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工作繁忙以及战争爆发等原因，斯大林并没有每年都到外地去休假。比如1928年和1929年就一直在莫斯科工作；再如，从1937年至1946年秋天之前，斯大林也不曾到南方去休假，直到1946年的秋天才又到南方去疗养。因此，弗拉基米尔回忆所说的斯大林“每年都要到克里木或者高加索去，并且要在那里待上几个月的时间”，是不够准确的。
弗拉基米尔回忆，在斯大林前往这些地方休假时，往往会动用各方面力量，火车沿线各车站都会被关闭，所有旅客和各色人等均被驱散。沿铁路线每隔一公里就有一名“肃反”工作人员在执勤。专列的前边，通常行驶着一辆专门负责检查各方面情况的列车，车上载有大批警卫人员，另外还装载着一辆辆各色汽车；专列的后边，是一辆负责掩护工作的列车。从外表看，专列的车厢跟普通车厢没什么两样，实际上是专门订购制造的，并用装甲护板加固了，只有车顶没有给予保护，这给警卫人员制造了不少麻烦：每当列车经过一座座桥梁时，警卫人员就会特别注意，生怕哪里会抛下一枚炸弹。
斯大林外出，自然会有一些政府要员随行，不算这些政府要员的贴身警卫，仅斯大林的卫队就有2/3的警卫人员随行护卫。通常，弗拉基米尔所在的“九人小组”身穿制服，其余警卫人员则穿便装，武器放在小提琴盒里，弗拉基米尔觉得这一幕非常滑稽可笑——苏联政府原来是由一些音乐爱好者组成的。
斯大林喜欢在里察湖（又称大里察湖，位于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境内，属山区气候疗养区之一）附近安排野餐，排场具有纯东方式的奢华：从别处运来精美而昂贵的餐具，还有味道美极了的珍稀葡萄酒，在篝火上烤全羊，烹煮刚刚钓上来的鳟鱼和鲑鱼。这种场面见多了后，弗拉基米尔便觉得有关斯大林个人生活比较俭朴的议论和说法，都不过是杜撰的神话而已。如此酣畅地欢宴三四天，却苦了那帮安保人员，用弗拉基米尔的话来说，就是“只有我们快活不起来”。
过去，有关斯大林喝酒的情况，曾有过不同的传说。有说斯大林滴酒不沾的，有说斯大林酗酒很厉害的。弗拉基米尔则回忆说：“斯大林本人饮酒并不多，基本上是喝格鲁吉亚的纯葡萄汁酒，却常常把共同进餐者灌得酩酊大醉。有一次，这类聚餐差点没让斯大林的贴身警卫们遭一次大难。斯大林和他的亲信们突发奇想要乘船出去兜风，一行人坐到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尔赠送给斯大林的‘里翁’号内燃机船上，却没有带警卫人员随行。我们不得不用一些旧的、行驶速度较慢的‘海上猎人’赶上他们。那天起了风暴，很快斯大林的船就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说实话，有那么一刻，我甚至以为我们无法活着熬到岸上了：躺着起不来的不仅仅是我们，而且包括我们的头儿——暴风雨是那样地暴烈。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种种忧虑：万一‘里翁’号出点什么事，我们的命运将会怎样。所幸的是，一切都平安过去了。”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曾描述过斯大林确实喜欢把与他一道进餐的人灌醉。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拉科西到高加索疗养时，就曾被斯大林灌醉：“有一次，斯大林把我们叫到一起，说：‘拉科西到高加索疗养来了。’拉科西是头一次到那里。‘他打电话，要求到我这儿来。’我们都默不做声。‘应该让他来。’于是给拉科西去了电话……拉科西来了。他也参加了一场场狂饮的酒宴。有一次他喝得有点醉了，说道：‘请听我说，你们怎么干这种事情？这可是酗酒呀！’他的话可谓一针见血。我们本身也心知肚明，但又总是为自己开脱：我们是‘牺牲品’。然而他的话终究冒犯了我们，贝利亚便告诉斯大林：‘拉科西说，我们是在酗酒。’斯大林回答：‘好吧，咱们就瞧瞧。’大家入席后，他就开始给拉科西灌酒，硬让他喝了两瓶还是三瓶香槟酒和另一种酒。我担心拉科西受不了，会马上送命的。不，结果他缓过来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多处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酗酒者”，而弗拉基米尔则回忆说“斯大林本人饮酒并不多”，这是怎么回事呢？极有可能是随着年岁的增大、健康状况日渐走下坡路，遵照医嘱，原本善饮的斯大林对饮酒也有所节制了。
弗拉基米尔认为，当时采取特别防卫措施是很自然的，斯大林的贴身警卫们一直被培训如何辨识企图加害斯大林的形形色色的“破坏小组”，进而营造了一种怀疑和“间谍恐怖症”的气氛。贝利亚为这种气氛的营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他时不时地出现在斯大林的别墅，组织各种检查，并下达一个个指示，结果使本可以正常开展的防卫措施竟演化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比如，在大剧院召开重大会议时，除了在会场周围、各出入口及后台布置了警卫人员外，会议大厅里也聚集了很多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每三名应邀参会者，都会有一名特工人员去“照料”。
这类情况也发生在举行政府宴会的时候，斯大林的贴身警卫受命装扮成来宾或者侍者，因此常常闹出不愉快的事情。一次，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大寿，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米沙克洛波夫少校装扮成“侍者”负责开启香槟酒，可他从未干过这活，结果一不小心将邮电部部长夫人从头到脚浇湿了。
不当班的时候，“九人小组”都干些什么呢？弗拉基米尔回忆说，他们主要搞各种训练。他们有一流的运动教练，每天都训练他们，除了各种体能锻炼外，很多时间都花在格斗、磨练使用刀剑等冷兵器的技能上。当然还有射击训练，他们当中没有射击差的，都能单手射击、双手射击、黑暗中出枪射击，并且公开携带武器：冲锋枪、纳甘式转轮手枪、柯尔特式手枪及长长的挪威刀。值勤间歇，许多贴身警卫喜欢练习保加利亚十字绣花纹刺绣，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爱好。试想，一群肩膀很宽、身穿军装的大男人坐在桌旁飞针走线，就好像一群大姑娘似的，这一幕也许很有趣。贴身警卫们还阅读过不少书，不过不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如狄更斯、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弗拉基米尔认为，贴身警卫们之所以读这些文学作品，是因为这“是对战争、鲜血、污秽的一种反应”，他们“非常渴望某种善良而美好的东西，并且大家都互相看齐”。
即便是现在，弗拉基米尔也认为“九人小组”是好样的，虽然他们军衔不一，从中尉到上校都有，一些人曾经历过战争，另一些人早在战前时期就开始在斯大林的私人卫队里服役，但大家都不在意军衔级别，彼此的关系比较友好。不过，弗拉基米尔也觉得，在他们中间，没有今天的电视里所描绘的“超人”，并且他也不相信世上有什么“超人”存在。“九人小组”的卫士都很年轻，都不超过40岁，文化程度不高，最高的也就是曾上过军官学校。甚至他们的领导人——差不多从国内战争时期就跟斯大林在一起的弗拉西克中将也不曾接受过高等教育。似乎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学历会降低贴身警卫的作战能力，削弱对“领袖”的忠诚。
弗拉基米尔觉得，虽然他们随时准备挺身而出为“领袖”献出生命、用自己的身体替“领袖”挡子弹，“领袖”本人却显然不拿贴身警卫当人看。他们被禁止跟斯大林交谈，甚至被要求立下字据：不会因私人事情去打搅斯大林。可实际上，他们有的是需要请求给予解决的事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生活得相当艰难，跟普通陆军军官没什么区别。贴身警卫们对“领袖”的忠诚程度一直受到严密注视和监督，工作之外的一切交往和联系，他们的所有熟人和朋友都受到检查或监视。弗拉基米尔的母亲是列宁格勒的一名女裁缝，早在1939年时曾为芬兰领事馆的领事夫人缝制过一条裙子，到1945年弗拉基米尔被吸收进“九人小组”时，他的母亲还被召到一处“大房子”里，被要求对缝制裙子一事作出解释。当然，贴身警卫们还被严禁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在何处服役。
尽管斯大林的贴身警卫因为工作之便认识了很多在当时掌握大权和实权的人，但他们却不曾想过要利用这一点。用弗拉基米尔的话来说就是：“当时，脑子里不曾想到过这一点。也许，时代是另一种时代，我们又是不一样的人。总统卫队中冒出一个杜马代表，这在现在是可能的，而在当时则是完全荒谬的。何况，我们是‘活着的盾牌’（贴身警卫的主要任务是掩护受护卫‘对象’，而绝不是先去歼灭袭击者），此外，我们还是某些秘密的承载者……对于那些渴望在权力结构中站稳脚跟的人来说，我们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他们不需要曾见证他们在斯大林跟前竭尽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之能事的人。”
斯大林去世一年后，他生前的贴身警卫们就被打发退役。弗拉基米尔没有可能留在莫斯科，被打发到马加丹州工作。他的一个铁杆哥们——也是“九人小组”成员之一，因为忍受不了当时的境遇开枪自杀了。大约过了20年时间，社会上又兴起了“斯大林热”，有人建议他再回到机关里效力，他拒绝了，因为他已经不信任什么机关了，“而没有信任，要在这类机构里效力是不可能的”。
上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多年的断断续续的回忆，被他的儿子安德烈·瓦西里耶夫整理成文，发表在俄罗斯《绝密报》2011年第7期上。
（《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