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民经济的突飞猛进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大众传播媒介（包括互联网等新兴手段）的空前发达，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由此而带来的一大问题是，这些媒介在人民大众与“现实环境”之间所插入的“虚拟环境”，也变得空前庞大而繁复，正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922）感叹的那样：对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①
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社会持续进步从而极大扩张了认知空间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确实大大增加了混淆“现实”和“虚拟”两种环境从而引起认知障碍的可能性。于是，如何兴利除弊、使媒介为人民造福的功效最大化？就成了各国有识之士认真思索的课题，尤其是在信息化、媒介化进程中首当其冲的欧美传播学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
例如，韦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57）曾这样表述：对于大众传播的现状和未来变革，“责任又属谁？答案十分明白，应由三方面（即政府、媒体、大众）来共同承担”；他特别指出：“媒体必须承担一个中心责任，而阅听大众应以传播动力（communicationdynamic）主要的推动者自任。……大众的基本责任，是运用一切可能性，使自己成为机警而又有鉴别能力的阅听大众。……进一步的责任，乃是鼓励对媒体展开睿智的批评。……最后，他们应学习如何来运用媒体。”②尽管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以上见解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富有启迪意义。事实上，这也就是“媒介素养教育”或称“媒介启蒙”（medialiteracy）兴起的动因及其努力的目标。
注释：①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②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至少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媒介。这样，受众教化的重要性、急迫性就被充分显彰出来了，媒介品质的提升也就具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中国在这一领域虽属后进，但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毕竟也迅速起步了。陈先元先生的这部著作，就是最新例证。他不仅梳理了有关文献，界定了主要概念，介绍了外国情况，而且从中国实际出发，将媒介与受众置于整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分析现存的问题，给出改进的建议，颇具参考与应用价值。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读者，我从中获益良多，因此十分乐意向大家推荐。
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浩大工程，绝非少数人、短时间所能完成，而需要全民动员、群策群力，尤其需要知识界一马当先、做出表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作者深怀敬意，并期待有更多的中国传播学界同仁为此而贡献才智。倘若如此，则形成一种政府、媒介与受众良性互动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张国良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