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如何，需要用确切的数字来说话。经国家统计局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于2003年进行了第五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公众科学素养比前几年稍有进步，但就整体而言，中国公众科学素养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和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众科学素养不高是全方位的，不但中老年人士的科学素养不高，青少年的科学素养也不高；不但一般大众的科学素养不高，社会精英层次的科学素养也不高。这一个问题，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达到1.98%，比2001年的1.4%增长了近0.6个百分点，比1996年的0.2%提高了近1.8个百分点。其中男性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2.3%，女性的比例为1.7%（2001年，男性为1.7%，女性为1.0%）；年龄越大，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越小（18～29岁为3.7%，30～39岁为1.8%，40～49岁为1.4%，50～59岁为1.1%，60～69岁为0.5%）；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群，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越高。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和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依次为1.5%、6.2%、10.7%和13.5%。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零。学生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最高（15.6%）；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8.2%）和专业技术人员（7.4%）次之；列第三位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负责人（5.4%）和办事人员与有关人员（4.1%）；列第四位的是生产工人、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2.5%）、商业及服务业人员（2.3%）、失业人员及下岗人员（2.3%）和离退休人员（2.0%）。家务劳动者和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均不足1%（分别为0.7%和0.3%）；城市居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4.1%，乡村居民为0.7%（2001年，城市居民为3.1%，乡村居民为0.4%）。东部地区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2.0%，中部地区为2.3%，西部地区为1.5%。与2001年相比，东部地区有所下降（2001年，2.3%），中部地区增长最多（2001年，0.9%），西部地区增长次之（2001年，0.7%）。城市高收入和中收入水平居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其比例分别为5.2%、4.7%和3.1%；乡村高收入水平居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明显高于中收入和低收入者，其比例分别为0.9%、0.5%和0.6%。调查还显示，高达20.4%的公众相信（很相信和有些相信）“求签”；26.6%的人相信“相面”；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4.8%的人相信“碟仙或笔仙”；22.3%的人相信“周公解梦”。根据追问分析，其中真正相信迷信者占13.3%①。
此次调查还显示，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98%，即每千人中有20人左右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虽然和以前相比，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据美国1985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为5%，即每千人中有50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1990年时，这个数字已经达到每千人中有69人具备科学素养。目前，这一数字可能还更高些。另外，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我国公众在性别、职业、学历、年龄、城乡、经济发展地域的分布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人群的科学素养偏低的状况令人堪忧。
注释：①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中国公众科技网，20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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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而媒体上大量披露的事实可以作为数字的佐证。虽然何祚庥、司马南这样的科学斗士不断出击，伪科学的现象在我国社会中还远未绝迹，“水变油”、“永动机”、神奇功夫、自然异象、意念取物、勾魂摄魄等等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胫而走。有关封建迷信的报道也屡屡见诸报端。例如，2004年2月15日，浙江海宁的陈建良、卢珍宝等4名犯罪嫌疑人，在用干稻草、毛竹、布绳及少量铁丝搭建极易引起火灾、坍塌的草棚内，聚集60余名老年妇女，组织从事迷信活动，并在草棚内外点蜡烛、烧香、烧纸箔，导致下午14时许，该草棚西南角的稻草起火燃烧，火势迅速蔓延，顷刻间草棚燃烧并坍塌，造成40人被烧死的严重后果。如果说，一般的小民百姓沉溺于封建迷信似乎也难以苛责的话，那么我国某些官员的科学素养之低就令人吃惊了。我国某些官员所做的某些决策，不但缺乏理性，不讲科学，而且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例如，为了呼应中国的吉祥数字，一位官员透露，北京奥运会开幕时间已经确定于2008年8月8日晚8点开幕。外电报道说，北京奥运会中国人选择了这个看来非常吉祥，发财致富，却是非常炎热的日子。法新社更是直截了当地评论说，北京奥运会将陷入中国传统的迷信当中①。
中国公众科学素养不高这一事实，不但对于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起了阻碍作用，而且对于社会政治的稳定也是一个极大的隐患。前几年，法轮功能够从偏于一隅的歪门邪道迅速向四处蔓延，最终成为一个从黑龙江到云南、从上海到新疆的流毒全国的大邪教，甚至走出国门，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屡屡作祟，除了当时社会上的某些具体诱因之
注释：①中国新闻人网站，2004.11.5外，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不高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可以肯定，在一个政治充分民主、科学发达昌明、公众文化素养较高的社会里，即使有少数邪教存在，也绝不可能在短期内能够影响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因此，关注公众的科学素养问题，探究中国公众科学素养不高的原因，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长期形成的经验型而非理性型的农业耕作的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是中国公众科学素养不高的基本原因。
中国历来是以农业耕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生产活动，同时也作为社会文明的主要评判标准。几千年以来，耕读传家一直是中国社会中主导的人生准则，可见农业耕作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形态。而农业耕作的主要特点就是经验型而非理性型。在中国广大农村，农民们历来就是依靠经验生产，而不大可能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理性的分析和逻辑的推理。因为和人类的其他两大文明形式———游牧生产、商业活动相比，农业耕作具有自身的不同特点。
首先，生产影响因素相当复杂。当然，就农业耕作的主要因素而言，可以分为三大种类，即耕作主体、耕作对象及耕作环境。耕作的主体是农民自身，农民对于耕作的影响十分重要。“人勤地不懒“，“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等等的谚语，充分说明了在农业耕作中农民自身的关键作用。耕作的对象是指各种农作物，农作物本身如有质量问题，当然就无法成功地进行耕作。如果种下烂种子，怎能收获好果实？如果栽下有病树苗，怎能长成参天大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指的这个道理。耕作环境主要是土地和天气。而在这两大母因素之下又可分为许许多多的子因素。就土地而言，又有高山丘陵、平原盆地，山坡梯田，河边湿地，以及土壤种类，颗粒结构、密度大小、肥沃程度、水分多寡，酸碱比例等等的因素；就天气而言，又有日照时间、无霜期限、温差程度、降水形式、寒潮情况、台风频率等等。中国古代十分向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句话，事实上，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清楚，即只有“风调雨顺”，才能“国泰民安”。天气因素对于农业耕作以及整个社会政治的重要性尽在其中。农业耕作的复杂性还在于在如此众多的因素中，只要有一个因素———不管这个因素是如何的巨大还是如何的细小———发生破坏作用，那么整个的生产就会毁于一旦，前功尽弃。“人算不如天算”，既表达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又含有农民的些许无奈。在当时生产力还不高的条件下，要把农业耕作复杂众多的因素作一个理性的梳理，采用理性来从事农业耕作，恐怕超出了古人的固有知识水平。因此，经验就成为农业耕作的重要依据。
其次，耕种作业周期相当漫长。和其他作业相比，农业耕作的作业周期不可同日而语。在商业社会中，做一次买卖，少则几分钟，多则若干天，一般不需要数月乃至近一年的时间。而在农耕社会里，一茬作物从播种到收获，少则需要几个月，多则需要几个季。中国南方的农作物可以一年三熟，一熟的生长期虽说只有几个月，但对于工商业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来说，也是显得十分漫长的了。至于中国北方农作物一年只有两熟甚至一熟，每一熟的生长期就更为漫长。作业周期的漫长，作业过程的复杂，使人们难以对于农业耕作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更难以透过表象揭示农作物的内在奥秘。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人们也只能依据个人或前人所积累的经验进行生产。
第三，生物生长机理相当隐匿。按照现代科学的常识，农业技术的基础科学是生物学。而生物现象和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相比较，其机理隐匿更深，更难以揭示。从现代科学发展史来看，19世纪的物理学就已经相当发达，20世纪的化学也有了重大突破，而到了21世纪，生物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将会开创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序列中，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的发端和突破排在最后面，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古往今来的农作物，均是按照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生长的，生命的形式均是由生命密码及遗传基因等决定的。但是，这些隐藏在生命现象背后最深处的科学真理，是一个吟诵着“庭院深深深几许”并待字闺中的美少女，你只有矢志不渝、锲而不舍、不怕困难、无私无畏地追求她，她才会展现在你的面前。中国的农业生产者和这位美少女相隔千山万水，实在无法和她相会。当中国的农民不了解农作物生长的内在机理时，只能用经验来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农业耕作。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中国古代农民无法采用理性分析的方法探究客观事物，而只能依赖经验来从事生产活动。其实，不仅仅中国如此，世界历史上的其他农业文明也是如此。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是以农业耕作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形态与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认识世界采用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理性的方法。而经验的方法不可能导致产生敢于质疑、敢于批判、探索真理，不断创新等等的社会意识，而这些恰恰是现代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
我们认为，不注重于世界观及认识论的研究、过分注重于人伦关系设定的古代文化传统与思维特点是中国公众科学素养不高的重要原因。
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哲学，实际上不是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是将社会道德和人伦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与其说是哲学学派，倒不如说是伦理学派，孔孟之道设定了一整套人生的规矩，但如果把它称之为人生哲学的话，则似乎还显得比较牵强。在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除了老子及庄子的学说尚富有哲理以外，其他学派的哲理意义似乎就乏善可陈了。而哲学是科学思维的基础。没有系统完整的哲学理论，没有对于认识客观世界的执著追求，没有对于世界万物的精深洞察，如何构建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也无法催生科学精神。当然，一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如孟子文章中那种引君入彀的论证方法体现了一种思辨能力，但就整体而言，思辨能力仍嫌不足。思辨实际上是思维科学的一种规律。有位伟人说过，一个有思辨能力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这一段话，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思辨是科学精神的催生剂。而科学精神是一个民族保持勃勃生机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一些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能否萌发科学精神这一问题，早就有所认识。2004年9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在9月3日至5日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的发言，也指出源自《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观念和思维特点，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就其对于社会的消极面而言，它不仅没有萌生现代科学精神，而且还妨碍了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观念根深蒂固，所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传播当代先进的科学精神时遇到了层层阻挠，中国公众科学素养不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谈到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及思维特点无助于科学精神产生的时候，或许还可以顺便涉及另一个因素，即中国古代宗教意识的缺乏。中国的主要宗教，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其实不能算作真正的宗教。把儒家学派称为儒教，比把儒家学派称为哲学学派更偏离它的本质特性。儒家学说是孔子孟子创立的人际伦理学说，不是一种宗教，是一种经典。道教的创立者是李聃，而李聃是一位世俗人士，不是神仙；佛教来自印度，其创立者是悉达多·乔答摩，同样是一位凡人，不是神仙。中国主要宗教中所膜拜的偶像都是凡人升华而成的神仙，而不是像基督教中的上帝及伊斯兰教中的真主那样主宰一切的宇宙之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传统中缺乏宗教意识。一般来说，宗教似乎和科学精神截然对立，但事实上并不如此。在西方社会，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个基督教徒，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从整个社会来说，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造就人的坚定信仰和执著追求，而这种坚定信仰和执著追求正是催生科学精神所需要的品质。当然，宗教和科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索和研究。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中主要是依靠干部领导、而不是主要依靠公众参与各项活动的社会体制与政治环境，则是造成中国公众科学素养普遍不高的另一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