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号曰宋。
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下其他的一些事情。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古代的大部分皇帝和臣子都很喜欢也很自觉地遵守着这条规矩。即使偶尔会出现一两个杰出的人看出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巨大弊病，竭尽全力的去改变，也就是进行所谓的改革。但是在这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利益既得者以及其他的一些人，抱着所谓的“祖宗之法”死命的拖着他们的后退，寸步难行。
这就导致每个朝代开国之初的帝王，及他麾下的臣子所订立的规矩往往会贯行整个朝代。而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朝代所灭亡的原因往往在其开国之初就已经埋藏了下来，只是等待这些原因积累而后爆发的时间有长有短罢了。而且这个“祖宗之法”虽然由来已久，却是在宋朝才最盛行的，这一点我们之后就会分析到。
有了“祖宗之法”也就算了。偏偏，中国还有一句所有人都比较喜欢遵守的古话，叫做“前世之鉴后事之师”。而且开国之君以及那一群杰出的开国功臣，往往都是在前朝灭亡之后的那段纷争的年代里历练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才是对于上一个朝代灭亡的原因体会最深的一群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更不会让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所建立的王朝在经历一次这样灭亡过程，谁不想自己的王朝千秋万代啊。所以他们在制定新的规矩的时候，就会刻意的去避免前朝所犯的错误，或者说去约束导致前朝混乱的诱因。
所以说在正式的进入了解令人充满向往的大宋的旅程之前，我们才会用了一些篇幅简要的介绍了唐末以及五代之中几次比较重要的更替。相应的，我们也一直都忽略了大多地处南方、国势较弱的十国，因为五代已经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也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大宋未来三百多年的政治、外交、军事、民生各个方面的施政方针，我们在这里需要简要的说一下唐末以及五代这个特殊时代所具备的影响。
唐朝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当皇位继承充满流血事件的时候，这个帝王所带来的朝代就极其强悍。不从李渊开国，到李世民，再到李治、武则天时代以及李隆基，简直可以说血流的越多，帝国就越强悍。即使有短暂的骚乱也会尽快的被平息，皇位毕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地方。而之后皇位的传承慢慢平和了起来，甚至于李家人本身都无法决定皇位的归属的时候，李唐王朝也就彻底的乱了起来。
想来也是，皇帝这个位置就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准确的说能把这个位置坐好的，我们还是不要把它当成人看比较好。明君暴君其实也就一线之差，哪一个明君不是一副铁石心肠，就是看对谁了而已。就连李世民这种千年难见的主，都会被鬼神惊扰，就别说其他了。除了皇帝本身的原因，真正诱导唐末乱世，在于唐朝的节度使制度。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从安史之乱到五代的五位开国君主，每一个起兵的人身上几乎都有一个节度使的职位在身，又得还不止一个。温饱尚且思****，权力的诱惑可不是谁都能抵挡的了的，尤其是至高无上的皇权。
刚开始设置节度使只是主管军事，但是发展到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简直可以称之为一个国中之国。平头小老百姓都会“温饱私****”，更何况这些主宰一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了。想要获得更大的权力，就只有通过征战。于是乱世由此降临，而且节度使之位通常都是武将所领，于饱受儒家经典熏陶的文臣相比，武将行事也显得更加粗暴简单。
当然，这其中还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均田制的的渐趋破坏、朝政的败坏、宦官的专权等等，但是深受战乱祸害的大宋一帮大臣很自然异常仇视武将专权，生怕由此引发其他祸乱。而且作为大宋王朝的开国之君的赵匡胤可是通过兵变才登上帝位的，他可不想在被别人来个兵变把自己的子孙赶下帝位，才有了所谓的“杯酒释兵权”。
所以我们所要说的第一特点，就是武将权力过大。
而也由此形成了赵宋王朝的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大宋王朝从皇帝到文臣全都死死的压制着武将，这样做虽然很好的限制了武将的权力，但也是这样导致大宋军方系统中，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军力实在不堪。当然这并不是说赵匡胤不重视军队，作为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怎么可能不知道军队的重要性，但是有句老话叫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万幸，每到危急时刻，大宋王朝总会有一个璀璨的将星诞生，才使大宋得以勉强稳住局势。
但是就是因为太乱。所以唐末五代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个极大变化，那就是门阀的终结，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
虽然李世民曾有一句豪言，叫做“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矣”，而李世民也确实选拔出一大批贫民英才，然而实际上世家大族世代垄断政权的局面并未得到什么根本上的改变。但是唐末五代时期，五代每一位帝王都不是什么世家大族出身。后梁的朱温、后周的郭威更是寒酸，根本就是从一个小兵起家的。至于他们麾下的大臣也大多都是起于微末。这样的人物，自然不会对所谓的世家有什么敬畏之心，说不定还会有什么深仇大恨。而且经过数十年的战乱，原本高高在上的世家门阀早就被打下云端，再也无力控制朝政以及天下大势。
所谓“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少室山房笔丛》），“五季以来，取士不问门第，婚姻不问阀阅”（《通志·氏族志》）。而随着门阀政治的终结，以往那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士庶天隔”的局面大大改观，这就为一般的庶族阶层，甚至更为贫寒的社会底层成员提供了更多的崛起的机缘。
五代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道德观念的淡薄。李唐中后期，在安史之乱平定后剩下的时间里要么是大臣把持朝政，要么是宦官专权，到了最后更是武将乱国，实在是乱得一塌糊涂。李唐王朝灭亡后，虽然五代的每位开国君主都算是一时之选的强力人物。但是五代中每一次政权交替，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都是通过起兵完成的。至于其中君臣失义、父子反目、兄弟阋墙、亲人之间举刀相向都是极为常见的事情。
以至于后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忠君之说，臣子根本就不在乎是谁登上皇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冯道成为十朝元老的是事情，至于其他人只要在争权夺利中没有丧失权力，基本上都能安稳的从一朝过渡到另一朝，对于同僚、帝王根本就毫无情义可言。正因为如此，赵匡胤才能轻松的登上帝位，但是这一点对于大宋那些饱受儒家经典教育的道德君子而言却是无法忍受的。
基于这么两点，而且为了更好的压制武将而形成的相对应的局面，大宋致力于文教尤其是儒学的培养，皇室与朝堂更是给予文人士子极为优厚的待遇。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朝廷鼓励民间办学，各地书院得到极好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更时全都是在宋朝得以兴盛，再加上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可以说大宋简直就是历代读书人梦中的圣地。而这种良好的内部环境，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宋的风流人物竟然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情况不断出现，就连后世的大宋皇帝们个个也是文采斐然，向才子到多过向皇帝。
第四点，就是中原之地在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对于异族再无屏障，直接暴露在其铁蹄之下。而且中原王朝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最佳时机也因天命而错过，就是显德六年，柴荣北伐那次。正好耶律璟这个睡王已经深深的祸害了大辽许多个年头了，大辽虽然战力犹存，但早已不如当年，而且耶律璟这大宋的恩人根本就不在乎燕云十六州丢失与否。此时，柴荣在解决南面后顾之忧后，又举全国之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本应趁势一举功成，可偏偏老天不让，柴荣在这个时候病危，如此天意，只能徒呼奈何。
这种情况下，外有强敌患侧，内无天险可守，本该积极整修武备，偏偏赵匡胤又是玩得“黄袍加身”的把戏，就极力的抑武兴文。赵匡胤要是堂堂正正的起兵造反，即使会造成一时的混乱与血腥，但是至少不会担心武将们有样学样。这样即使武将的权力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但是至少也不会导致到将不知兵的尴尬局面，说不定也不会发生赵匡胤为人称赞的“杯酒释兵权”的举动，虽然我并不觉这事什么好事，为了表示对帝王的忠心，武将连争取自己权利的机会都没有，实属被逼到绝路上来了。从这点上来看，至少和柴荣相比，赵匡胤显得太过小家子气，实在配不上帝王的霸气。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就是商业。之前我们就说过，郭威和柴荣起家之前，柴荣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经商经历。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让柴荣深刻了解了商业的作用。之后柴荣登上帝位后，商人帝位开始有所提高，商业对于民生、经济的恢复也产生了极大地作用。对于全盘继承了后周的遗产的大宋来说，商人的作用自然也被保留，这也是赵宋可以成为中国封建王朝中最为繁华的一个朝代。而商业的繁荣以及所带来的财富对于大宋尤其是南宋实在是至关重要！
简单的说明这几点，我们之后再介绍赵匡胤一些行政举措的时候就能够有更清晰的认知。但是赵匡胤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把皇位坐稳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