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素养是目前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我国传播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迄今已经20多年了。在以前一个较长的时期中，传媒素养特别是大众传媒素养问题并没有引起传播学界的足够重视，关于传媒素养的研究还只是片言只语、凤毛麟角。近一二年以来，传媒素养问题成了传播学界及社会关注的热点，传媒素养研究的广度及深度，都有了一个显著的拓展。高等学校中设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创建了传媒素养的专业网站，报刊上有关文章不难寻觅，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也一一举行。不可否认，传媒素养的研究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其在中国的发展势头为许多传播学家看好。
传媒素养之所以成为目前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主要是由于理论研究的诉求和社会实际的需要。
就理论研究诉求来说，传媒素养的研究可以大大加深人们对于传播规律的理解，将会丰富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虽然目前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已经建构得相当完整而复杂，核心理论、主干理论、分支理论、交叉理论等也已被界定，但是传播学的基本框架仍是建立在拉斯韦尔5W模式之上的结构形式，即媒介理论、控制理论、信息理论、受众理论及反馈理论，而其中最核心、最基本、最主要的当数媒介理论和受众理论。正如经济学所有理论的原点无非是商品的供求关系一样，传播学所有理论的原点无非是传播者即媒介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传播控制、传播信息、传播反馈等，无一不与传播媒介和受众有关，因为只有传播媒介和受众是传播过程中的真正主体，传播控制、传播信息、传播反馈等的运作和实现，要依赖传媒媒介及受众。因此，对于受众的研究，应该成为传播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诚然，自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创立以来，传播学家们对于受众的研究从未停止。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者对于受众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我国的社会体制决定了我国的传播媒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社会中一度享有某种特殊的地位，我国传播媒介的这一特点，或许使我国传播学界更多地关注传播者即传播媒介本身，而不是更多地关注受众，这也许是传播学研究中形成传播者中心论的原因之一。在传播学目前的整个理论框架中，媒介理论的比重超越了受众理论，如果受众理论的研究延宕滞后，可能会造成某种理论失衡，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而大众传媒素养的研究，对于受众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对于整个传播学的开拓和发展，必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就社会实际需要来说，大众传媒素养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国公众对于传播媒体及其传播信息的认知、解读、评判、批评及利用的整体素质及实际能力，构建大众和传媒之间的一种健康而和谐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应对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传媒生态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来看，大众传媒素养是由社会传播机制和社会传播现象塑造而成的，简言之，受众是由传媒塑造成的，有什么样的传媒，就有什么样的受众。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社会的转型就此开始。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过渡，集中政治形态向民主政治形态过渡，封闭性一元化文化形态向开放型多元文化形态过渡，亦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在我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子系统的传媒生态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生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就媒介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分为报纸时期，报纸、广播和电视共栖时期，互动多媒体时期；就主流学科而言，大致可以分为报学时期，新闻学时期，传播学时期；就传播方法而言，大致可以分为有限言论表达时期，意识形态宣传时期，多种信息交流时期。清末及民国时期，可以称为有限言论表达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可以称为意识形态宣传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可以称为多种信息交流时期。而这里所指的传媒生态的变化，就是指近20多年以来的从意识形态宣传时期向多种信息交流时期的过渡。就大众传播媒介的运营而言，从原先隶属于政府部门的事业机构变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之一；就信息传播的特征而言，信息来源从封闭到开放，信息渠道从狭隘到宽阔，信息归宿从简单到复杂。在这一相当巨大的传媒生态变化过程中，大众对于传媒及传媒信息的认知和解读必然要与时俱进，必然要进行某些调整，以便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如果仍然以旧视角来看待当代中国的传媒及传媒信息，显然会造成某种失误。因此，大众传媒素养的重塑就是当前我国社会包括我国传播学界的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而对于大众传媒素养的研究，可以为完成这一任务而提供意见。
本书试图对于大众传媒素养问题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思考及较为系统的梳理。本书从大众传媒素养的意义界定、大众传媒素养的构成要素、中国大众传媒素养的目前状况以及大众传媒素养的重塑四个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