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载沣很快就发现，自己苦心经营、倚仗的军事力量，其实恰是一座被自己踩在脚下、时刻会喷发的活火山。1910年1月，当载洵结束欧美海军考察，取道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乘坐火车回国时，曾担任安徽新军混成协马营和炮兵队官的革命党人熊成基曾布置暗杀任务，事泄被捕。审讯中熊氏大义凛然，历数清廷罪状，第一条就是海陆军权不予汉人。他质问说，近年来创设海陆军，若真有自强御侮之意，中国之大，岂无人才，为何偏要假手载涛、载洵等近支亲贵？再过一年后，正是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正式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长江南北的新军迅速随之起事。北洋新编第二十镇陆军、第六镇也在张绍曾、吴禄贞等新军革命党领导下于滦州、石家庄起事兵谏，正式成为清王朝覆灭的直接掘墓人。
最后契机的破灭
1911年5月8日，清廷发表上谕，宣布成立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这既是载沣皇族集权政策臻于顶峰的产物，也是晚清北京朝廷丧失几乎所有社会阶层、政治势力的认可与支持，其权威与合法性的实质性终结点。早在此前一月，上海《民立报》便以辛辣讥讽的文字预测了必将出现“贵族内阁”的前景，1911年4月27日的《泰晤士报》，也称即将就任总理大臣的庆亲王是“一个优柔寡断、诡计多端、腐败无能的老朽，其贪婪堪比纽卡斯尔公爵（19世纪早期英国贵族，曾借助贿赂地方七选区以参选国会）”。
为何一向对立宪抱有积极态度，从而使“中外咸望其有所作为”的载沣在这件堪称晚清政治改革头等大事上做出如此选择，从而亲手钉上了大清王朝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其原因从小处讲，缘于其不能超越其自身历史角色与政治意识，大处则要归咎于清末立宪运动的各方推动者，其最终诉求实则南辕北辙。早在1905年6月初期，在张謇等国内立宪派的推动下，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北京，敦请推行立宪政体。同月，袁氏又奏请清廷核准派遣朝廷大员出洋，考察各国宪法，以求资鉴变通实行。次年8月25日，端方等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与袁世凯会衔上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然而由于利益与意识形态的截然不同，“立宪”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慈禧本人将立宪看做安抚公众而不需真正损害其自身权力的工具，满族亲贵把它看做是重新实行集权和将汉族官僚排挤出权力核心的机会，而地方实权督抚和士绅知识分子则把它看做一条参与中央政治决策的新途径。”
对于立宪与国会之功能效用，载沣虽然绝对不是宣统朝满族亲贵中最为愚顽保守者，但其见识也不能超乎其总体水平之外。1909年载沣在接见各地咨议局代表时，曾大度地表示：“（国会）下通民情，畅通言路，使朝廷知民生，本王感觉并无不可。”此番言论听起来貌似进步，但实则仍然把国会看做是中国传统政治中“言官”的改良与放大，对于其功效，其认知水平也只是在重弹3年前载泽关于立宪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的老调。次年9月，由于日俄密约，日本吞并韩国，中国东三省岌岌可危，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激、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等18名地方督抚大员于9月23日联名上奏，主张责任内阁与国会同时并进，所谓“舍此则主脑不立，宪政别无着手之方”，恳请“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10月5日，直隶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等人率领下，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迫使直隶总督陈夔龙允为代奏。17日，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整队出发时，奉天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17人突然来到，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随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经过请愿代表苦劝，两人趁人不备，分别持刀自臂上与腿部割肉一块，涂抹鲜血于请愿书上，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忍痛踉跄而去。10月22日，在民选议员的强烈要求下，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案，随后具折上奏。
在此种压力下，载沣游移不决，只能与政务处亲支王公大臣会商对策。根据《宣统政记》的记载，在与会王公大臣的言论中，“速开国会”此时已成必然之势，所争论之核心只是一个具体时间问题。然而这些缺乏政治阀阅、长于宫闱之间的少壮亲贵，只知局势已经危若累卵，却无法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对地方立宪派舆情稍微有些了解的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溥伦提出，《钦定宪法大纲》中所允诺的“九年筹备国会”已显不合时宜，至少要提前3年，对此载沣只能是“默然无对”。在载沣的心目中，最大的顾虑则是，若速开国会，则清廷中枢权力将处处受到掣肘，且“地方民情舆论无所制”。更令他挠头的是，庆亲王奕劻也借助这股政治风潮，伺机浑水摸鱼：10月15日，直隶总督陈夔龙与陕西巡抚恩寿按照庆亲王授意，分别单衔具奏北京朝廷，要求先设内阁后设国会。很明显，责任内阁一旦设立，在朝野中经营多年，贵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奕劻将是首届总理大臣的不二人选，毓朗、载泽等亲载沣的少壮满洲亲贵则针锋相对，主张“责任内阁可立，政务、军机两处亦不可裁”。
11月3日，在载沣主持下，军机大臣、政务处亲王大臣于紫禁城文华殿再次召开御前会议，毓朗的一番发言，似乎给踌躇无端、内外交困的载沣开出了一剂良药。他首先以“时事危迫”为由，主张速开国会，但同时主张，“不明定国是，则政府与国民遇事争执，必不免纷扰。故必先设新内阁……庶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具体步骤安排是，“应明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既不阻绝人民之愿，而乘此二年工夫，可以确定各项要政办法，并须立降明谕，成立新内阁”。载沣对这种徐图缓进、分步筹设的方案深以为然，遂于次日以宣统皇帝名义发布上谕，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次年（1911年）设立责任内阁。
消息一出，虽然少部分温和地方立宪派，如江苏咨议局表示“请愿有效，天恩高厚”，但更多的激进宪政团体反应剧烈：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致电各省谙议局及各团体称：“国会仅缩短三年，人心失望。”同样，亟待希望用责任内阁限制载沣与庆亲王中枢权力的地方督抚对此结果也表示不满。江苏巡抚程德全、云贵总督李经羲等尽管接到北京朝廷谕旨申斥，但仍然再次要求速定内阁人选，以免“昏笔老臣势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独掌禄位”，可谓矛头直指庆、醇两王。终于，11月22日，北京资政院召开全体会议时，陶榕、罗杰、易宗夔等议员即席抗议“云南盐斤加价案”和“广西巡警学堂限制外籍学生案”两件议案不交资政院审定，直接交办盐政、民政两处，并发动全体投票，弹劾全体军机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