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董必武秘密会见，成为中共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之后，郭汝瑰就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由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与调停的国共谈判。1946年6月，蒋介石在完成战争准备之后，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蒋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先是任命郭汝瑰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又突然任郭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不久陈诚因战绩不佳，又向蒋介石保荐郭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上演了一场“一年三迁”的闹剧。这样的人事安排实际就是蒋介石嫡系与杂牌，以及嫡系内部派系之间权力的重新洗牌，因此，一些反对陈诚的人乘机鼓噪，散发传单，攻击郭汝瑰是陈诚网罗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节节溃败，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起来。国民党军令部每周都召开一次大战研究会议。这样的会议是极高级的军事会议，郭汝瑰很少有机会参加。但郭汝瑰深知目前是关键时期，一定要设法参加这样的会议，以便掌握第一手信息。考虑再三，郭汝瑰给陈诚打电话：“听说苏联要出兵东北，这是不是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啊？”陈诚起初不明白，郭接着献计献策说：“这样一来，军政、军令两部的业务也需要进一步协调了。”陈诚明白了郭的意图后，回话说：“言之有理，要不这样，正好明天开大战研究会，你跟我的侍从参谋一起参加旁听吧。”
就这样，本来不该郭汝瑰参加的会议，郭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会场。会上的机密情报很快被送到与他单线联系的中共交通员任廉儒的手中。据郭汝瑰之子郭相操回忆：他（郭汝瑰）有八本日记，上面全部都是记的国军大事，开什么会呀，任廉儒来呀，他就在底下记着“廉儒来”三个字，起码是两三百次，那就是说任廉儒来一次就传达一次共产党的指令或者带走一次情报。（凤凰卫视《卧底将军郭汝瑰》）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此后4年，至1949年12月领导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在四川宜宾起义为止，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累计向中共提供了100多次核心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一次，任廉儒问郭汝瑰：“新六军战斗力很强，怎么办？”郭提供了重要情报：“新六军装备精良，但后勤供给只有五天。”1948年10月，国民党新六军被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歼灭。
屡次提供绝密情报，差点被识破身份
郭汝瑰要求恢复党籍虽一时未能如愿，但从那时起就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国民党官场中，坚持廉洁自守。
1946年郭到南京任职，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当时蒋经国住在三条巷，与他是近邻。一天，蒋经国与亲信贾亦斌去拜访郭汝瑰。据郭相操回忆：蒋经国在四条巷走了两个来回都找不到郭公馆。因为他想着总还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房子嘛，一问都没有姓郭的。这时就有一个过路人指给他看，说那边有一个卖肉的肉铺，上面有一家好像是国防部里面的人。蒋经国就找到那个肉铺，一楼就是卖肉的案子，我们家就住在二楼。蒋经国上了楼以后，我父亲不在家，就是我母亲、我、我姐姐还有一个老妈子在吃饭。我母亲不认识蒋经国，见到国防部的人来了，上茶、请坐、寒暄两句，并没有特别的热情。蒋经国当时也很震动，因为底下是肉铺，但在我们家吃中饭没有肉，只有两道素菜。蒋经国就讲，如果党国的干部都像郭汝瑰这样，那党国就有救了。（凤凰卫视《卧底将军郭汝瑰》）由于郭汝瑰人才难得，人品出众，越来越得到国民党中枢的赏识。他周旋于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四个军事要人之间，得心应手。1947年5月12日下午，时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说当晚蒋介石邀请作战人员到他官邸出席晚宴，并研究山东方面的作战。20点30分，参谋总长陈诚、参谋次长刘斐、郭汝瑰以及国防部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一同出席晚宴。
这时，山东军情紧急，陈毅率华东野战军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弄得徐州方面手忙脚乱。郭汝瑰与侯腾分别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郭、侯二人汇报完，陈诚发言谈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蒋介石当场决定了进攻方向和目标，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一一记下。
回到自己住所后，郭汝瑰把蒋介石的作战部署用极小的字抄写在一张纸上。刚写完，正巧任廉儒来访。郭汝瑰把作战部署交给任，还特别强调：在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这个师全都是美式装备，辖3个旅，共3.7万多人，战斗力强。师长张灵甫是抗日名将，骁勇善战。解放军要特别小心。
后来，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因知己知彼，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七十四师，击毙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1948年10月29日，淮海战役前夕，顾祝同邀何应钦、肖毅肃、刘斐与郭汝瑰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大家认为中原作战是为了保障江南的战略防御，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形成重点，寻机与我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订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有关部队，就被郭汝瑰通过任廉儒报到解放军指挥机关了。
郭汝瑰频繁地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情况，并助长蒋介石的瞎指挥，差点被个别明眼人识破。这个明眼人，就是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杜在东北和华东战场屡战屡败，看到国军几次重大错误决策都有顾祝同和郭汝瑰经手，开始怀疑总参作战部长兼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间谍，忍不住向蒋介石告状说：我自己就够廉洁了，可是“郭小鬼”更是清廉得不像话，“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蒋介石大怒：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笑话！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嫡系部队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解放军包围，蒋介石召杜聿明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当时杜决定放弃徐州，坚守蚌埠。杜已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报告。杜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三变决心，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和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杜聿明后来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回忆说：“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报告的这一方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蒋介石也曾对郭汝瑰产生疑心。一次，蒋和王叔铭（时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研究空军如何帮助杜聿明突围，却不愿让身为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听见。好在这些怀疑都没有具体证据，郭汝瑰得以在国民党军队安身。
郭汝瑰后来回忆：杜聿明如何知道我与共产党有联系，至今仍是一个谜。1982年我与邓锡洸去拜会他时，我曾问过他：“你当年为什么硬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是猜测吗，还是有根据？”他说：“山东来人谈的，有根据。”“是谁？”我问。“这是秘密，我不能告诉你。”杜回答。（《郭汝瑰回忆录》）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1959年大赦后做了全国政协委员。一次杜聿明去探望病中的郭汝瑰，他抓住郭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断断续续地说：“光亭啊，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国共两党的激烈谍战，由此可见一斑。
率军阵前起义，为解放大西南撕开缺口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绝境。郭汝瑰回忆说：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露，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求死不得的情景，确实有点不寒而栗。不如还是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怀疑的境地为好。因此于1948年12月24日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但是顾祝同劝我打消辞意。他说：“你不过是承办业务的人，重大决策都是上级决定的，哪能由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郭汝瑰回忆录》）1948年10月以后，郭曾一再请求任廉儒把其心愿转告党。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郭说：“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郭于是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
后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七十二军，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随着解放军进军西南，郭汝瑰也加快了起义的准备。他翦除了七十二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于解放军入川之际，也就是1949年12月11日，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在四川宜宾地区通电宣布率七十二军起义，破坏了国民党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为解放大西南撕开了一个缺口，立了奇功。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台湾报纸也有“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的说法。
宜宾起义后，郭汝瑰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踏上了新的征程。
几经坎坷，重新加入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分为四个省级行政区，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厅长。1950年6月，郭向党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请求，时任川南行署主任的李大章对他说：要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同小组的同志都不在人世，何从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于是，郭又争取重新入党。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为广罗人才，来电征询郭汝瑰是否愿意前去任教。郭欣然辞去川南交通厅厅长的职务，于1951年3月到军事学院报到。当时，到军事学院任教的有上百名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高级将领。郭被调到军事学院后，曾先后给董必武、任廉儒等人写信，董回信说：“入党事应由基层吸收。”任廉儒虽然清楚地知道郭在解放战争中的功绩，但郭作为国民党中将，以前又曾是中共党员，若没有上级的态度，任也不可能解决郭汝瑰的入党问题，因此仍劝郭：“耐心经受考验，争取早日入党。”但是，入党一事始终无人出面解决。昔日早期中共党员、堂堂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兼军长，只好屈就军事教员之职，一晃就是18年。
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郭汝瑰也与许多党的干部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1956年6月，在“肃反”运动中，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教员程宗晋“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某号，并胡乱编造假材料指郭汝瑰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致使郭汝瑰于8月8日遭到隔离审查。但不管如何逼供诱供，郭始终不说假话。审问员提到郭汝瑰等“特务”在玄武湖船上召开会议一事，郭陡然想起，5月1日他不在南京，于是对审问员说：“我5月1日在临淮关演习，怎么飞到玄武湖开会呢？”不久事情真相大白。时任军事学院副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一次帮助“整风”座谈会上，郭汝瑰曾直言：“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几百年。这就是一个是法制，一个是民主，我们要厉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但这竟被说成“攻击党连古代帝王都不如”，又遭批判。军事学院曾准备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总算逃过一劫。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郭汝瑰挨了一阵批斗之后，就被安排到军事学院所属的农场进行体力劳动。1970年，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被遣散安置到四川巴县政府所在地渔洞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后，才移居重庆北碚。他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要求，都被上推下卸，长期搁置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汝瑰直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表达多年的入党愿望。随后两次书面申请入党。1979年4月10日，在巴县武装部支部大会上，郭汝瑰终于成为中共党员。孜孜追求入党35年，直到年逾古稀，郭汝瑰才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1997年10月，郭汝瑰在送爱女途中意外发生车祸逝世，享年90岁。这位经历曲折的军事家，既是国共两党合作和斗争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传奇。
（《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