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天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我撰写简要而明确的证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处决期间究竟有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狱中是不是撰写了《多余的话》那篇长文？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这两位调查人员极为认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种种提醒的语气，听我讲，由我写，然后逐字逐句看，整整一个下午，是一次严肃而亲切的交谈。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神色，使我预感到瞿秋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结束了，平反昭雪的时刻就快来临。”
宋希濂关于调查人员提出上述两个问题的长谈，全部写出则篇幅太长。
这里，只择取其重要的两大段，一是当时宋希濂与瞿秋白之间的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锋，二是瞿秋白得知要被就地处决的消息直至牺牲前两天的情况。我想把这两大段文字写得细一些，以便读者由此一斑而窥见全豹。
瞿秋白被武装卫兵带进了设在长汀中学里的三十六师师长办公室，贴身勤务兵送上茶水，退出，屋子里只剩下宋希濂与瞿秋白。
“请用茶。”宋希濂笑脸相迎，说：“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有好转了吧？”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说：“我早已讲过，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做认真的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
“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委员长本人。
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
“谈什么？你发问吧。重复的话，我不想说。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间不多了。”瞿秋白不耐烦地说。
“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宋希濂顺水推舟。
“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
“我看先不要封口为好，随便谈，说到哪儿算哪儿，好吗？”宋希濂口气缓和下来。
“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瞿秋白忽然以攻为守。
“听便。”宋希濂满不在乎地点头。
“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请问你当时对我在文章中所宣传的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瞿秋白抬起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那双充满倦意的目光忽然发亮。
“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宋希濂直爽地回答，停顿了一下，然后提高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从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信徒，以发挥你的才华。因为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哈哈！”瞿秋白竟抑制不住笑出声来，“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也随你走同一条路，归顺蒋介石？”
“打开天窗说亮话，两者兼有，出发点是为先生的前途着想。”宋希濂也答复得干脆，并为审问顺利进入正题而有点自鸣得意。
“我原本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恕我再问你，１９２４年１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那时你在什么地方？”宋希濂一时搞不清瞿秋白问话的用意，没有马上答复。但他一想到目前自己的身份，就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那时我刚从长沙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那好。”瞿秋白又喝了一口茶，紧接着说：“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使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通观世界政治潮流，对比各种主义、学说，当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倒像是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而又缺乏真谛，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可称道的是，孙先生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学说即新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确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蒂，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正在变成现实，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而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是心惊胆战！要不然，蒋介石何以要运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苏区呢？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更是历来各种反共分子都在弹的陈词滥调。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争辩这些不合时宜，你我都不必浪费时间了吧！”
瞿秋白滔滔不绝，脸色绯红，起身要走。宋希濂心中恼火，装出若无其事的神色，手指头习惯地弹着桌面，缓慢而冷冷地说：
“请坐下，不必激动！瞿先生，你说完了，我还没讲呢！”
“好吧，我洗耳恭听！”
“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
宋希濂特别加重了“事实”这个词的语音，接着又说：“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
共产党自民国十六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瞿秋白笑着对宋希濂投以冷嘲的目光，“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
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宋希濂无言以对。从此，宋希濂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这种审问谈话。
自宋希濂直接审问之后，对瞿秋白狱中生活优待如常。宋以下，三十六师司令部凡能与瞿秋白接触的官兵，都私下向瞿索要题字和印章，瞿一律求者不拒，予以满足；唯独各种形式的审问、谈话毫无进展。
过了一段时间，宋希濂向南京方面汇报：审讯没有突破。紧接着，南京直接派人到长汀提审瞿秋白，反复几个回合，依旧毫无所获。宋希濂这时倒放宽了心：不是我无能，南京派来专人审讯，不是也毫无结果吗？事情至此，宋希濂估计，瞿秋白有可能押送南京处置。出乎他意料的是，至６月１６日，突然接到由顶头上司蒋鼎文转发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宋希濂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宋希濂拿着电文，端坐在办公室考虑了半天，然后把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和陈军医召来，先让他们传阅电报，随后严肃地下达命令：“委员长做出这个决定，有着重要的考虑。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
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我作如下安排：第一，明天中午，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宣布后天上午执行，听取犯人有什么遗言遗物。同时房门和师部大院内外要加岗严密警戒，三天内全体人员一律禁止在师部大院会客，陈军医可在房中陪同犯人，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第二，１８日中午，军法处长和政训处长到场监督执行，刑前在中山公园备酒菜，执行地点在罗汉岭下，拍照后备棺木埋葬。你们有什么意见补充？”
“执行命令！”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异口同声，只有陈军医没有作出反应。
次日中午，参谋长随陈军医走进瞿秋白的房间，瞿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师部的一名卫兵刻图章。瞿秋白头也没有抬，顺口对来人说：
“请坐，稍等片刻。”
紧接着，参谋长的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这才站了起来。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
“不要客气，瞿先生，随便喝点。请坐，坐。”参谋长边说边招呼瞿秋白对坐。
瞿秋白一坐下，发觉陈军医脸色不好，一言不发，立即联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将要发生。参谋长提起酒壶，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起来。待双方都有几分酒意，参谋长才张口说：
“瞿先生，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
“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
“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好在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座遵照委员长的电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后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尽力为之。”
瞿秋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道：
“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
参谋长和陈军医都没有举杯。参谋长沉着气，面无表情，惶惶然失神的陈军医（陈是瞿秋白在狱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军官）结结巴巴地说：
“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什么事要办的，尽管说。”
“我一切准备就绪。”瞿秋白响亮地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包括《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给一位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
“好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会照准的，请瞿先生放心。”参谋长当场答复。
谈话就此结束。
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沉，陪宿的陈军医却彻夜未眠。６月１８日是个大晴天。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阅，吟读，思索，然后提笔书写起来——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７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书写至此，军法处长传令催促启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见阳光洒满院落，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宋希濂的办公室，一个月前他曾去过。
瞿秋白不可能想到，这时的宋希濂，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挑起窗帘的一小角，望着独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
昨天下午，参谋长向宋希濂面报时提到，说午间酒后瞿秋白曾说，你们的宋长官在生活上优待我，秋白想诀别时能同他对酒致谢，不知他敢大驾光临否？宋当即打断参谋长的话，冷冰冰地说：
“优待他是为了软化他，化敌为友。委员长已决定处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还成什么体统？”
但是，今日上午宋希濂在办公室听到下边院中的传令声，却情不自禁地挑起窗帘望上一眼。
１０时整，军法处长传令出发。
瞿秋白昂首走出三十六师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轮流高歌俄语、华语“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聆听，注目送行；这时候，阳光铺路，风停树静，只有悲壮的歌声在山城长汀上空回荡……进了戒备森严、无一游客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瞿秋白请两位处长对饮，被拒绝了；又找陈军医，说没有来。瞿秋白一摆手，迈步走向八角亭。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风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默默无语的兵士，他视同送殡的人群；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竿。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曰：
“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
哨声落，枪声起。时年３６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长空倾诉，山川哭泣，中华大地将永远铭记这可歌可泣的一幕……这里所写的全部事实和情节，均是７０年代末宋希濂同我若干次长谈中一一细说，并在事后查阅史实印证过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宋希濂说到瞿秋白烈士牺牲前的细节时，他怕我记不准确秋白烈士引用的唐诗集句和绝笔及在临刑前说的那段“小快乐”、“大快乐”、“真快乐”视死如归的壮语，还特地铺纸一段段写出，竟与我后来查证的史料一字不差。而在叙述完最后一段史实之后，他又语气沉重、缓慢而分明地对我说：“从１９２７年初至１９４９年末，我追随蒋介石整整２３年，应当说蒋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已不能洗去，可庆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我将以新的作为和奉献，去弥补历史上那不可挽回的过失于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