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经过准确核算，梁漱溟家的全部积蓄刚够出书的开支，所剩亏空有限，他便立刻给统战部负责人打电话，说问题已解决，他感谢统战部的盛情，不必再花国家的钱了。出乎梁漱溟意料的是，１９８４年自费出版的《人心与人生》２５００册很快销售一空。次年三联书店又接过去正式出版发行，销路也好，他自己出的资又全部收了回来。更由于整个情况的变化，梁漱溟的其他着作连续出版或再版，增加了不少稿酬收入，梁漱溟的处境才有较大改变。
一波三折，《梁漱溟与毛泽东》艰难面世
这期间，我也加紧整理梁漱溟的传记的有关史料，并写出一些单篇文章在报刊发表。在我自己，思想困惑已基本解除，而且从１９８６年第一期《人物》杂志起，又开始连载我由“传记”改写成的《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在梁漱溟的全部传记材料中，只有１９５３年他与毛泽东主席顶撞抗争的一章，我迟迟不敢出手，生怕招来灾祸。不料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９日上海《新民晚报》发的一篇锋芒毕露的杂文给我打了气。我认为，在叙述有关梁漱溟先生几起几落的文章中，这篇署名“辛雨”的《“双百”声中话梁老》一文是很值得保留下来的。现全文照登如下：
我有一个习惯，每当看到一篇好文章，就急着想要告诉朋友们，共同享受阅读的乐趣。最近我看到一篇好文章，就是登在《团结报》七六二一四号上的《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本以为几个“文摘”报见此佳作，岂有不摘之理？既然未见采摘而又亟想公诸同好，只得由我不揣冒昧，作一介绍。
原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底“批林批孔”的闹剧开场以后，自十一月至次年十一月，历时一年之久，在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联席学习会上，同时演出了一幕“批林批孔又批梁”的闹剧，批判会每周三至四次，人数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一二百人。今天看来这是闹剧，在当时则是有关身家性命的政治大事。《团结报》的文章好就好在利用当时的记录和手稿，对梁漱溟在这场运动中的言行，作了翔实而生动的报道。
这篇文章共分四段：①梁漱溟发表长篇讲话之前；②梁漱溟长篇发言补遗；③梁漱溟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④梁漱溟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想文章内容不必多事摘引，读者可自找《团结报》来看更清楚。总括起来说，这篇文章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四人帮”法西斯专制淫威统治下，大多数人不得不表示拥护，发各种违心之言，狠批“孔老二”，还生硬地绑上林彪的时候，独有梁漱溟（其时他已八十一岁高龄）敢大唱反调，坚持己见，且不说坚持真理吧。“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对批判会主持人最后要他谈感想时以此作答，真可说是一个绝顶的顽固分子了。但是我却觉得所引用的古人这句话，这个时候倒是凛凛然有点金石声哩。
当前大家不是正在庆祝“双百”方针三十周年吗？在一片热烈的纪念声中，我想《团结报》这篇文章可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提请大家不要忘记在马寅初、孙冶方等几位知名人士外，还有这样一位用自己实际言行来扞卫“双百”方针的老先生梁漱溟。大家知道，早在一九五三年对梁漱溟就曾经进行过一次批判，当时虽然没有在报上公开发表，但后来还是公布了权威性的批判文件。从所公布的看，那次批判火气很大，火力很猛，辫子、棍子、帽子可说一应俱全，有的还涉及了被批判者的人格。那次批判的问题很多，别的不说，其中至少有一条即梁漱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这个问题，现在看了《团结报》这篇文章列举的梁漱溟面对“四人帮”威武不屈的事实，该是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了。
《团结报》的“编者按”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以耄耋高年，心情舒畅，着述不辍。”让我也附一笔：为梁老贺，更为国家贺！
受到这篇杂文的激励，我着手把１９５３年梁漱溟与毛泽东顶撞抗争的纪实文章写出，送梁漱溟先生审看。他逐段逐句十分认真地进行订正，然后问我：
“记述内容均属实，但现在允许发表吗？”我说：“只要是事实，就能站住脚。
毛泽东已故去１０年，功过是非已有评价，从１９５３年至今，３３年过去了，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为什么不可以公之于众呢？我想可以试试。”梁漱溟先生不语。
往哪儿送呢？我想还是作为连载推出更稳妥些，便将这篇文章改写成问答录的一章，寄给《人物》编者。他们看完后对此文很感兴趣，并交所有负责人传看，集体画了圈，决定在１９８７年第三期或第四期《人物》发出。我将此消息告诉梁先生，他只简单说了一句：“那好。”
哪知到了１９８７年初，政治气候又发生变化，《人物》编者和作者都产生了顾虑，便把原稿撤回。直至同年国庆节，得知这月底中国文化书院要在北京召开祝贺梁漱溟从事教育科研７０周年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便花了十个晚上的时间，再一次由“问答录”改写成长达两万余字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文章，打算将它交中国文化书院印发给讨论会的参加者。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开幕式那天，我遇见一位朋友，提起自己刚刚写成《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一文，这位朋友立即说尽快交给她看看。我说可以，并说我可以对所写的事实负责，但能不能发表，何时发表，却没有把握。她爽快地说，这你就甭操心了。
过不了几天，这位朋友就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说“文章好极了！对历史负责，这文章应该尽快发表”，不等我回话，她就开机关枪似的往下说，“为这篇文章，我已生了一肚子气！我原打算交给我本人也担任编委的刊物发表，但意见不一致，不同意者无非是一个怕字。我一气，这个编委也不当了，马上把稿子推荐给更有影响的上海《文汇月刊》。他们已来电话，决定在１９８８年第一期推出，但原稿被我丢了最后１０页，你能不能尽快给他们整一份补寄上海？”她一口气把话说完，我才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告诉她，“你知道吗，梁漱溟的讨论会，第二天各报只不过登了一条数百字的消息，但听说上边已有人说话，追问为什么开这个会，又指示对梁漱溟这样的人，不宜宣传过分。如果这是真的，恐怕我的文章就不宜发表了。”她十分生气地说：“什么屁话，有文件吗？是哪位大人物讲的？”我答：“不清楚。”最后她才说：
“那好吧，我也先了解一下。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你确保文章内容确实无误，发表了就不会铸成大错。真有人打棍子，我替你挨。你还是把漏掉的１０页稿子尽快补寄《文汇月刊》。什么时候发表，过几天我再同你电话联系。”
我历来敬佩这位朋友的胆识和魄力。回家后我考虑再三，才动手整理漏掉的１０页稿子，然后给《文汇月刊》寄去，同时特别给该刊负责人去信提出“稿子给贵刊了，由你们处理，但我意最好不要马上推出，再拖半年看看，可在１９８８年７月号再发表”。
几天后又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她气冲冲地说：“你电话中讲的事，我多方打听，并不确实。再说，一篇文章写的是事实，怕什么？我看你不要心惊胆战了。”我最后提出与这位朋友联名发表此文，自己用笔名，无非是万一有问题，让这位朋友担风险而已。
风雨过后犹可深思……
１９８８年１月，拙作《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改题为《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上海《文汇月刊》第一期上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反响颇大，海内外几十家报刊转载或摘发，后来又收进许多书籍中。自然，各报刊在提到作者时都把重点放在我的那位朋友身上，而我这个化名（笔名）为“郑直淑”的真正的作者（我那位朋友对这篇文章一个字也没有增删）却不为人知。我想，这是应该的，既然害怕承担责任，其名声也该没有你的份。一年后我结集出书时，才恢复了我的真名。
行文到此，还应该特别提一下孙起孟同志对我撰写有关梁漱溟书稿的关心和鼓励。前文提到过，我一开始是直接以第三人称撰写梁漱溟的传记的。
由于孙起孟比较了解和熟悉梁漱溟这个人，因此我将写好的梁漱溟传记的前几章初稿，首先送给他审看。孙老不几天即看完，颇为郑重地对我说：“在我国统一战线的历史上，梁漱溟先生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因此你现在做的事是有意义的。但我看你已经写成的这几章初稿，觉得你对梁漱溟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还认识不够。我的意见，你能不能改变一下写法，不是用现在这样的第三人称评传的形式，而是用梁漱溟先生“自述”一类的第一人称的办法处理。也就是述而不评，有多少述多少，要评也是梁漱溟自评，而不是你的评论。确切地说，先完成抢救史料的任务，评传形式的写法下一步再考虑。
这样恐怕更容易、更方便些。”孙老的话，正中下怀。但如何以第一人称写作呢？整本书用“自述”的形式，也不甚理想；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位朋友建议用答问的形式，于是我决定从头开始，总题改为《梁漱溟问答录》，一问一答，从青少年至老年，跨度近８０年。由我一章一章地写，梁漱溟先生一章一章地审看，总共１１章１５万字。在全书完成之后，孙起盂同志审看了全书，作了不少订正。该书１９８８年４月首版，三年内再版两次，印刷三次，共发行五万余册，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在内的十多家报刊发表了书评。２００４年新版《梁漱溟问答录》出版发行后又印刷两次，约两万册。
话题再回到《梁漱溟与毛泽东》
一文的发表，前述该文在上海《文汇月刊》发表的前前后后的种种周折，我都没有向梁漱溟先生提过。只是在各报转载之后，梁先生的长子梁培宽打电话问我，这文章是否是我写的，我如实回答。出版拙作《梁漱溟问答录》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来经再三考虑，虽然深感将１９５３年风波一章删去可惜，但鉴于同样的心有余悸，还是决定砍掉，并取得我的同意，书样都经我校对过了。但他们在看到《文汇月刊》上的文章后，立即询问我，此文是否是我写的，我也如实答复。几天后他们答复我，既然《文汇月刊》都登了，他们重新研究，决定拆版，补上１９５３年这一章，推迟出书。这才使后来读者手中的《梁漱溟问答录》，还能看到１９５３年的精彩一幕。
我如此详尽地写出这些，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希望读者从中看到，梁漱溟先生一生坎坷，尝尽了坚持讲真话的苦头；由此而派生的为真实撰写梁漱溟史料的过程，也是历尽种种波折。……好在历史终归不能被人为抹杀，我的民主人士写作也没有停止。而后，本书所收集的关于十世班禅、赵朴初、程思远、于树德、章乃器、宋希濂、黄维、沈醉、溥杰等传记作品才陆陆续续见诸报刊，多少为后人留下了若干我亲历、亲知、亲闻的真实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