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华老师不想当‘官’而专心治学，这除了兴趣之外，还在于他长于思考，不愿盲从，更想用笔而不是权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事实证明，胡华老师选择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工作时，亲身领会了导师的学识，不无感慨：‘国内不乏宣传部长，可是像胡华老师这样的学者却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仔细分析新中国成立前投身革命队伍的人们的出身素质，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理想主义驱动的知识分子，一类是为改变现实苦难境遇的翻身农民。前者大都出身于生活条件和文化教育相对较好的家庭，后者大都属于《国际歌》所说的‘饥寒交迫的奴隶’；在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中，前者是火种，后者是干柴。前者从一开始就是为‘解放社会’而奋斗，后者则是从‘解放自己’逐步提升觉悟而投身于解放全中国。像胡华老师那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确实是那个时代为解放社会而奋斗的难能可贵的骄子。由于中国古老的专制主义社会积淀的影响，党内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愿意思考、不甘盲从，因而在政治风浪中往往历经坎坷，却能留下许多发人深省的思考，胡华老师的一生经历恰恰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如今的人们翻阅1950年3月出版的胡华老师成名之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可能会感到有一些当年特定的政治概念的印记，当年这本书却是让千百万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启蒙读物。在新中国奠基之时，胡华老师艰辛探索形成的这一史学著述赢得了千百万基层读者，从而开启了中共党史学科与新中国的成长同步前行的局面……”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解放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教授党史的人不计其数，能在社会上留名的却为数不多。胡华老师作为党史学科的开拓者和权威学者，独树一帜。因为他不满足于做一个照本宣科、陈陈相因的‘传声筒’，始终坚持在史料发掘和理论指导方面进行独立探索。在中国社会从思想禁锢、僵化走向启蒙和开放的道路上，胡华老师是一位难得的智者和开拓者。”
“史论结合是史学研究包括党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却是常青的。中国共产党信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教授中共党史无疑应以此为指导，然而怎样理解这些理论却有着‘死板僵化’和‘发展创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如今，重新翻阅胡华老师解放初期的一些著述，难免留有那个时代的政治印记，可贵的是，他并不拘泥于革命领袖的现成结论，而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从延安时期起，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联共党史’作为学习和写作史书的典范，因而深受苏联个人崇拜、领袖意志至上和路线斗争决定论的影响。胡华老师那一代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教育，不过，他却在后来不断有所突破，解放初期所写的党史著作便体现了新的风格，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成为党史学科创新的带头人。记得在1978年国内党史界刚开始拨乱反正之际，正是胡华老师所做的一个个报告，率先打破过去‘左’的教条束缚，影响遍及国内院校、学术研究部门乃至党政军机关，让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学后有振聋发聩之感。当时一些坚持僵化理念的人将胡华同胡耀邦等人并列，讽刺为‘五胡乱华’，其实这正是他的光荣。”
“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到胡华老师那里做研讨式的上课（这也是他当时带研究生的一种独特方式），曾专门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奋斗与利益相关的观点。胡华老师特别叹息的是，在苏联、中国乃至世界上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建立后，都出现了以空想的政治口号取代人民现实利益的倾向，这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精髓的做法，只是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我国解放后出现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浩劫，便是美好理想与现实相悖而导致的大悲剧。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恰恰又是以农村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与改革开放事业紧紧挂钩，才迎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世界头号农业大国长久无法解决吃饭问题的历史难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我们当时深有感慨的一点，就是在胡华老师阐释党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活的马克思主义。”
“现在有些人在纪念老一辈革命家时，往往只谈其早年的奋斗，而较少谈及老年时的认识成熟。其实，正如中国古语所说的‘春华秋实’，春天的花朵是美丽的，而秋季的果实才能真正供人享用。胡华老师那一代人在年轻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晚年时又根据中国特色在理论上思考如何创新发展，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焕发了活力并能重新兴旺发展的原因。纵观胡华老师一生的研究成果，从1978年直至他去世前的著述学术价值可谓最高，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之一。”
“对史料的发掘和考证，是党史研究另一个重要领域。由于我国对历史档案长期坚持严格的保密制度却缺乏解密制度，这就使国内党史工作者普遍遇到难以找到原始史料和发表受到限制的难题。胡华老师一向善于从各种渠道搜集史料，还特别注重口述史学的重要性，采访众多党史事件的当事者。尤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大解放、众多老一辈革命家还健在的那个宝贵阶段，他直接采访了从大革命直至‘文革’前在中央担任了领导工作的众多老同志和革命的同路人，从口述中获得不少第一手资料。记得1981年访吴亮平，1982年访罗章龙、刘仁静等还带上我们这些学生一同前往。同时，胡华老师还经常去档案馆，通过考证原始资料揭开许多历史谜团。例如1981年为重新研究西路军问题，笔者便随他去过中央档案馆，通过对史料的重新发掘得出了新的结论。”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余年间，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大多只限于悲情叙述，深入探讨其起因和反思其教训的著述是少而又少。胡华老师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1979年以后便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研究‘文革’的起源和教训，并由此思考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并逐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记得胡华老师病危前，曾特别提出有志于‘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可惜因种种主客观原因难以进行下去。时至今日，从理论上研究‘文革’仍是有待突破的重大难题。”
“缅怀和研究先人，其实是为了教育和激励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自师从胡华老师之后，一个深刻的感受便是，他不像一些老学究那样只自封书斋和故纸堆里，而是以党史研究紧密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他当时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晚年对早期著作中的一些观点便做过修正，后来苏联模式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用僵化、教条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并把自身并不成功的生产和建设经验当成金科玉律强加于他国，最终使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了活力。例如在很长时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的一些共产党人曾机械、片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的提法，夺取政权不久后便超越时空地采取了一系列充满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激进举措，留下的教训极其深刻。胡华老师在研究和宣讲党史时，特别注重揭示这些教训出现的原因，并大力颂扬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他在生命最后几年反复思考的也是改革开放后如何巩固、发展这一成果。”
“令我们印象至深的一件事，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彻底否定‘反修防修’为宗旨的‘文革’之后，在如何对待50年代我国曾模仿过的苏联模式问题上出现了争论。面对有人提出应回到50年代效仿苏联的建设模式的意见，胡华老师特别指出，既然脱离出来就不能再回去，虽然‘文革’搞错了，然而苏联模式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死路一条！差不多十年之后，当东欧剧变和苏联的瓦解发生时，我们回首他生前对此的看法，真是感慨万千！”
“在80年代初，胡华老师便提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异化’这一问题。他担心和反复告诫的，恰恰是中国如何避免出现这一现象。他去世后不久，当苏联因革命的‘异化’而最终走向瓦解时，中国共产党人却打破了前进道路上的发展瓶颈，这应归功于老一代和新一代革命和改革者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胡华老师的成就显然也包含在其中。”
“注重现实问题而不背过重的历史包袱，研究历史时更立足于今后，这是开拓进取的国家和人民需要具有的特征。胡华老师的身上，正具备了这种特点。人民大学复校后，同学们普遍有一个反映，便是在校内名教授、老教授之中，胡华是最能与年轻学生打成一片的。例如，在校内食堂的午、晚两餐时（早餐他通常是在那间办公室兼寝室中简单吃点‘牛舌饼’之类），他与同学们一起打饭、一起站在餐桌边，风声谈笑，我们还将此称为‘第二课堂’。胡华老师是真正按照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和现实教育，使老一代和年青一代得到了很好沟通。这不仅体现了他的心态始终年轻，而且也说明他的思维方式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下也是紧跟潮流，确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生动写照。”
“作为胡华老师的学生，在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记得他那间‘斗室’墙上所挂的、书写着李大钊名言的条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后人从这些老一辈前驱者身上所能继承的最宝贵的财富，不也正是这种‘道义’吗！”
胡华是个爱诗的人。他曾说：“读诗可使人境界高尚起来……”他把李大钊的“铁肩”、“道义”诗联当做了自己的座右铭。他生前伴随着中共党史事业的开拓，一路诗情，一路行吟……今天，我们在能够读到的他的百余首诗里，多有“铁肩”、“道义”的豪情表达和精神伸张。他一生“欲壮铁肩为尽瘁”，也疾呼“更著新篇待后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