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从前我们城里发布通告的流行办法，不像今天这样在教堂里由牧师在讲道之后代念，而是在市政厅敞开的窗口上，由市府的秘书当众高声宣读，而在这之前，钟楼上将鸣钟半小时。我家正好住在市政厅对面，所以每当钟声响起，便看见小孩子们和一班游手好闲的人聚到市政厅的窗下，或者站在市政厅地窖酒馆前的台阶上。宣布一个人破产的方式也如此，所以久而久之人们便把这做法本身也当成了一件坏事，使‘敲某某人的钟’变成了一句咒骂人的俗语。过去我自己有时也漫不经心地去听听，可现在，一想到那钟声就不寒而栗，生怕它会给我本已一蹶不振的父亲以心灵上的痛击。
“他悄悄告诉我，他已就这事请求一位要好的市参议向市长疏通。这位市参议是一位好心肠的牛皮匠，向我父亲打包票说，这次宣布他破产时一定不敲钟。可我却从可靠方面打听到，这张包票靠不住。因此我一方面既让父亲继续相信这无害的谎言，另一方面却极力劝说他，让他到那天和我去作一次短暂的旅行，到乡下一位亲戚家里去。然而父亲苦笑了笑，回答说，他在自己的船完全沉没之前绝不离开。忧惧之中，我突然想起我家的拱顶地窖靠里边隔出的那间小库房来，在那里头，是从来听不见钟声的。我便据此情况定下一个计策，而且也成功地说动了父亲，让他和我一起去开一张库存存货的清单，好使法院的人日后来点收财产那个难堪的手续简短一些。
“当那可悲的时刻到来时，我和父亲早已在地窖中做起自己的工作来了。父亲将货物归类，我则就着灯光把他口授的数字写在一张纸上。有几次，我似乎听见远远地传来了嗡嗡的钟声，便故意提高嗓门儿讲这讲那，直弄得木桶和货箱推来搬去发出巨响，把所有从外界侵入的声音都吞噬掉。事情看来十分顺利，父亲也干得异常专心。可谁知突然之间，我听见外面地窖的门开了，我已记不起为了什么事，我们的老女仆来叫我，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阵清脆的钟声。父亲侧耳听着，手中的货箱掉到了地上。
“‘这耻辱的钟声啊！’他长叹一声，便无力地倚靠在墙上。‘真逃不脱啊！’——但转眼间，我还没来得及讲一句话，他便站起身，冲出库房，沿着楼梯嗵嗵嗵地跑到地窖外面去了。我随即也跑上去，先在写字间里没寻着他，最后到起坐间里才发现他正两手相握着站在大开着的窗前。这当儿钟声停了，在对面晨光朗照的市政厅，有三扇窗户被推开来，市府的差役把一个个红绒坐垫放在靠窗的长椅上。同时，市政厅前那些石阶的铁栏杆上，已经爬满一大群半大的顽童。父亲呆呆地立着，两眼紧张地盯着对面。我轻言细语地想劝他走开，可他不听我的。
“‘你甭管，孩子，’他说，‘这事跟我有关，我必须听听。’”就这样，他留了下来。一会儿，头戴扑了白粉的假发的市府老秘书，出现在当中的一扇窗前，当他旁边的两位市议员在红绒坐垫上把身子靠好以后，他便拉长自己那尖嗓子，宣读起他双手捧在眼前的判决书来。在春日的宁静气氛中，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地灌进了我们的耳鼓。当父亲听见自己的名字和姓氏回荡在市集广场上空的一刹那，我看见他的身子猛地震动了一下。可他仍然坚持着听完了，然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他那只祖传的金表放到了桌上。
“‘它也属于抵押品，’父亲说，‘锁进钱箱去吧，明天好一块儿加封。’”第二天，法院来人查封财产，父亲已起不了床，他夜里中风了。几个月后，我们住的宅子也卖了，我用一辆从医院借来的轮椅车，把父亲推到了郊外新租下的一间小房中。在那儿，他还活了九年，这个瘫痪了的身心交瘁的人。他在身体好时也帮人写写算算，但主要的家用却要靠我这双手去挣。不过后来，他倒是怀着上帝一定会怜悯他的坚强信念，在我的怀抱里平平静静地死去了。——他死后，我到了一些好人的家里，也就是令祖父府上。“我年老的女友不再吱声。我却想到了哈勒。”这么说，“我问她，”你后来从未得到一点儿你那位年轻朋友的消息啰？“”一点儿没有，孩子。“她回答。”你知道吗，汉森，“我说，”我不喜欢你那个哈勒，他这人说话不算话！“她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你可不能这么讲，孩子。我了解他，再说除去死亡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事情也可能叫人身不由己啊。好啦，咱们回房去吧，你的帽子还在那儿，马上就该吃午饭了。“我们锁上那空荡荡的典礼厅，循来路往回走。这次那个”瞅得见幽灵“的人没开门，我们只听见他在门里边的沙土地上一拖一拖的踱步声。
我们回到房中，上午的太阳仍有最后一束光辉射进窗户里来。汉森拉开一个小橱的抽屉，取出一只桃花心木的匣儿。匣儿式样虽然老旧，却打磨得光光的，兴许是小木匠早年送给她的一件生日礼物吧。
“这个也得让你瞧瞧，”她边说边打开匣儿。匣中藏着一叠有价证券，持有者的名字全都是：哈勒·延森，本城已故木工师傅哈勒·克里斯蒂安·延森之子。然而，证券签发的日期又都不早于最近十年。
“你怎么得到这些证券的？”我问。她莞尔一笑。“我又没白给人家干活儿嘛。”“可签的全不是你的名字呀？”
“那是因为我父亲欠了人家的债，我来代他还呗。再说，我的遗物和所有死在这儿的人一样，都要归养老院的，所以我当即就请人把这些证券签上了哈勒·延森的名字。”在把匣子重新锁进橱子之前，汉森把它放在手上掂了掂。
“宝藏是重新积攒起来啦，”她说，“可幸福呢，那包含在宝藏中的幸福呢？孩子，却一去不复返了。”
汉森说这话时，窗外正飞过一群欢叫的燕子。接着，又有两只扑扑地飞到窗前，唧唧喳喳叫着，落在了窗框上。这是我今年春天看见的头一批燕子。
“你听见那些小贺客了吗，汉森？”我高声喊道，“它们正赶你过生日的时候飞回来啦！”
汉森只点了点头。她那双仍然很美丽的蓝眼睛，凄凄惶惶地望着那些唱歌的小朋友。随后，她双手抚着我的胳膊，慈祥地说：
“去吧，孩子。我感谢大家，感谢他们想到了我。可眼下，我希望一个人待着。”
许多年过去了。一次，在去德国中部旅行后返归故里的途中，我碰见了一个人。那会儿蒸汽时代已经到来。在一个大火车站上，一位白发老人走进了一直只有我独自坐着的车厢小间。他从送行者手中接过一只手提箱，把它推到座位下面，客客气气地说了一句“这回咱们算同路啦”，便坐在了我对面的位子上。他讲话时，嘴角周围与褐色的眼睛里都现出善良的神情，我简直想说这是一种很招人好感的神情，使你禁不住想要和他倾心交谈。他外表整洁，那褐色的呢外套和雪白的领巾尤为显眼。他态度文雅，更令我产生与他亲近的愿望。所以没过一会儿，我俩便开诚相见，彼此诉说起自己的家世来。他告诉我，他是一个钢琴制造师，住在史瓦本邦的一个中等城市里。但我感到奇怪，我这旅伴虽操一口南德方言，可我刚才在他手提箱上看见的却是“延森”这个姓，而据我所知，这是一个只在北德人中才有的姓氏。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他笑了一笑。“也许我差不多已变成史瓦本人了吧，”他说，“到眼下我住在这个好客的地方已经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我还从来没离开过哩。可我的故乡却在北方，所以才有这个姓。”接着，他便说出他出生的那座城市的名字，而且正好就是我的故乡。
“这么讲，我们真是老乡啦，”我叫道，“我也是那儿出生的，眼下正准备回去哩。”
老人拉住我的手，亲亲热热地端详起我的面孔来。“仁慈的主安排得太好了，太好了。”他说，“如果您高兴，咱俩可以同路到底。我打算去的也是咱们的故乡。我希望在那儿和一个人见面——要是上帝允许的话。”
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下了火车后，我们还要赶五英里的路，便马上换乘舒适的弹簧马车。时值秋高气爽，我们便把车篷推到了后面。故乡的景物慢慢显现出来，森林消失了。不久，路边上的土埂连同长在上面的树篱也不见了，眼前展开一片没有树木的辽阔平原。我的旅伴凝望着前方，静静地一言不发。
“这样的无边无际，我已经不习惯了啊，”他突然开了口，“你不管朝哪边望去，都似乎望不到头。”说完，又默不作声了。我也不去打扰他。
路程已走了大约一半，公路在穿过一座小村子以后又伸进了旷野里，这时我发觉老人向前探出脑袋，像是在努力搜寻什么似的。接着，他又把手搭在眼睛上挡住阳光，明显地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我原本视力还挺好的，”他终于开了口，“可这会儿再怎么用劲儿，也瞅不见城里的钟楼。年轻时漫游归来，我总是从这儿首先向它问好啊。”“您记错了吧，”我应道，“那座矮小的钟楼在这么远的地方是看不见的。”“矮小的钟楼！”老人几乎是生气地嚷道，“它可是几世纪以来就是水手们辨别航向的标志，几海里以外都看得清清楚楚呢！”这一讲，我才恍然大悟。
“噢，原来您想的是老教堂的那座钟楼，”我犹豫地说，“它在四十年前就给拆掉了。”
老人瞪大两眼瞅着我，好像我在瞎胡扯似的。
“老教堂给拆掉了——四十年前！我的主啊，我在异乡待了多么久哟，竟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一点儿消息！”
他两手握在一起，灰心丧气地缩在角落里，过了半晌才说：“从眼下算起差不多五十年以前，我就在那座如今还留在我记忆中的美丽的钟楼上，向一个人许下了和她再见的诺言。我这次千里迢迢地赶来，就为了找她啊。我现在想对您，要是您愿意听的话，讲一讲我的那段生活，对我希望找的这个人，您没准儿能提供一点儿线索吧。”
我使老人确信我是同情他的，于是，当我们的车夫在中午温暖的阳光中打着盹儿，马车的轮子慢慢地从沙土地上碾过的时候，老人便讲起了他的故事。
“我年轻时原本希望成为一位学者，可由于父母早亡，留下的钱不够供我念书，我便只好重操父业，也就是说当了木匠。早在我漫游外乡给人当伙计的时候，我已有心选个地方定居下来，因为我多少还有点儿资金，在卖掉父亲的老屋时获得了相当一笔钱，足够使我自己开业。然而，我每次仍旧回到了故乡，为着一个年轻的金发少女——我不相信，我多会儿还见过像她那样的蓝色眼睛。她有一个女朋友曾经打趣她说：‘阿格妮丝，我真想把你眼里的紫罗兰给摘出来啊！’她这话我永远不曾忘记。”
老人沉默了，两眼凝视着前方，好像又看到了他年轻时见过的那对紫罗兰般美丽的眸子。这当儿，我几乎是无意识地，旁若无人地，从嘴里念出了我那位在圣乔治养老院中的老朋友的名字，可老人又开始讲起来了。
“她是一位商人——我的监护人的闺女。我俩自幼一块儿长大。她父亲早年丧妻，她便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生活相当寂寞，因此她对自己唯一的小伙伴越来越眷恋。在我漫游回来以后，我俩私下好得差不多订了婚，并且已经商量妥了，我就在故乡开业。谁知在这节骨眼上出了意外，我那小小的财产全丢了。我只好又离开故乡。”动身前一天，阿格妮丝答应当晚到她家花园后的路上来与我话别。我准时到了那里，阿格妮丝却不见来。我站在园篱外的接骨木树影下，倾听着，期待着，结果却是一场空。我当时不能进她父亲的房子里去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生了纠葛，相反我倒相信，他是会爽爽快快把女儿许配给我的，因为他相当器重我，本身又并非是一个傲慢的人。我不进去另有原因，我希望忘记它，现在就不提了吧。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忆犹新。那是四月的一个黑沉沉的晚上，刮着大风，屋顶上风信标发出的响声使我产生错觉，我以为听见了熟悉的开门声，结果却不见人出来。我仍旧久久地把身子倚在园篱上，眼睛仰望着空中飘过的乌云，临了，只得心情沉重地离去。
“我夜不能寐，第二天清晨，当我从自己的小屋里下楼来向房东道别时，钟楼上才刚敲五点。狭窄而坑坑洼洼的街道上还一片昏暗，到处都是冬天留下来的泥泞。城市仿佛仍在梦中。我不想碰见任何一张熟悉的面孔，因此才这么孤独地、哀伤地上了路。可正在我朝教堂公墓方向转过去的当儿，一道强烈的曙光破云而出，古老的市立药房的下半部连同药房的狮子招牌虽然还被街里的雾霭所笼罩，它上面部分的山墙尖顶却已一下子沐浴在春阳之中。就在我抬头仰望的当口，长空中响起了一声悠扬的号角，接着又是一声，又是一声，恰似在向世界的远方发出呼唤。
“我走进教堂公墓，仰望高耸的钟楼塔尖，却见打钟人站在瞭望台上，手里握着一把长号。我现在明白了：头一批燕子已经归来，老雅各布正吹号欢迎它们，同时向全城居民宣布，春天已经回到人间。为了他这份辛劳，老雅各布将免费在市政厅酒窖喝一杯葡萄酒，并从市长那儿得到一个崭新的银圆作为犒赏。我认识雅各布，从前常到他的钟楼上去。起初，我还是个少年，上那儿去是为了放自己的鸽子。后来，便是同阿格妮丝一块儿去，因为老打钟人有个小孙女，阿格妮丝做了她的教母，经常得关心和照顾小家伙。有一年圣诞节，我甚至帮着她把一整株圣诞树拖到了高高的钟楼上。
“这当儿，那熟悉的大橡树门敞开着，我便情不自禁地走进去了。在突然包围着我的黑暗中，我很慢很慢地登上楼梯，楼梯走完，便手攀窄窄的简易梯级往上爬。四周一片沉寂，只有楼上的大钟在不停走着，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我记得很清楚，我那会儿很讨厌这个死东西，真恨不得在经过它旁边时扭住它的铁轮子，不让它再走下去。这当儿，我听见雅各布从上面爬下来了，一边好像在对一个孩子讲话，叫孩子要小心走好。我冲黑暗中叫了一声‘早上好’，问他是否带着小梅塔。
“是你吗，哈勒？”老人应着，“当然，当然，她也得一块儿去见见市长先生。”
祖孙俩终于到了我的头顶上，我便退到旁边的墙凹里，让他们下去。雅各布见我一身旅行装束，惊叫了一声：
“怎么，哈勒？瞧你又是手杖，又是雨帽地上咱钟楼来，该不会又要出远门了吧？”
“是的，雅各布，”我回答，“我只希望不要走太久就好啦。”
“可我压根儿想不到你会这样！”老人嘟囔道，“喏，既然非走不可，那就走吧。眼下燕子已经归来，正是出外漫游的最好时光，难为你临走还上咱这儿来。”
“再见吧，雅各布！”我说，“当你又看见我在阳光照耀下走进城门来的时候，你可别忘了像今儿早上欢迎归来的燕子那样，吹起号角来欢迎我啊！”
老人一边跟我握手，一边抱起他的小孙女。
“没问题，哈勒师傅！”他笑呵呵地大声回答，每当开玩笑时，他总这么称呼我。我正准备转身下楼去，他又加了一句，“怎么，你不想听阿格妮丝对你道声一路平安吗？在上面，人家一早就来啦！她还是那样爱这些燕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