌握语言，并利用语言进行言语活动。格奇温德指出，人脑的某些特殊结构与特殊功能为人类所特有，这决定了只有人类才具有言语能力。威克斯勒和克利考福也认为，如果儿童不能确定那种应当（或不应当）如何操作文字符号的内在假想，他们便不可能学会语言，而这种内在的假想也许是神经系统所固有的。
当然，主张“先天语言生成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是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59年，他发表了《评斯金纳的语言行为》，对行为主义的语言理论及经验主义的哲学倾向进行了抨击，提出了以唯理论为基础的关于语言能力的“先天生成说”。他认为，人类语言能力是由天赋的语言习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ivid）所决定。这种语言习得装置包含有一套高度限制的适用于一切语法的总原则，即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它是人类语言的本质，是人脑的天然特性。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不过是这种天赋的语法知识在环境的诱发下，以普通语法向具体语法生成的转化过程。即一个人的语言能力的发展是由遗传天赋所决定的初始状态（So）经一系列中间状态，最后达到一种相对的稳定状态（Sa）的过程，这种稳态可在青春期或更早时候达到。为此，他提出一个“天赋的固有核”的假设，认为语言也就是在这“天赋的固有核”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就乔姆斯基看来，语言只有由不成熟到成熟，而没有由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当然，乔姆斯基并不完全否认环境、经验对语言的作用，但他认为环境和经验犹如“扳机”那样只起诱因作用，语言发展进程中决定的因素则是普遍语法。为此，乔姆斯基强调，要探究个体语言能力的成熟，必须从人的天赋的内因中寻找答案，环境只起辅助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和解释人类语言之间为何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点和儿童在习得语言过程中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才能理解与解释儿童不经过正规训练却能如此轻易而有效地掌握语言。
乔姆斯基的语言“先天生成说”提出后，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生物学家伦纳伯格（E.Leneberg）从分析语言行为具有相应的生理基础与生理行为的基本特征出发，力图证明语言能力具有先天和遗传的成分。而西方的一些进化认识论者则认为，先天的语言知识只是人长期进化所获得的，并通过遗传保留在人脑中的。
“先天语言生成说”显然是一种“内因论”，它所强调的是人类语言的生理基础和天赋的“语言习得装置”，在先天因素的决定下，儿童获得语言，进而形成言语能力似乎是一种必然现象。不可否认，某些事实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先天语言生成说”。例如，未经正规教育的幼儿就能迅速掌握语言，并达到相当水平。但“天赋论”对某些事实则无法解释。例如，世界各地先后发现的狼孩、熊孩、猴孩等，这些儿童具有正常人的遗传基础与先天条件，只是在动物环境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回到人类环境后，最终却无法学会人类语言。如果语言能力是由天赋的“语言习得装置”决定的，那这类儿童何以会无力学会语言呢？可见，人的天赋条件即使在语言能力的形成中起决定作用，但这种决定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有阶段性的。在人生成长的某一阶段，天赋的内因或许能起主导作用，但过了该阶段，天赋的内因或许不起作用了，充其量只能起辅助作用，而环境与经验则可能成了语言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所以，无论是狼孩、猴孩，还是学龄期儿童，环境与经验对他们语言及其言语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
（3）“认知发展说”
该假说认为，言语所反映的是个体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因而个体言语的形成和发展须以个体的认知发展为基础和前提，思维在认知活动中起关键作用，所以儿童语言的成熟及其言语能力的增强依赖于思维。据皮亚杰研究，个体语言的成熟与抽象、概括能力的提高以及语词的理解、积累密切相关。从儿童的认知发展来看，语言的成熟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词与物未分化期。幼儿自出生的第二年有语义记忆起，就能使用语词，但此时的幼儿并不能将词与词的指称物分开，即处于词与物未分化阶段，因此该阶段的幼儿几乎没有抽象能力。第二，词、物分化期。词与指称对象的分化开始是在实物存在的情况下，实现语词与指称对象的时-空定位（如“衣穿在身上”）。到3—4岁时，便逐渐发展到实物不存在的情况下，儿童也能命名语词指称物的性质，从而表明此时的儿童在语义结构上已发生分化。第三，概念形成期。概念形成的基础是能从不同事物中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即所谓具有“异中求同”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反映事物一般属性的抽象的概念。概念形成后，以语词的形式储存于大脑的记忆库中，随时为语言表达所利用。此时，标志儿童普遍的抽象的语义结构已形成，言语能力接近成人水平。
如分析以上三种假说，不难发现，“言语模仿说”所坚持的是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论。成人以示范性语言刺激儿童，儿童则以模仿形式作出反应。当儿童相应的刺激—反应模式得到强化或泛化后，逐渐形成言语行为的习惯化体系。所以，“言语模仿说”关注的是言语行为本身，模仿所得到的是形式化的言语行为模式。这种对个体言语形成的解释直观上具有一定合理性，并能说明言语技能的习得。但其缺陷在于，忽视了作为言语交往工具的语言产生的内在机制。事实上，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儿童语言的形成与其思维能力的发展是同步的。在探索语言形成的内在机制方面，“先天语言生成说”是作出贡献的。该假说十分强调生理基础、先天因素与语言成熟之间的联系，以种种假定来解释语言形成的内在机制，这种探索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该假说却过分强调语言形成中的天赋因素。客观地说，人在语言方面所具有的天赋因素仅是促成个体语言成熟的潜在条件、一种可能性。要使潜在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状态，须有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配合，其中包括发展思维能力，掌握语词、语法，提供良好的人际环境等。如果缺少这些条件，语言信息加工的先天潜力就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语言能力。具有语言信息加工先天潜力的狼孩、猴孩由于被剥夺了言语交往环境，结果无法发挥先天赋予的潜在功能，永久地失去了语言成熟的机会及其正常交往的言语能力。反之，正常的儿童如既有语言信息加工的先天潜力，又有发展语言能力的种种主客观条件，那么他们迟早会进入语言成熟期。所以，就语言成熟而言，先天的语言信息加工系统是重要的，而后天的主客观条件同样是重要的，两者缺一不可。此外，乔姆斯基把“普遍语法”看成是人脑的特性这恐怕是错误的。因为，语法是语言的属性，而非大脑的属性，合理的语法类型应由语义决定而非大脑决定，因而应用语法的普遍性来支持天赋论缺乏说服力。相对而言，“言语认知发展说”以发展观点解释语言的成熟，并以实验心理学提供的经验材料为依据，对儿童言语发展作了具体、细致的描述，因而更具科学性与说明力。不过，该假说在言语发展的内在根据方面，尽管承认儿童存在反射活动这样的遗传图式，但对认识结构如何源于本能的遗传图式则缺乏深入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