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00万和1：20万区调中多有发现，都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认真仔细地调查研究取得的。在1：20万理塘、稻城、贡岭幅联测中，1977年我组测制桐翁剖面，在1：100万区调时毛君一所测通坝剖面资料基础上，实地踏勘落实具体实测线路，再进行实测。实测过程中，仔细分层，逐层打化石，不但在下三叠系统地层中发现了丰富化石，证实下三叠统的存在，还为划分上下两个阶提供了依据。并且，在桐翁村东边的马索山、三珠山新发现了中三叠统，采得丰富的化石，并划分为两个组（见《川西木里桐翁地区中三叠统的发现》一文）。
1981年，和郑裕民一起在木里水洛乡店满发现下奥陶统地层中二叶石、笔石、腕足等化石。次年到朱家刚小组，在水洛一带测制剖面，发现了呷里降的震旦系，邛依沟口附近的志留系，并将下奥陶统地层厘定为人公组和瓦厂组。1982年8月，我、吴远长、郑尚琴与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郭双兴、刘耕武及李柏合作测制热鲁剖面，最初只知一个化石点，通过仔细观察、敲打，发现了多层植物化石（包括叶、花、果等化石）及介形虫、昆虫翅膀等。并将热鲁地区第三纪植物划分为两个组。我在野外工作中历年都有古生物化石发现，全靠野外观察仔细，剥层理找化石。
（五）死里逃生
1978年我组在1：10万木拉区幅进行化探工作。第一阶段工作到下木拉乡南京牙依河上游，河边海拔2000多米。山上海拔4000多米，要沿河下行取样，坡陡无路，马不能去，加上粮食短缺，由我和杨运生及翻译、马帮老乡共四人步行去，沿河北东岸往下游而行，遇陡崖就往上爬后再下到河边，工作一天在河边露宿烤火过夜。第二天早上烧开水，水开后，支撑水壶的木柴烧断了，开水倒出，正好淋到老乡脚上，把脚烫伤了，让他一人回去我很不放心。为了安全起见，让翻译和他一起回去，我和小杨继续前行工作，分手时，他还给了点粮食给我们。到第三天中午，见一大树横倒在河的两岸，两人小心地顺树爬过河，到了南西岸工作。下午顺一支沟上山，无路，穿树丛，经常摔跤。加上几天都是阴雨绵绵，衣服湿透，晚上烤干。上到小沟中上部天晴了，见到一只小鹿在草坝吃草，可我累得连喊一声的力气都没了，五六点到了小沟的三叉口下准备过夜，这时我发现罗盘丢了，又沿来路找了高差100多米的距离，却没找到，天也快黑了，只得又往上爬。那晚我们将仅有的粮食和茶叶都吃光了却才只吃了个半饱，剩下的只有点盐了。第四天天亮，我们两人头都有点昏，因断粮只有立即上到三叉河口一带将三条沟的样取了。我们继续往山上爬，考虑到小杨仅20岁，又是扁平足不便走路，这几天的样品全由我背，他只背点轻的。经过艰苦努力，爬到了大路上坡处，总要比无路的地方好走，每走十多20米的坡路，都累得想坐下来休息。而我深知，一旦坐下休息很可能再也起不来，死亡的危险更大。为了节省体力以求生存，哪怕再累，只能站着休息一下，继续前行，尽早地赶到山脊草坝牛场（地形图上有牛场）。我是党员又是组长，必须将他平安地带回去。我走在他后面，保证他的安全，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努力，上到坡顶草坝大路。可草坝没有人，也没有牛——牛场已搬家了。两人走在较平的路上稍轻松些，沿大路往北西前行，翻越了三座海拔4000多米的山垭口，终于在下午三四点钟翻过最后一座山垭口下山。然而下山途中，我们两人的脚都疼得厉害，可是再疼也要继续走，停下脚步就只有等死！直到又走了四个小时，我们终于看到了藏民住宅。这一天，我们一点饮食未进，山上又无水可喝，小杨比我好一点是途中挖到一根虫草吃了。在老乡家吃上了饼和清茶，解决了生存问题。看着那身后走过来的大山的黝黑身影，想着一旦没能坚持住往外走，就很可能将命丢在了那里。
五、遗憾
我这个党支部委员在1979年为了培养工农兵学员，退居二线当采集员，让林绍玖当组长。野外工作路线，剖面测制，剖面记录全由我进行指导。
那年所测木里、稻城交界的老灰里剖面，涉及一套钠长片岩，它假整合/微角度不整合伏于泥盆纪地层之下。我对这套片岩的变质构造特别是重褶皱研究不够。1981年与技术负责郑裕民进一步研究，在追索老灰里剖面这套变质岩时，我对重褶皱研究也不够，但认为它有属前震旦纪的可能性。
联测报告时将此套片岩取名为恰斯群（或称里雪畏群更恰当）。这套钠长片岩与上三叠统的变质火山岩，在组成、结构和构造上，具有显著差别。钠长片岩重褶皱相当发育，那里研究太差，是我终身憾事。但是，那种将物质组分不同，构造不一致的地层人为地划在一起，归于较新地层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三十五年区调找矿事业点滴回忆
杜锡渊
1960年我从会理县104地质队天宝山矿区调到成都市三洞桥民委招待所，甘孜区测分队临时办公驻地报到，至1994年退休的35年里，一直担任矿产组长的职务，为区调找矿事业奋斗。其足迹遍布西藏昌都地区，川西阿坝、甘孜州地区的40万平方千米。先后参与1︰100万昌都幅，1︰20万宝兴幅、茂汶幅、昌台幅、甘孜幅、色达幅、理塘幅、稻城幅、贡岭幅，1︰5万川主寺幅、漳腊幅、贡嘎岭幅、上麻绒幅、擦青松多幅等区调找矿工作，并编写了其中部分矿产地质报告。
从1954年进入重庆地质学校那天起，地质事业就是我们的人生，小组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在战斗的年代里，条件是那么的艰苦，但坚忍不拔的精神支撑着我勇往直前。我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前进。一些矿体的发现有时是碰到机遇，但更多的是靠我们的努力和智慧。
白玉县呷村特大型银多金属矿床的发现可能是碰到机遇吧。在三区测队一分队开展1︰20万昌台幅区测中，矿产组在所到之地宣传群众报矿，到达麻穷乡时正遇到乡上开干部会，这种机会难碰到，我们拿着实物标本现场宣传。一位叫所加的藏族干部说：“在山上有白石头和黑石头。”当然我们不会轻易放过，便请他次日带路。我们小组的助手马最良和所加到达山上沟边，发现大小不等的白黑石头较多，敲打认出白石头为重晶石矿，黑石头是铅锌矿。沿山坡追索很快就找到矿石露头，经追索发现这处矿床规模大，品位富。次年分队安排小组进行详细检查，经槽探、浅井揭露控制，初步评价为大型多金属矿床。后经108和403地质队勘探证实，为特大型银多金属矿床，成为川西高原上一颗灿烂的明珠。
白玉县孔马寺大型汞矿床的发现，颇受了挫折。孔马寺一带为一级辰砂重砂异常区，1977年小组接受解剖该异常的任务，当时找矿思路按书本知识和贵州等地汞矿成矿条件为指导，认为汞矿属低温热液型矿产，多赋存于易于交代的碳酸盐岩石中。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对异常区广泛分布的石灰岩进行检查，结果未发现辰砂矿。次年再次向分队请示检查，但这次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不受岩性约束，决定先找矿石转石确定含矿围岩。沿山坡、沟谷追索，不管任何转石都敲打。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在沟尾打到一块近20厘米的转石为辰砂矿石，含矿围岩是蚀变安山岩。有了这重大突破，有的放矢地沿孔马寺断裂带上的安山岩中寻找，很快就发现了矿体，矿床规模大，为大型汞矿床。
在几十年的找矿岁月里，我们的找矿方法主要有：发动群众报矿，收集采矿古遗迹；详细研究分析成矿地质条件，控矿构造；重视化探异常的检查；仔细敲打所经过的路线上的露头、转石，尤其是褐铁矿化不能放过。所以我们先后发现矿化点、矿点、矿床在100处以上。如白玉县措阿朗巴铅锌矿，是我们在填图中发现褐铁矿转石后发现的，该矿床又在化探异常之中，在区调队选择靶区时我认为成矿条件好，是有希望的矿产地。白玉县农都柯金矿是在检查化探异常中发现，该矿区掩盖严重，经过两年的土壤测量加密和地表追索，经少量槽探控制发现的。稻城县早堆金矿是在检查早堆铅锌矿时，经大面积外围追索发现了断裂破碎带中的金矿体后发现的。
在野外搬迁转移途中，所经过的路线上以及两侧可视范围内，我们都是一路走一路看，只要发现红石头都要停下来敲打，若发现有矿化就停下来检查，不受计划任务限制。计划外新发现的矿产地每年都有，有时还比计划内发现的矿点还多。
35年的区调生涯，与人生相比既漫长又短暂，一起战斗的小组成员不少献身地质事业。缅怀同在金沙江边断粮绝境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只有爬江边绝壁才有活路的王忠实同志；缅怀在雀儿山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一起战斗的周朝政、汪天文同志；缅怀在海拔5000多米的农都柯山上，自己动手挖槽探找金矿的黄志雄、王祖民同志；缅怀在木里、稻城县境内深切割区一起找矿的周昌全、李正田同志……小组取得的成绩同我一起战斗的小组成员密不可分。
祝小组成员健康长寿，安度晚年！祝献身地质事业的战友安息！
2009年2月
一个区调人的成长历程
辜学达
（上）
一、加入区调队伍
1965年10月我由成都地质学院古生物专业毕业分配到四川省地质局二区测队，当时二区测队驻地为广元县河西区，房屋为十分简陋的平房，吹风、下雨都有雨、沙从房顶落下，四周由小山包环绕，没有家属区，结了婚的同志都在附近农家租房住。
到队后，我被分到一分队，当时一分队正值南江幅验收前的准备阶段。时任分队长的是李庆玉，技术负责是蔡远松、侯立玮，我们担任表格填写、图表制作。不久，广元队部被三线基地占用，年底搬迁到罗江东山，当时罗江正处于基建阶段，我们被分入基建分队，主要工作是到河边搬运沙石、石灰、水泥、砖瓦，直至队部修成。记得罗江队部修建的标准是10元/平方米，算是干打垒中的优质品了，家属住房全是泥土填成的干打垒，每户约12到18平方米。
不久，二区测队入驻“四清”工作队，我们是刚从地质部110“四清”工作队中出来，知道“四清”是怎么回事，也从老同志谈话中了解了二区测队的历史。1961年至1962年为新津二区测队、南江三区测队，后来加上绵阳地质队、达县地质队、第四地质队部分人员，成立了新的二区测队，队长贾志斌，总工胡正纲，由一分队、二分队和科研分队以及实验室、绘图室构成。1962年，孙仪亭、郭思良分别任正、副队长。
二、踏入区调第一步-进入绵阳幅
1966年3月25日出队，我分在三分队（分队长王子俊，后为赵友年），刘北尊小组。成员有郑友福、王锡民、严洪俊和我，我们做后勤实习，主要任务是取金属量（取残积土），做后勤工。首站是北川县城（曲山镇），北川坐落在青片河（湔江）的峡谷里，海拔653米，县城对面的元宝山海拔高1588米，相距不过两千米，真是望峰落帽，第一次见到这样窄的山谷、山峰，直令人不寒而栗。龙门山主断裂顺沟延伸。我们的路线是从北川出发经曹山坡（志留系和奥陶系的分界线）到漩坪（进入了茂县群的广泛分布区）。经治城（北川第一大镇）过麂子坪，大鱼口，开平到小坝地，这一路作为四清队员的张云湘总工与我们一道，沿途给我们讲了很多地质构造的知识，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张云湘总工还身背行囊，与我们一道观察。当时按要求我们除了背自己的行李，还要背5公斤大米以防断粮，生活上要求与当地农民同等水平，不能特殊化，当地农民以玉米为主食，我们也是以玉米为主食，一个礼拜吃一次肉（定量），但我们到农民家，也买点腊肉来解馋（当然只能是偷偷地进行）。在绵阳幅有几件事印象十分深刻：
1.千佛山：位于安县与北川之间，上面庙宇十分宏大（已被破坏），由山顶茂县群中之泥灰岩垒成，环境十分优美，山下有个小湖泊，这里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个重要战役地，据说由红军的女子团踞守，战斗十分激烈，她们英勇地战斗到最后，当时的战壕还历历在目，沿着山脊构筑，十分壮观。
2.小园公社：距北川南华山不远，小园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地方，当时还是刀耕火种，结绳记事，我们看到后心里十分惊异，他们的生活和习性都令人十分感兴趣。
3.草虱、蚂蟥、毒蛇：在这个由低山到高山的过渡区，雨水丰富，树木繁盛，但也盛产草虱、蚂蟥、毒蛇。草虱是一种生长在草丛中的节肢动物，粘到人身上后，顺着腿往上爬，直到隐私处才下口，一下咬得人疼得要跳起来，而且它还要钻入人体，十分可怕。绵阳幅的草虱十分凶，走前头要挨草虱，走后头要挨蚂蟥。旱蚂蟥我是第一次见到，想不到有那么大，那么多，在山上随处可见，只见前面人一走过，蚂蟥就像草一样从树叶上、石头下全钻出来，满地皆是，指头粗，两寸来长，全在那儿环绕摆动真吓人，我们只能站在水里石头上，爬到树桩上才能休息一下，就这样一天也要钻几根蚂蟥在脚上、腿上，走到休息地把布袜子脱下来，袜子里全是血水，因为蚂蟥吸多少血，就要流多少血，真是惨不忍睹。
绵阳幅还有一多便是毒蛇多，我们在船栅梁子山上，一条条小山路上全是黑压压的蛇，树上、草上全是，又不怕人，我拿着刀、棍负责开路，打不了那么多，也没有精力，只有用棍挟开，还得注意头上。晚上在山坡上搭帐篷，第二天起来，帐篷下又有几条蛇，真是防不胜防。
三、调入灌县－茂汶幅开展连测
8月整训后，领导通知为了支援一分队，我被调入一分队。那时一分队正承担灌县幅的开幅工作，分队领导是郭传冰、谷安锡，我到一分队后，分配到郭建锁组，还有何应茂和我，组成物化探小组，我还是负责金属量取样，工作区在卧龙（花红树）、耿达一带，当时又没有地形图，只凭航片定点，航片效果十分差，阴影多，雪多，定点很难，上山只有自己带被子，加之山很高，大红崖一带海拔4500多米，筛样品，冷、饿、累、湿，是我们最大的感受。
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正值茂汶幅连测，我做淘砂工与谷安锡在北川的沟口，茂县渭口、沟口、黑虎，两河口一带，顺沟前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8年至1969年，记得1968年12月省局下达找“忠”字石的任务，当时二挺（刘结庭，张西挺）为了表“忠心”，把成都市中心的古建筑——皇城拆了，建忠字展览馆。给我们的任务是找大理石、花岗岩，全队都行动了。李彦敏、王林彰和我，在映秀、汶川、茂汶——找“忠”字石。在茂汶渭门大白岩，我们从陡崖上爬上去，直到大理岩层，没路、刺多，大半天才到，可惜的是大理岩已绢云母化，只好打道回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