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
语云：“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卧底”之特殊价值，于此可见一斑。
1907年，郭汝桂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谁又能料到，这个男孩后来竟成为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最大共谍”。
投身黄埔军校，秘密加入共产党
1919年，郭汝桂随父亲郭郎溪前往成都，进入省城读书。1925年底高中结业，其堂兄川军师长郭汝栋建议他报考黄埔军校。1926年，郭汝桂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并将“汝桂”改成了“汝瑰”。
郭汝瑰进入黄埔军校后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随着北伐捷报频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郭也随军校一部前往武昌。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熊雄、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军校任职，是郭汝瑰的老师，郭深受其影响。黄埔军校的政治“洗礼”使他系统了解了共产主义。他由崇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向了赞成共产主义。这时，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入黄埔军校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袁介绍自己入党。因为是郭汝栋的堂弟，袁镜铭告诉郭汝瑰，这个身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拥兵自重，与武汉国民政府（仍与共产党合作）对立。一天，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把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校务办公室，通知他们提前毕业，立即返回四川。吴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会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尽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果郭汝栋阻止无效，可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果这也办不到，要郭汝栋无论如何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郭汝瑰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这时，郭汝瑰的堂兄、傅秉勋的妻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杨森为司令），拥有两师一旅的兵力。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交待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五人，由武汉溯江而上，返回四川。来到郭汝栋的驻地涪陵后，他们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表面上表示不会支持杨森，暗地里却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郭汝瑰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被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但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从此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继续留在郭汝栋部。
尽管大革命遭到失败，全国到处腥风血雨，但郭汝瑰对党的坚定信念不改，仍为入党努力。1928年5月8日，在重庆綦江县任驻军连长时，郭汝瑰由同学袁镜铭介绍，终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调二十军军长郭汝栋率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年七八月，郭汝瑰所在的一团调往平汉路花园、广水一带护路。此时，袁镜铭已离开郭部，专任地下党平汉路方面的交通。一天夜晚，袁前来联系已升任郭汝栋部独立旅一团三营长的郭汝瑰，要他率所属部队，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由于通讯联络差错，敌我混淆，结果郭中弹负伤，被送医院。待出院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被调到黄州二十军部担任参谋。而入党介绍人袁镜铭也于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郭汝瑰再次中断与组织的联系。
蒋介石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设法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清除干净，并派亲蒋的陈孟熙等黄埔生前来主持政治部。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为了应付蒋介石，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郭汝瑰以为去日本可学点对革命贡献更大的真本领，没想到要等十五年之后，才与党组织再次产生联系。郭晚年回忆说：“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不爱金钱，屡立战功，蒋视之为“军界精英”
1931年底，郭汝瑰与一批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的学生回到上海，他与三名学生被推选为代表，前往南京训练总监部，要求报考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几经周折，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中国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校址在南京，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为杨杰。杨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不久，蒋介石自任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校务实际仍由杨主持。郭继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蒋军后来戏称陆大毕业的黄埔生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官运亨通——只绿不黄、只黄不绿都略逊一筹。郭入学不久，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他在陆大学习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军大学研究院第三期继续深造，还未毕业，就被推上教学第一线，担任战史学教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同意与中共合作抗日。郭汝瑰见报效祖国的时机已到，经陆大同学曾粤汉推荐，1937年5月到湖南常德陈诚所属的十八军第十四师任参谋长，不久就到蒋介石筹办的对日作战的“庐山军官集训团”将官队受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奉命随第十四师参加华北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这时的蒋介石调集近百万主力部队，自任司令长官，在淞沪地区与入侵日军激战。第十四师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第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畏敌，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要副师长代理，副师长也不愿干。师长于是让郭汝瑰代理四十二旅旅长。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郭汝瑰率部在上海郊区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数十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喊“顶不住”时，他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并在危急关头给师长写信留下遗嘱，大意是：“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了，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也就战死在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战胜利后，你身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支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一人一支，我那只手表就留给我妻子方学兰作纪念。”（《郭汝瑰回忆录》）遗书写得慷慨激昂，令人涕流。郭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阵地仍未丢失，到奉命撤退时，八千多人只剩下两千多人，而且多是一些伤号和炊事员。这一仗使郭汝瑰成了上海家喻户晓的人物。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慰问团专程来到四十二旅，特别送给他一件毛衣。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从此成为闻名全军的战将。郭随军撤退到武汉不久，被任命为陈诚嫡系部队五十四军参谋长。
淞沪战役后，郭汝瑰备受陈诚赏识；武汉会战时，善于战役谋划的郭汝瑰更令陈诚刮目相看。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直言：“我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有利地形，在武汉外围与敌作战。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会战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提升他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成为暂编新五师师长。
新五师是由各地山寨武装、土匪武装新编的杂牌部队，众将官谁都不愿意前去训练和指挥，担心丧师失地而丢官舍命。郭汝瑰运用官兵民主的方法训练和指挥新五师，实行经济、军事、生活“三公开”，并身体力行，雨夜里常与士兵共同守卫在最前线的牛棚内，教授如何以五人为一战斗分队的方式，“巧攻”敌方中心阵地，大量消耗日军精力与火力，切断敌军供应线。他鼓励官兵像兄弟同胞那样同住同吃同杀敌，谁消灭一个鬼子，他就授予谁抗日英雄的大奖。1942年2月16日（正月初二），郭汝瑰指挥国军杂牌新五师，出奇制胜，打败了日军王牌师，夺回长沙战役中最重要的阵地飘风山岭至汨罗江防线，俘虏一批日军和枪炮，创造了抗日保卫战中的经典战术，使日军1942年春节占领陪都重庆的狂梦成为噩梦。在会战中，郭汝瑰因指挥得当，以弱胜强，受到当局的嘉奖和青睐。驻陪都重庆的中外各国新闻界，也连续数周宣扬了郭汝瑰的奇迹。
1942年10月，郭汝瑰回重庆参加中、美、英、苏四国代表研讨如何对日作战的高级国际军事会议，受到四国代表的高度赞扬，后来英国还请郭代表重庆政府去英国讲授30天的破日军“神奇”战术课。郭离别新五师回重庆时，爱国人士慰问奖励他五千银元，他却未要一个，全部拿来奖励士兵。当时，郭汝瑰不爱金钱的“神奇”性格在国军上下越传越“神奇”。宋庆龄女士多次用英语向外宣传郭汝瑰是“无野心无私心”的将军。
不久，郭汝瑰又被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际研究院任研究委员，并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蒋兼任团长）副大队长，成为蒋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与董必武秘密会面，与蒋介石渐行渐远
郭汝瑰进入国民党上层，有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的机会。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各方面都已腐朽透顶”，认为它“行尸走肉，不足以担当救国救民之大任”，于是与蒋介石及其亲信陈诚渐行渐远，“千方百计希图与共产党恢复联系”。
1945年5月，郭汝瑰在军务署偶遇黄埔五期的同班同学任逖猷，他们曾是党内相熟的同志。郭汝瑰一见老友，忙将他拉上车，开到冷僻之地，表露了想找到党组织的迫切愿望。任逖猷说自己入狱后，已经和共产党断了联系，但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就看廉儒是否与党有联系。”任廉儒是任逖猷的堂弟，郭以前在涪陵时经常与他见面。两三天后的晚上，郭汝瑰的寓所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正是当年涪陵相识的任廉儒。郭对任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言：“我对共产党十分怀念，我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很想去延安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任廉儒当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者。他表示一定向党组织转达他的愿望，请他相信必当报国有门。
任廉儒几次来到郭家，对郭进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情报，从此就不再避讳了。抗战胜利后的某一天，任廉儒对郭汝瑰说：“你想到延安去的事，我对董老（董必武）说了。你愿不愿意会他？我会安排得很好的，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郭表示无论冒多大的风险也去。次日，郭汝瑰得以与仰慕已久的董必武秉烛夜谈。1946年3月17日傍晚，郭汝瑰又一次应约去任廉儒家与董必武、薛子正等人见面。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甚至请求到延安去。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叫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员。我不想去，我想去延安。”
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嘛！”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前来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单线联系，我以天主教作掩护，不会惹人注意，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郭表示：“只要党容纳我，我可以把安危置之度外。”郭汝瑰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