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储券发行伊始，在上海进行得并不顺利，人民对汪伪政权毫无信心，不愿把金钱去换废纸，中国、农民等银行拒绝和中储行交换，各私营商业银行也采取一致行动，只有私营汇源银行接受收兑，不久该行经理季翔卿为国民党驻沪人员暗杀毙命，上海中储分行也为人施放定时炸弹，死伤若干人，上海金融界对此深有戒心，中储前途显见不利。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周佛海即积极策划在上海收回旧法币代以中储券。李士群为虎作伥，令“76号”采取措施，在上海金融界制造恐怖气氛。如1942年3月22日，“76号”在沪西开纳路（现武定路）中国银行宿舍，一次逮捕了大小行员128人，监禁在“76号”。后来这128人，经金融界人士疏通，始获释放。此外，中国农民银行集体宿舍曾发生枪杀惨案，这也是“76号”干的。
在汪伪武力威胁下，上海各银行开始和中储行交换，收兑旧法币。1942年3月23日，中储行正式挂牌，规定旧法币100元折合中储券77元。这个比率维持了一月多，自5月20日起至26日止，中储行逐日提高牌价，最后规定旧法币100元折合中储券50元，为二对一之比。6月1日，伪财政部正式公告，凡一切债务、契约，均以二对一比例，用中储券偿付，先在苏、浙、皖三省暨南京、上海两市实行，民间旧法币由各地银行钱庄收兑至6月23日为止，逾期旧法币作废，停止使用。但由于民间仍抱观望态度，收兑一再展期。至11月1日伪财政部公布自11月1日起至30日止，为收兑旧法币最后期限，逾期没收充公，禁止民间保存。
在伪中储券推行过程中，李士群与周佛海互相勾结，在上海实行恐怖措施，肆意搜刮，又在人民头上欠下一笔血债。
7.搜罗爪牙，为非作歹
在上海沦陷期间，号称“沪西魔王”的吴四宝是江苏南通人，住居巨籁达路（现巨鹿路）同福里，在龙门路、马立斯一带，颇有恶势力，手下徒众甚多，由季云卿介绍与李士群结交。此人目不识丁，其妻佘爱珍精明强悍，手段灵活，吴对她不敢违抗，佘由季云卿之妻金宝介绍，结识李士群之妻叶吉卿，成为莫逆之交。1939年“叶公馆”成立，吴就介绍大批徒众参加，在上海干下许多危害人民的勾当。李士群见他手段泼辣，大为赏识。不久“76号”成立，吴改名世宝，担任特工总部警卫总队副总队长。李对吴视为心腹，吴也竭力报效，李的愚园路住宅以及保险汽车等，都由吴经办。李的侍从卫士，都是吴的徒弟，李在上海、苏州、南京三地的汽车司机，不是吴的亲友，便是吴的徒众，连李公馆的女翻译也是吴所介绍的。
吴四宝及其徒众有了李士群的凭借，变本加厉，无恶不作。沪西原是烟赌汇集之区，一时贩运烟土和制造白面（海洛英）的，都以吴四宝为护身符，肆行无忌，其他如绑架抢劫、敲诈勒索，更是司空见惯。吴的徒弟张国震等，还惯在糖业市场兴风作浪，持枪挟制，操纵市价，要涨要跌，全由他们决定（那时人们一听“76号”，无不谈虎色变）。后来日方也看到他们干的勾当太不像样，深恐以后难以驾驭，逼使李士群进行整顿，李不得已，把张国震枪决了事，而吴四宝并不因此收敛。
当李士群还未组织“叶公馆”之前，西区大赌窟如华人俱乐部（六国饭店）等，已由吴四宝和李拉上关系，靠李与日本宪兵队及领事馆人员勾搭作护符，对李按月有“孝敬”。
“76号”成立后，吴四宝住进“76号”，每天公开收受沪西各赌窟和贩毒机关送来的“保护费”，答应由“76号”人员经常加以保护，但吴四宝对其部众，纵容包庇，事故仍不断发生。
上海在1941年12月日军未进租界以前，已经成为“孤岛”，但大批巨绅豪商，仍以租界为安乐窝。他们都是“汽车阶级”，汽车又都是最新型的，吴四宝的部分徒弟，便把抢窃汽车作为生财之道。他们惯用的办法是强抢硬夺，汽车到手，飞驶无踪，路上红灯全不理睬，巡捕拦阻即出枪示威。另一种方法是串通业主的司机，乘机盗窃，只要驶离租界，开进“76号”，即可安然无事。此项盗窃来的汽车，在上海开不出去，他们即勾通日伪机关，出具通行证，并更换汽车牌照，开至苏州、南京、蚌埠和苏北一带出卖，得价朋分。租界当局明知底细，也只得眼开眼闭，置之不问。
“76号”成立后，租界当局在沪西越界筑路与租界毗连地区，设置防御工事，不时有华捕、英捕流动巡逻。1941年春某日，佘爱珍随带保镖一名，乘车由极司菲而路转入静安寺路，适值“三道头”（英籍巡长，俗称“三道头”，因袖章上有三道横杠）抄靶子（拦路检查），佘车前进被阻。佘的保镖携有手枪，因无租界执照，恐找麻烦，先发制人，把三道头当场击毙。一时警笛乱鸣，巡捕齐集，佘车图逃不及，司机与保镖当场被击毙。佘爱珍急中生智，匍伏车厢，得以身免，当被带进捕房。事情闹得无法收场，后由李士群挽求日本宪兵队向租界捕房交涉，佘爱珍始获释放，案件也就了结。
1942年春，李士群正在苏州忙于筹备汪精卫“出巡”清乡地区事宜，吴四宝忽为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报上也登载“国府”通缉令，通缉吴四宝，说是“破坏和运”。李士群得讯，慌忙奔走营救，费尽口舌，好不容易把吴保释出来，但日本宪兵队指明要李士群带回苏州管教，不能让吴再在上海，李当然答应。临行时，日本宪兵队负责人对吴说：“李先生保你出去了，你吃点东西走吧。”当即给吴吃了一碗面。次日，李士群把吴四宝带往苏州，这时吴觉得肚子疼痛，不时腹泻，吴身体素称结实，不疑有他，到了苏州还去玄妙观烧香谢神，不料第二天即暴毙。
李士群对于吴四宝之死，不免感到兔死狐悲，从此对日方宴会存有戒心。岂知一年以后，李也同样死于日宪之手，从中毒到死亡，前后也是三天，和吴四宝之死如出一辙。
8.自作孽，不可恕
1941年7月1日，江苏省的吴县、昆山、太仓、常熟四县开始“清乡”，伪清乡委员会成立驻苏办事处，李士群以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名义兼任处长。后来汪伪政权在江苏沦陷区，分四个阶段“清乡”（吴县、昆山、太仓、常熟、无锡、江阴、武进七县为第一阶段，太湖东南一带为第二阶段，镇江、丹阳、扬州为第三阶段，苏北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为第四阶段），李士群是实际的主持者。
1942年1月1日伪江苏省政府改组，原主席高冠吾调往安徽，李士群继任省主席（1943年改称省长），同时，清乡机构结束，由伪省政府接管，号称“清乡省政一体化”。此时李士群一身掌握省政、清乡和汪伪统治区特工大权，又兼调查统计部部长和警政部长，锋芒毕露，气概不可一世。
1943年9月7日，李士群从上海乘早车回苏州，伪省府各厅处局长照例到站迎接，当时李的精神萎顿，沉默无言，出站后即乘保险汽车驶回护龙街822号住所。当天下午传来消息，说省长身体不适，大家认为或系路途辛苦所致，不足为奇。第二天，又传出消息说，他身体很不好，家属焦急，已向上海聘请名医来苏治疗。当天上海来了几位医师，都诊断不出什么病症，注射了许多针药，仍无疗效。其症像是周身大量出汗，干毛巾都来不及更替使用，并不时腹泻。
第二天早晨，李士群病危消息传至日本驻苏州部队，即由小林师团派了三位高级军医前来诊断，很快便断定说：“李省长是中毒，瞳孔已经放大，关节失灵，已无法挽救。”又说：“在我们本国，这种中毒的人也时有发现。凡是已发现中毒现象的人，首先要化验血液，要经过24小时的细菌培养，才能得出中毒的结论。但等到结论出来，病人都已无法救治，所以这样中毒的人是百死无一救的。”延至第三天下午，李气绝毙命，时年39岁。
李士群死后，伪省政府成立治丧委员会，料理身后事宜，并急电汪精卫报丧。第四天，南京派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来苏，代表汪精卫致祭，并参加入殓仪式。
过了几天，日本宪兵队忽然要根究李士群中毒消息的来源，并向李公馆办事人员和叶吉卿气势汹汹地追根问底，威胁叶吉卿说：“不可再说李先生是中毒，该说是病死的。”从此大家再也不敢提起“中毒”两字。据说先前日本驻苏部队和宪兵队并不知道其中的底细，俟后接到上级指示，搞清楚内幕，才有彻查中毒消息之举，否则小林师团派去的高级军医也决不会说李的病源是中毒了。
在停灵期间，不知是谁发起，通知伪调查统计部所属高级人员到李公馆集会，到会的有伪调统部次长后升部长的杨杰、次长夏仲明，上海政治保卫局局长万里浪，以及马啸天、叶耀先、胡均鹤、晋辉、唐克明等数十人。
接任伪江苏省长的是陈群。同一时期，伪淮海省省长郝鹏去职，由郝鹏举继任。当时社会上盛传着一副对联：上联是“陈群、李士群，去了一群，又来一群”；下联是“郝鹏，郝鹏举，你干此举，我干那举”。这副对联，对卖国求荣、残害人民的民族败类，表达了高度的愤懑和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