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话，是应伯爵帮闲的最主要手段。而应伯爵的会说话，又主要体现在他能够“触景生情”、逢场作戏上。不论面对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场合，他总是能够把话说得非常得体，非常中听。特别是在与西门庆的交往中，他会说话的才能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但应伯爵对西门庆说的话，并不总是曲意奉承、甜言蜜语、低声下气、纯粹奴才口吻，他也有不会说话的时候，也有把话说得很不好听的时候。这种时候，因为偶一为之，在小说中并不多见，而且与应伯爵会说话的公认禀性大相径庭，所以历来不为人们所注意。但应伯爵不会说话的反常之举，正是他内心世界的最真实的流露，不会说话时的应伯爵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他的本来面目。我们从应伯爵的“不会说话”中，可以看到他嬉皮笑脸外表下掩盖着的痛苦的内心世界和那扭曲的人性中未曾完全泯灭的人格尊严，可以看到貌似丑恶不分的应伯爵，其实对社会、对人生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有着一定的良知和正义感。表面看来，他在是非不分地浑浑噩噩地混世，其实他对金钱和权势主宰的社会具有高于一般人的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和极其清醒的认识。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不会说话的一面，应伯爵这个人物的性格才更复杂、更丰满、更多面，应伯爵才有资格成为《金瓶梅》里一个不朽的有着自在生命力的令人品味不尽的艺术典型。
应伯爵的不会说话，在小说第一回“热结十兄弟”中就初见端倪。
自古至今，结拜兄弟都以年龄定长幼，从无以钱财多少、官职大小排序之理。而西门庆与帮闲们的结拜却是罕见的奇怪和滑稽：年长于西门庆的应伯爵做了老二，年少于应伯爵的西门庆却做了老大。但尽管让西门庆做老大是众望所归，势所必然，但在应伯爵的潜意识里，总还是会有不平不满之气的。因为他应伯爵也曾经和西门庆一样，做过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家中的钱财也曾经与西门庆不相上下，如果不是家道中落，他又怎么会沦为西门庆的帮闲呢？他现在与西门庆相比，所有的优势就是年长了几岁，如今连这一点优越感也因为无权无钱而要完全失去，他的心灵深处怎能不感到重重的失落和痛苦呢？所以在西门庆假情假意推说应伯爵年长应当做老大时，应伯爵忍不住冷冷说了一段极不中听的大实话：“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这句冷到骨子里的话，对于以拥有权势而以老大自居的西门庆来说，不啻当头棒喝。作为一贯把说好听的奉承话作为自己混世手段的应伯爵，此时说出这种煞风景的话来，的确是需要勇气和骨气的。因为这话的言外之意，谁都能够听得出来：你西门庆不就是多了点钱财权势吗？若没有这些，谁又会推举你做老大呢？若按年龄，按才德，我应伯爵哪一样比你差呢？如果不是沦落到如此困境，这老大还不是我的吗？这样的冷言冷语，绝不是什么插科打诨的笑谈，如果不是此时内心的不满和痛苦积郁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应伯爵是不会以如此赤裸裸的尖刻话语作如此不合时宜的宣泄的。这里的痛苦，这里的不满，这里的冷讽，这里的骨气所构建的形象，才是平日里戴着假面示人的应伯爵的最真实面目。
如果说在结拜兄弟时，应伯爵出于失落的激愤，他的“不会说话”是直露的，不加掩饰的，带有很大程度意气用事的因素，那么他在西门庆娶李瓶儿这件事情上的“不会说话”，就是含蓄的反话正说了。他那些热辣辣的奉承之词细加剖析起来，冷嘲热讽的意味足以令西门庆和李瓶儿难堪得无地自容。
在西门庆娶李瓶儿的宴席上，应伯爵先开言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当斗胆，请新嫂子出来拜见拜见，足见亲厚之情。俺每不打紧，花大尊亲，并二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为何来？”这话粗听起来甜腻腻地令人作呕，但骨子里却是冷飕飕地令西门庆和李瓶儿极不受用。“新嫂子”与旧嫂子相对，李瓶儿原来是花子虚的老婆，如今旧嫂子改换门庭，成了新嫂子，应伯爵特意点出“新”字，有意引人联想起李瓶儿是再嫁之妇。“足见亲厚之情”，强调李瓶儿的“亲”而且“厚”，更具调侃讥讽意味。李瓶儿一次次背夫偷奸，对病危的花子虚薄情寡义至极，何“亲厚”之有？如果一个人所共知的****，被人当众说她如何贞洁，比直接骂她****还要难听，此处即是这种反话正说的讽喻效果。更为难听的是说“花大尊亲”很想拜见。花大曾因财产事状告花子虚，可以说是致花子虚命丧黄泉的始作俑者。他在花子虚死后，还曾与李瓶儿因为财产的事闹得不可开交，早已恩断义绝，何“尊”之有？何“亲”之有？花子虚在时都没有什么来往，都没有什么亲情可言，如今花子虚已死，李瓶儿改嫁，二人之间更无亲情和亲戚关系可言了。可花子由竟有脸来参加李瓶儿的喜宴，西门庆和李瓶儿竟能厚颜无耻地认下这门“尊亲”，真是滑稽透顶而又无耻至极。此时应伯爵特意强调“花大尊亲”是李瓶儿的亲中之至亲，是她必得出来拜见的主要理由，这种近乎恶作剧的安排很难说是逢场作戏的笑谈，很难说其中没有为花子虚出一口恶气的心理，因而对于李瓶儿来说，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恶毒的嘲讽了。精明的西门庆自然听得出这话里的弦外之音，所以他执意不让李瓶儿出来拜见，理由竟是“小妾丑陋”。这当然不能成为理由，所以连谢希大也不知好歹地跟着起哄，他顺着应伯爵的话，说出了“我尊亲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后做亲”这句更为露骨、更令西门庆难堪的话来。
在费了很大周折把李瓶儿劝出来之后，应伯爵又夸奖奉承说：“我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盖世无双。休说德性温良，举止沉重……”夸别的尚可，独这“德性温良，举止沉重”，纯是大大的反话，在场的人立刻会联想到李瓶儿如何背夫偷奸，如何一嫁再嫁的丑行，哪里有一点“德性温良，举止沉重”的品性。如此大反话，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西门庆奸朋友之妻的丑恶，李瓶儿偷奸弃夫的可耻。
李瓶儿去世，应伯爵前去吊孝，哭李瓶儿是他的“有仁义的嫂子”，这话也极不符合他一贯会说话的风格。历来“仁义”的品行都是对男子而言，哪有称妇女“仁义”的？再者，不管应伯爵主观上有意还是无意，这句“有仁义的嫂子”客观上都是对西门庆和李瓶儿的暗讽。因为西门庆奸娶李瓶儿本是一件极不仁义的丑行，中国有古训，朋友之妻不可淫，而西门庆恰恰不择手段霸占了结拜兄弟花子虚的妻子和巨额财产。在这一点上，西门庆是最不仁不义的了。兔死狐悲，作为拜把兄弟并且曾经受了花子虚许多好处的应伯爵，他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在他的潜意识里，早就积郁着对西门庆的不满了。所以此时哭李瓶儿时特意赞其“仁义”，必然带有对西门庆的反讽。对李瓶儿而言，“仁义”对她同样也含有嘲讽之意。因为李瓶儿也不是仁义之人，甚至可以说很不仁义。她先是背叛了花子虚，然后又害苦了蒋竹山。她的仁义仅是对西门庆而言，对花子虚、对蒋竹山哪里有什么仁义可讲，即使对应伯爵们又有什么仁义可言。
应伯爵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李瓶儿出言不逊、语带不恭呢？这源自应伯爵对花子虚难以忘怀的兄弟情谊。较之于西门庆，从某些方面来说，应伯爵对花子虚更具好感。因为花子虚极慷慨，经常供应伯爵吃喝玩乐，更重要的是，花子虚与他能够真正以弟兄相处，平等待人，从不盛气凌人，更不曾蔑视他，臭骂他。在与花子虚的交往中，应伯爵从未有与西门庆交往时的心理压抑感，没有人格上的屈辱感，没有主仆似的不平等感。从感情上说，应伯爵与花子虚较之于西门庆更近。而李瓶儿背叛了花子虚，西门庆朋友之妻也可****，能不在应伯爵心里产生极大的义愤？
小说第五十六回，写应伯爵被常峙节的困苦家境所打动，急急忙忙带他去向西门庆借钱买房子。他本以为凭他的面子，西门庆会满足常峙节小小的要求。可是当应伯爵向西门庆开口借钱时，西门庆却推说家中事多钱紧，好说歹说，只给了十二两碎银子，令应伯爵大失所望。临走时，他向西门庆发了顿牢骚：“多少古人轻财好施，到后来子孙高大门闾，把祖宗基业一发增的多了。悭吝的积下许多金宝，后来子孙不好，连祖宗坟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还哩！”这话可以褒贬两解，如果西门庆此时很慷慨，没有什么推辞就满足了常峙节的要求，这话就是赞扬西门庆的。如果西门庆并不慷慨，而是推三阻四不想借钱，这话就是对他的讽劝，甚至是诅咒，诅咒他将来不会有好结果。而西门庆当时所做的恰恰是后者，而且在此前，应伯爵为黄四李三借钱，也费了无数周折，对于应伯爵来说，不仅大失面子，简直就是羞辱。应伯爵此时说的话，绝非空穴来风，正因为几次借钱不顺利，才激出他这一番骂世高论。特别是最后那句“可知天道好还哩”，不仅是对西门庆不满情绪的痛快宣泄，更是对贪婪吝啬的有钱人的训斥和诅咒。而应伯爵之所以敢如此放肆地指桑骂槐，也是一时意气用事所致，是压抑已久的逆反心理的真实流露。从中可以看出，应伯爵对为富不仁的西门庆是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的，对西门庆为富不仁的行为在心底里是反感的、蔑视的、憎恶的。
应伯爵对西门庆在金钱上的贪婪、吝啬有着较之于一般人更为深刻的独到认识。永福寺的长老借西门庆生官哥的机会来化缘，西门庆踌躇再三，应伯爵力劝他赞助一千，西门庆却连声推说“力薄”，最后才写了五百两，应伯爵的面子只给了一半。送走道人之后，应伯爵又发了一通议论：“哥，你不知道，佛经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才是财施。”张竹坡评道：“大扫西门，实是棒喝。”应伯爵无钱则可以“心施”，却是“第一”，而西门庆的“财施”等而下之，属于最下一等。这最下一等的“财施”还出自应伯爵的极力相劝，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这话对西门庆来说，确实不亚于当头棒喝：不要以为拿出几个小钱就是乐善好施了，实际上与真正的乐善好施相比，差得很远呢。不要以为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世上有些东西，越是有钱越是买不到呢。寥寥数语，是对西门庆金钱至上人生哲学的彻底否定。可以说，应伯爵对西门庆的本质不仅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
应伯爵的“不会说话”，集中体现了他对西门庆“义、色、财”三个方面的基本认识和基本评价。在应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