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曲中醒来的，那是宿舍区的喇叭在催促人们起床。宿舍区开始嘈杂起来。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清晨，陌生的空气中有种鲜亮的色彩，让我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梳洗完毕来到大川的宿舍时，他的三个同屋奇怪地看着我，大川笑着介绍：“这是我的老乡，叫美萍，想在上海找份工作，以后你们大家多帮忙。”他的同屋意味深长地笑笑，笑得我和大川的脸都红了。
我就这样在宝冶材料处的一个女生宿舍住了下来。来了才知道，工作并不像大川在家里说的那么好找，他托了好多本地同事帮我找，我理想的工作是能进工厂打工，任何工作都行。可一天又一天过去，一周又一周过去，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后来，大川的一个木工师傅好不容易帮我打听到宝山有个地方需要铲煤工人。我立即就想去试试，在家连石头都砸过了，铲煤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没想到大川坚决不让我去，说那是男人干的活，他宁愿每天下清水面条给我吃，也不让我出去吃这种苦。
我热泪盈眶。我的到来已经增添了他的巨大压力。材料处领导已经警告过他多次了，宿舍区里不准住非职工。实在没办法时，大川只好把我藏到了他的木工房里，好在是夏天，在地上铺张草席，点一支蚊香，他把我反锁在木工房里，这样我就能安稳地睡一夜。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到外面溜一圈，等到别人上班时，再从大门口堂皇地进来，给人造成我在外面住的假象。
也有惊魂不定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材料处保卫科突击查夜，因为宿舍区里像我这样的外来人还不少。那夜真是惊险，得到消息的大川飞快地跑到木工房，拉着我从窗户跳了出去，穿过杂草丛，爬过围墙，跑到不远的江边，好歹躲过了这次“浩劫”——如果被查到私自带着非职工在宿舍区过夜，是要狠狠罚款的。
白天，为了不招人眼目，我要么躲在大川的宿舍里不出来，要么独自翻过围墙，去江边发呆。我常常在江边的防洪堤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或一个黄昏。我时常远眺长江对面的崇明岛，和不远处的吴淞口，期盼来往的船只能停下来载上我，随波逐流到天涯……我常常在这种幻想中伤感莫名，可滔滔江水带不走我的忧伤。
（三十五）
【就在家中第9次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的时候，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那是大川托人帮我找到的，在一家私人小餐馆做服务员，每月工资80元，包吃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
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家里不断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后来从妹妹的来信中得知，我的私奔果然在小荆山闹得沸沸扬扬，继父逢人便说我的不孝，母亲则泪水涟涟、长吁短叹。她抑郁的心情直接影响到伤口的愈合，直到我离家一个月之后，她才去医院摘掉了那根挂在她腹部的胆汁管子。令我稍微心安的是，他们总算没去大川家吵闹，只是一遍遍写信要钱还债。
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川。他当时做木工收入很低，每月工资奖金加起来也就二百多元。原先他是每个月给自己家寄点钱的，我家的催款信来到之后，他二话不说，便每月从伙食费里再挤出一份，给我家寄去。
10月份的时候，家里又来信了，要钱还高利贷，连本带利近2000多元。我捧着信欲哭无泪。债务沉沉，何时才能还完翻身呢？大川安慰我：“别担心，有我呢！”我还是想哭，为他的话。
大川把那个月刚发的工资一分不少全寄给了我家，又找同事东挪西借了一点，还是不够。他把自己才买的40块钱菜票卖给了同事，又把单位“十一”发的两箱苹果和梨也卖了，总算凑齐了钱，给我家寄了回去。
那个月，我们整整吃了一个月的白水面条和馒头，最奢侈的是买了几包涪陵榨菜。大川是最不喜欢吃面食的，那个月吃得他面黄肌瘦，他喜欢锻炼身体。吃到后来，他连40公斤的杠铃都举不起来了……
好容易挨到11月份，大川发工资了，先还了别人一部分。我们终于吃上了食堂的炒青菜，每次我都把菜汤喝得干干净净。后来打来饭菜，大川总要先把菜一分为二，因为我跟他说我喜欢喝汤，不喜欢吃菜。他不依，一定要跟我对半分。米饭很糙，青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我们嚼得很香，像是品位世界上最美味的佳肴。
天渐渐冷下来了，找不到工作，闲不住的我又开始写诗，写散文和小说。然后委托大川帮我到月浦镇上寄出去。糟糕的是，我的作品要么是退稿，要么杳无音讯。给我退稿最多的是上海的《萌芽》。诗歌编辑孙悦不厌其烦一遍遍退稿又一遍遍鼓励。孙编辑不客气地说我的诗歌写得肤浅而幼稚，全是无病呻吟的感慨，或莫名其妙的忧伤。我大受打击，从此轻易不再写诗歌了。我把所有情绪全都倾泻在了日记中。
为了缓解我找不到工作的郁闷，每天晚上，大川便推着他那辆花20元买来的二手自行车，教我骑。在老家，像我这样快20岁还不会骑车是很罕见的。不是我笨，而是因为没钱买自行车。在宝钢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我不知摔了多少跤之后，终于稳稳地骑上了自行车。大川说，会骑车，也许会容易找工作一些。他像个无微不至的兄长，细心地安排着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