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HenryS.Farber2000年曾预测，未来3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发达国家内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包括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法国的“农民联盟”；美国的“劳联—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同时也给予许多发展机会。亚非一些更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与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如果我们一边在赞扬经济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一边却埋怨它的“偏见”，诅咒它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这种态度显然是情绪化的，已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它起码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与本质的理解存有偏见。
（第五节）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政治及全球文化现象
各国现代化与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呈现多姿多彩的特点。这种选择，不仅涉及市场经济问题，还涉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包括政治体制与传统文化的背景。因此在讨论经济全球化问题时，虽然在经济层面尚易达成共识，但是关于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存在较大的分歧，对此应持慎重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是，它们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只有经济因素才是唯一积极的，而其余因素都是消极的。在承认经济对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作用的同时，必须认识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也有积极作用，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伴随着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与文化的全球现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某些要求，也表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与融合的特征。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客观上并没出现不同政治、文化趋向单元、一体的“全球化”的趋势。现象与本质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但是还有区别，全球现象和全球化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政治与文化的全球现象，与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之间，不能简单等同。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现象，仍需具体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政治现象
就政治现象而言，它可包括制度、功能、人物等。从不同的视角，一般可把政治制度分成三类：法律体制、管理体制、政治体制。
1.法律体制层面
在法律体制层面，尤其是在涉外法、国际法层面的内容，各国共识增多。
面对严峻的全球性贩毒、犯罪、恐怖行动、环境保护等全球问题，各国政府都感到力不从心，共同呼唤全球统一的法律治理规则的制定与实施，以便统一行动，统一治理全球问题。全球的法律意识与规则的出现，对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与法制观念形成挑战。
2.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层面
在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层面各国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分享人类管理经验，以提高各国政府管理效率。此类全球现象客观存在。例如，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曾借鉴过中国的科举制中公开竞考、择优录用的合理成分；同样，中国创立当代公务员制度，也充分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公开竞考、择优录用原则、分类管理原则、绩效考核与激励原则等现代管理原则，已被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普遍认同。在我国政府体制改革中，也借鉴了发达国家20世纪80—9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理念与政府再造实践。
3.政治体制层面
在政治体制层面，问题比较复杂。作为政治核心内容，政治体制并不是简单地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是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民族，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主要的政治体制。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共存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
尽管这种共存可能有强势与弱势之分，但是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发生强势体制同化并取代弱势体制的结果。同时，这种强势与弱势的不均衡状态也不会一成不变，而可能此消彼长，发生逆转。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可能形成某些全球政治现象，但是某些全球政治现象，并非本质上的全球政治化。
二、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文化现象
就文化现象而言，问题比较复杂。马克斯·韦伯曾将文化现象分成三个层面；大众文化（日常文化）、科技与管理制度文化、价值文化（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
1.大众文化
就第一层面的大众文化而言全球大众文化现象比较明显。但这一全球现象，并非如经济全球化那样，是由某一民族的文化主导的全球文化趋向某一文化的趋势。
大众文化往往与商品经济密切相联，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世界经济强国在向全球扩张其强势经济时，其文化商品也会趁势向弱势经济下的文化商品市场扩展与占领。但是不同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包括大众文化，并不能相互完全取代，不同的大众文化，往往只能并存兼容，共同发展。美国的跨国餐饮公司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在全球开设千百家肯德基、麦当劳快餐店与可口可乐连锁店，但仍不能根本改变其他民族的饮食习惯，而只是丰富了世界各民族的饮食内容。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虽然相对弱小，难以像美国那样，由强大的跨国餐饮公司去海外推销本国的饮食文化商品，但是由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有其悠久的历史，由此形成的饮食方式往往具有某种独特之处与诱惑力，自然会有一定的消费市场。
例如，中国的食文化与茶文化，对世界各民族长期具有巨大诱惑力，尽管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业目前尚难在发达国家有较大影响，但是餐饮业却在发达国家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其世界影响，并不亚于肯德基与麦当劳。当人们在选择某种文化商品时，既有经济因素（价格等）在起作用，也有某些文化因素（文化、习俗、饮食、娱乐爱好）在起作用。美国可以主导世界经济，但在文化层面上，美国不可能主导世界文化，即使在衣、食等特殊商品的大众文化方面也如此。因为美国的历史太短，与那些经济相对落后而历史悠久的民族相比，其历史文化的积淀太少，太浅。美国的肯德基、麦当劳快餐永远取代不了中国的馄饨、春卷、印度的咖喱饭、日本的料理；美国的可口可乐也无法取代中国的茶、巴西的咖啡。相反，中国的“入世”和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凭借中华民族5000多年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文化的优势与巨大的市场竞争力，中国大众文化及其产品必将会以更大的步伐走出国门，成为一种被更多民族乐意接受的世界文化产品。
2.科技与制度文化
科技文化与管理制度文化的全球化现象较明显。
在科技文化上，随着各国经济、文化、教育的交流加深，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各国科技的内容、载体与机制日益“标准化”，科技文化一体化的现象发展加快。
制度文化一般可以包括管理制度文化与政治体制文化。在管理制度文化上，管理制度或管理技术一类的全球性的制度文化，已经出现某些现象，并且还在发展。各国先进的管理制度与技术，互相借鉴，共同发展，这一现象有利各国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
但是政治体制文化和一般科技文化与管理制度文化不尽相同，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客观上，不同政治体制之间，除了相互竞争、和平共处之外，难以某种政治体制为蓝本去取代其他政治体制，实现全球政治体制一体化。即使经济、文化发展处于同一水平的经合会成员，它们的政治体制形式也难以完全趋同。毕竟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一，毕竟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