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概要》一书与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位作者，一起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畅销国内外的鼎盛时期和60年代的“左”倾批判的腥风血雨，“文革”结束，该书也浴火重生。知识出版社1980年7月重版印行《中国历史概要》，胡华1979年11月22日在《后记》中记道：“1951年，中国史学会为了适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需求，决定编写一本简明的阐述中国通史的书。由郭沫若会长、范文澜副会长召集了十几位中国史研究工作者开会，决定书名为《中国历史概要》，字数为十四五万，书的内容要反映中国史学界多数同志的观点。推定翦伯赞（1898—1968，当时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邵循正（1909—1973，当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我三人执笔。此后，范文澜同志始终主持了此书的讨论、修改和定稿工作。1952年印出初稿，1954年印出二稿。两稿均曾分送国内史学界同志广泛征求意见。根据收集到的意见，范文澜同志多次召集十几位史学工作者参加此书的讨论和修改。1955年定稿后，由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2月出版，此后又重印过几次。同时，由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出版；由民族出版社翻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出版。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讲中国通史的读物。
“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此书遭到他们的帮徒戚本禹在报刊上点名攻击。翦伯赞、邵循正两位老历史学家被摧残致死。‘四人帮’被粉碎以来，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史学界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此书乃由知识出版社重印，同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的广大读者见面。这也是对翦伯赞、邵循正两位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纪念。
“当年关怀和主持此书定稿工作的郭沫若、范文澜两位老学者，与参加讨论和修改此书的陈垣老教授、柴德赓同志等均已逝世。在十几位参加此书工作的史学界同志中，我是最年少的。老成凋谢，众芳摇落，史学界老一代博古通今、熟谙马列、治学严谨的学者，越来越少了。他们所留下的空白，是难以弥补的。人民的事业越前进，越使我们深深感到他们的逝世是多么大的损失！也更激励我们年轻一代要加倍努力，急起直追，勇于创新。
“翦伯赞老教授生前对本书古代史部分有一个仔细修改过的遗稿，由张传玺同志最近寻捡出来。老教授对此稿修改工作做得如此仔细和认真，睹遗墨而悼前贤，令人神伤！他的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后继者学习的楷模！
“这次重印前，我们对本书作了少量的修订。古代部分是由张传玺同志依据翦老教授的遗稿整理的。近代史部分的修订工作是陈庆华同志担任的。现代史部分是我修订的。
“因为本书是‘概要’性质，写作时字数限制很严，五千年事，薄薄一本，以致语焉不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衷心欢迎指正。”
1985年2月13日《人民日报》第6版发表了《中国书好！——第十七届开罗图书博览会侧记》一文，报道说，《中国历史概要》的英译本在这次国际书展受到了很多国外读者的欢迎，列为中国畅销书之列。从1956年发行第1版算起，《中国历史概要》经历了近30年的风风雨雨，现在还能够如此受读者欢迎，作为著作者之一的胡华欣慰之情不言而喻。
编写一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材，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革命史互相衔接，是胡华的一个心愿，也是党史教学的需要。随着拨乱反正步伐的加快，将这个心愿变为现实的条件也逐渐成熟。胡华在整理、修订再版史书的同时，又进行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的“笔耕”。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中共中央为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在北京组织了四千多人的大讨论。当时，不仅要求对《决议》的修改稿作逐章逐节地讨论，而且还要进行专题研究。每次讨论的情况还要求写成简报上报，供《决议》修改小组参考。当时，北京高校系统组成一个讨论小组，有十几位专家参加，地点在中国人民大学灰楼，组长为胡华。
在小组中，胡华不仅是组长，而且是资深的中共党史专家，所以对他的意见，大家都十分重视。胡华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否还是党的指导思想，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分析“文化大革命”运动等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胡华在发言中坚持实事求是，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对毛泽东必须要一分为二，功大于过，成绩和贡献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一个大错误，但这是一个阶段、一个方面的错误。没有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不可能在1949年就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也不可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否定毛泽东是完全错误的。
胡华当时发表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在小组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一次在争论中，双方都站了起来，甚至拍着桌子，指名点姓。可胡华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表现了他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和勇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虽没有做录音，但所有的发言都记录了下来，并写进了简报。后来，在通过的《决议》中，有好几处提法明显地吸收了胡华的思想和观点。所以，后来他在党史系教师大会上曾十分高兴地讲述了《决议》的基本精神和思想。那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革命史讲义》等都是写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而没有一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他决定编写这部书。
胡华提出编写《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在全国说，是最早的，也是大胆的。他认为当时编写这部书已具备了条件：一是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便有了编写这部讲义的原则、方向和基本观点；二是自己身体较好，有精力，资料也是比较多的；三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内有中共党史教研室，室内当时有40多人，分3个小组，第三小组是社会主义时期组，专门担任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教学和研究任务，约有18个人，胡华经常指导这个小组教学科研和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所以，他也十分了解第三小组中每位教师的思想和特长，把这个任务交给第三小组是一定能完成的。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的编写工作开始于1981年6月，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制定以后，因它是《中国革命史讲义》的下篇，或姊妹篇，所以，书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
参加编写工作的陈明显教授回忆了主编胡华带领他们编写这本书的过程：
“这部讲义的编写，经过了以下几个步骤：一、起草提纲。提纲写出后，胡华作了修改和定稿，并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二、编写初稿。将提纲中的各个节分给第三小组中的每一位教师，初稿写出后，经胡华修改，打印出第一稿；三、讨论和修改第一稿，写出第二稿；四、由几个人执笔修改出第三稿；五、由胡华作最后的统稿和定稿，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当时条件下，胡华亲自主持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是令人敬佩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处于什么历史阶段，当时是什么社会性质”等问题，有些文章仍沿袭“文革”中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说法。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景忠研究员撰写了题为《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一文，认为：“革命阶段和社会性质是两个范畴，应当区分开。按照党的革命理论，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实行的政策，大致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故而根据地内或可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全国才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其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结束，但并未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本来，按照原定的方针，新民主主义社会应当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因后来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前于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这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的想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结束，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三大改造’开始，才算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三大改造’完成，中国才算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该文发表在《暨南学报》
1982年第1期，曾景忠将这份学报寄给了胡华。1982年3月22日胡华即复信曾景忠：“我对你的观点是同意的，我认为符合‘决议’的精神。邓力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从大的历史阶段说，笼统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可说是社会主义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具体说，头三年主要是完成民主革命任务；（19）53年开始进入“一化三改”，（19）56年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前应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决议’讲得笼统些，所以有些不同的解释。
“你的文章，我以为是对的。这个问题，已成历史，即使有争论，可作学术问题探讨。我感到，现在我们处于社会主义什么阶段？对现行开放政策、经济搞活政策及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到底怎样看，倒是个大问题。您如研究，望有以教我。”
曾景忠回忆：“接到胡华先生的信后，我对他充满感激之情。他是中共党史专业的权威专家，与我这个无名之辈、素不相识，而他对我向他请教的问题，迅速回复，表现出一个学者平易近人、乐于诲人的态度。同时他非常谦虚，还提出问题，启发我思考，愿与我讨论。我对所尊敬的学者敬而仰之，但并未近而亲之。
因此，我接到胡华先生信后，也没有前往拜访，进一步接触请教。胡华先生本来在学术上还可以做出更多贡献的，但很可惜，他去世较早。直到今天，当想起胡华先生时，我还是充满了怀念之情。”198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此书自1981年编起，32万5千字，首印10万册。胡华在“后记”写道：
“本讲义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十几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供同学们学习参考的需要而编写的。从建国以来到党的十二大，这三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何写法，我们既缺乏经验，也缺乏深入的研究。现在这本讲义只是着重叙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建设过程，为了不使讲义篇幅过大，有些史实没有讲到，或讲得过于简略，有些经济数字也可能引用过多。总之，繁简不当，分析不深入等缺点，是显而易见的，衷心希望同志们对本讲义多多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学习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编写的依据，同时也参考了许多对《决议》作注释说明的书籍和文章。
对这些书籍和文章的作者，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本书各章执笔编写的是下列同志：第一章：黄文安、程璇；第二章：张恒、于乃敏、邓琴涛、陈明显；第三章：陈明显、郭正平、黄文安；第四章：郭正平、戴知贤；第五章：戴知贤、钱月香、段慧敏；第六章：王建初；第七章：黄文安、屈动、邓琴涛。
“全书由胡华负责编审修改定稿工作。
“这本初稿性的讲义的出版，既是为了供应当前教学中的需要，也是想以此征求广大同志们的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
就是这样，胡华自“文革”结束到1987年逝世，十年间百忙之中在史学园地笔耕不辍。除了前面重点介绍的书籍外，1977年8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胡华编著的《南昌起义史话》；1977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胡华编著的《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该书先后发行100多万册（1980年外文出版社出版日文、英文本）；1979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胡华主编的《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印行10万册；1982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胡华为主合著本《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十年间，组稿并讨论修改、审定了由其担任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共632人、629部传记；其中经胡华生前亲笔修改审定的为第1至44卷、共570部。
十年间，胡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表的文章、报告15篇，10余万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表文章、报告30余篇，18万余字；“关于工人运动”发表文章、讲话3篇，2万余字；“关于教学与研究”发表文章、报告40余篇，20余万字；“关于周恩来研究”发表文章、报告40余篇，20余万字；“关于党史人物研究”发表文章、报告18篇，8万余字；“关于人物传记与人物研究和纪念”发表文章25篇，6万余字；“关于人物批判”发表的文章、报告7篇，7万余字；“关于对国外研究中国革命史的评述”发表文章、报告8篇，7万余字；关于为他人著作作序、评介和漫笔散篇部分约40篇，近6万字；自述经历4篇，近2万字。这是胡华十年心血的结晶，是胡华为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留下的一笔珍贵的遗产。他的史学思想和治学精神，不仅在当时，而且对21世纪的党史学界也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弘扬长征
1985年10月，索尔兹伯里以国际视角所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美国出版，立即在世界读书界产生巨大反响。“很短的时间里就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中译本。该书作者索尔兹伯里是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纽约时报》副总编，1983年在中国进行多方采访，并在中国有关方面支持下，得到历史资料和学界研究积累，又经中国有关方面安排踏访了长征路。索氏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多年，曾以研究苏联问题著称，在世界较有影响。他曾于1972年、1977年、1980年三次访华，并受到周恩来、宋庆龄、李先念的会见。这是第四次来华。索尔兹伯里这次来中国采访并撰写此书，有一位重要的伙伴，是助推这个写作行动并与之同行者谢伟思。谢伟思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朋友，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延安、在北京的接见，是影响、促进中美建交的有远见的美国外交家，一位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