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时期。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报告还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10月4~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员怨缘愿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到1956年年底，除了农村一些深山老林里的住户与猎户以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差不多都合作化了，入社农户户数已达1.2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比重由1955年年底的4%猛增到88%。集体经营的土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怨园豫以上，这样原定员园耀员员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不到5年就基本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完成，意味着中国农民土地个人所有制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在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还存在土地分红，是对农民土地私有权的承认。到了高级社阶段，土地分红的取消，则意味着农民对土地的个体私有权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从此进入了公有制时代。广大农村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阶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制度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在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56年6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对农村土地制度的集体所有性质作出了明确规定，主要内容有：
（1）社员入社必须把私有的土地、牲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的生活资料和零星树木、家禽、小农具、经营家庭副业所需要的工具，仍属社员私有，都不入社。
（2）社员土地上附属私有塘、井等水利设施，随着土地转为合作社所有。如属新修建设尚未取得收益，应偿还其所付工本费。私有的藕塘、鱼塘、农塘等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时，亦应付给本主合理代价。
（3）合作社应抽出一定数量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分配数量是按每户人口多少决定，每人使用这种土地，一般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的5%。
（4）社员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后，取消土地报酬。对完全丧失劳动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社员，用公益金维持他们的生活，或暂时给以适当土地报酬。从事城市职业家居农村的，如果本主生活困难，历来依靠土地收入补助生活，仍可付给一定的土地报酬。
（5）社员原有的坟地、房屋地基不入社。社员新修房屋需要的地基和需用的坟地由合作社统筹解决。
（6）幼林、苗圃、果、条、桑、竹、桐、漆等经济林木作价归给合作社所有，由社统一经营，并从林木收益中给本主一定比例的报酬。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还对高级社的组织结构、生产经营和分配方式等作出了规定。在组织结构上，合作社是具有核算分配职能的农村基本生产经营单位，负责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把社员私有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组织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取酬。合作社设有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其下有生产队（大田生产队或副业生产队）。生产队是主要的劳动组织，但不是独立的核算单位，其劳动成果要在合作社范围内统一分配。生产队之下是生产小组。合作社应有计划地发展农副业生产，合理组织劳动，实行定额计酬和奖励制度，实行民主办社，在财务管理上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合作社在缴纳农业税、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后，其余的全部实物和现金，按照全部劳动日进行分配。
当时按劳动日分配的主要形式是劳动工分制。劳动工分制是一种按劳动力和劳动强度记分，以作为劳动报酬依据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形式被大多数合作社所采用，也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主要分配制度。但工分制不能阻止劳动中“出工不出力”、“搭便车”等消极现象，不能很好体现同工同酬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因此，各地在实践中创造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生产与分配制度，如包工到队、包工到户、包工包产等生产责任制形式。当时各地实行包工包产的，形式多样，做法不一，诸如湘江、温州的“包产到户”，江苏盐城的“分户田间管理责任制”，四川江津和广东中山的“包产到户，地随人走”，河北的“田间管理包到户”等。当时最流行的做法是“四定”，即划分固定的地段由社员包种，实行定作业质量、定作物产量，据以定劳动工分量。包工包产制将生产管理的责任制引入劳动工分制之中，对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壮大和巩固合作社集体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7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对农业合作社的组织和管理作出了多项具体的规定。其中在生产管理方面：要求做到以下几点：合作社必须在有利于巩固统一领导、发展生产的前提下，建立“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制度。必须普遍推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并实行超产提成奖励、减产扣分的办法。生产队在管理生产中，必须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按照各地具体条件，可以分别推行“工包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的办法。合作社必须坚持集体劳动的根本原则，既要明确分工，又要互相协作，并要合理使用劳动。合作社必须充分利用社员的一切劳动力，合理分配社员的工作，切实执行统筹兼顾、逐户安排的方针。合作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不宜太大，中央1957年9月的指示中规定合作社规模的一般标准是适宜的。社、队组织规模确定后，应该宣传在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合作社的技术措施和耕作改制，必须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所有的合作社，都必须积极地、在适当增加社员收入的基础上，逐年增加公共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经常设法扩大生产门路，使当年生产与扩大基本建设相结合，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
以上指示精神对完善农村合作社的生产经营制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这些指示精神很快被认为是“恢复单干”和“复辟资本主义”，而遭到批判，随即被放弃了。
§§§第三节人民公社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努力，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国民经济状况出现了根本好转。从员怨缘猿年起，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工农业生产出现全面发展的局面。其中，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突出。粮食产量由1952年的3277亿斤提高到1957年的3901亿斤，增长19%；棉花产量由1952年的2607万担提高到1957年的3280万担，增长25.8%；其他经济作物也有一定的增长，与粮、棉合在一起五年中增长18.25%；再加上其他畜牧业、农副业的生产，农副业净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27.1%豫。农业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应该归功于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其次，也应该归功于农业合作化对小农经济的成功改造。合作社内普遍的协作劳动和大型生产资料的统一调配，提高了劳动效率，体现出集体所有制相对于个体所有制的优越性。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迅猛，公有制中固有“搭便车”等消极现象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人们对于公有制的认识，完全在于其积极的一面，以致产生了公有制具有无限先进性的错觉，认为公有制越大，公有程度越高，就越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就越能更快地提高生产力。于是，农村高级社也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扩大公有制的要求，一些地方开始自发地联乡并社，建立更大规模，公有化程度更高的大社。在1957年冬和1958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各地出现了超社、超乡、超县甚至超省的大协作。这一现象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此为标志，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铺开。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三个法宝”，1960年5月后又被称为“三面红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当时，在各行各业大跃进氛围的影响下，人们认为，农业的大发展必须依靠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现代农业机械化作业等，而这些都需要对现有农业合作社的规模、集体化程度等进行大的突破，于是，各地纷纷开始组建大型、特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命名为“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出“人民公社”的名字。不久，河南省遂平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愿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毛泽东对当地负责人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还总结“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愿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怨怨豫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在贪大求公，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影响下，初期人民公社提出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在所有制上，实行公社所有制，废除自留地、自养牲畜、自营林木，就连原属国营的商店、银行和其他企业都下放给公社管理。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党政企统一的政社合一管理体制，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结构，其中，生产队是最基层的生产单位，但没有自主权。在生产经营上，实行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简单协作，对物质资料实行“一平二调”的调配；在生活上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对社员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工资一般分为远级或愿级，供给制则是吃“大锅饭”。当时，人们认为“人民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生活的大预演，宣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1958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甚至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但是，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没有带来人们期待的生产力的跃进式提升，由于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农村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助长了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泛滥，农村生产被严重扰乱，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挫伤。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权力过分集中，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生产中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等问题，1959年2月27日~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将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简要概括为“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4月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指出：“在实行以几个原高级合作社合并成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经过调整，基本核算单位下面的生产队（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生产队对土地、耕畜、农具和劳动力有固定的使用权，公社和生产大队都不能轻易调动。”6月7日和11日。中共中央又先后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分配自留地和充分利用闲散土地等问题的指示》，要求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5月26日发出的《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还特别强调执行包产、包工、包成本的“三包”责任制和奖惩制度。应该说，以上这些措施对于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符合农村实际的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业经营状况等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使“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受到遏制，使“竞放卫星”的“浮夸风”有所收敛，照此执行下去，我国的农业生产会出现比较大的改观。但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情况发生了逆转。本次会议本来是要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但会议的结果却是以“批右、捍卫党的总路线”而告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不断扩大，高指标、瞎指挥、穷过渡、浮夸风再次被推向新的高峰，结果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工农业生产普遍下降，从1960年下半年起中国进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