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激烈的震荡，标志着咸同以来形成的清廷中央权力结构的骤然断裂，危局随着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传统洋务派地方督抚，以及荣禄等充当前者与朝廷中枢间链接纽带的传统满族官僚的去世，更为明显。就在这危机四伏、风雨飘零的乱局中，毫无政治阅历和心理准备的载沣就被突然推上了晚清政治舞台的中央——1907年6月19日，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免3天后，一道圣旨被快马送至醇亲王府：年仅24岁的他受命成为军机大臣。
1908年11月20日，在这个北京有史以来最为寒冷、狂风凛冽的冬日里，载沣首次以摄政王的身份召见了军机处以及政务处各大臣。为了表示谦抑与低调，他将会议地址选在了相对偏僻的文华殿，商定即日起，“凡发布谕旨，皆由摄政王钤章，军机大臣署名”。然而很快，载沣便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按照预想中的状态纵横捭阖，执掌朝政。首先一股阻力来自隆裕皇太后，慈禧为自己这位内侄女，特意在自己的遗诏末尾留有一条伏笔，宣布“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隆裕）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惠亲王奕祥长子、贝勒载润回忆说，隆裕皇太后对政事本无定见常识，只是一心想效法慈禧，垂帘听政，所以动辄与载沣在朝事官制安排上争吵不休：宣统二年，载沣想调宗室毓朗为军机大臣，隆裕皇太后意欲以袁世凯之密党徐世昌代之，载沣无奈下只好宣布毓、徐两人共名列班中。更有甚者，1911年4月底，当清廷已经处于全国朝野上下要求速设责任内阁、召开国会的高压之下时，隆裕依然以“选派功勋老臣”为由，要求载沣指派早已不孚人望的庆亲王任内阁首揆。
作为载沣等少壮亲贵最为憎恶的目标之一，晚清政坛上著名的“不倒翁”庆亲王奕劻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完全依靠他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作风。侍读学士、国史馆总纂恽毓鼎之子、陆军部主事、秘书科长恽宝惠在回忆中说：“辛丑之变，西太后由西安回鸾之后，近支皇族一部分因支持拳匪，迫于列强压力而被罢斥、贬官，其他多数年甫及壮，未经大事，所以在她眼里只有庆王堪用。他一则对外交结袁世凯北洋集团为奥援，二则在庚子之变后，北京谈判中与列强极力争取，保住了太后与皇上的地位，所以慈禧对他荣宠有加。”
为了同时应付传统式的王朝衰败危机，以及将推行10年的“新政”继续下去，清廷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自上而下地推行中央政令，然而它却尴尬地发现，地方立宪派绅商士大夫与汉族督抚大员已经离心离德；除了一班趾高气扬、毫无经验的少壮皇族亲贵，自己手中已经无人可用。1909年10月，慈禧在遗折中劝诫载沣“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后，最后一位对晚清王朝保持传统忠诚的重量级洋务大员张之洞辞世。载沣只好饮鸩止渴，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满族近支亲贵身上。1908年12月，在成为监国摄政王后仅十几天，载沣就赏自己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加郡王衔；两年后，载沣授载洵为参与政务大臣、毓朗为军机大臣；1911年再调资政院总裁溥伦为农工商部尚书。载沣还规定在官制改革中，为宗室人员的安置予以特别的关照，从而被世人视为“其弊视魏晋九品中正殆有甚焉”。
自然，这批亲贵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只能用令人失望来形容。1909年10月，顶着筹办海军大臣头衔的载洵出访欧洲，考察海军。载洵的作风，可谓与其兄载沣截然相反，他在德国之行中颐指气使，大耍亲贵纨绔脾气，当德方皇叔出面，为其举办送别宴会时，他忽然以晚饭已吃饱为由，拒绝前往，急得中国驻德公使荫昌只能以辞职相威胁，才将其硬拖至波茨坦皇宫。其后，载洵看到德国皇室名流显贵齐集一堂，舞会上名媛淑女竞相前来邀舞，态度转怒为喜，又在觥筹交错间大醉失态。1910年8月，载洵、萨镇冰两人再度出访美、日等国，在纽约考察时，轻率地订购了2600吨级巡洋舰“飞鸿号”。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认为载洵不仅腐化，而且对海军事务茫然无知，“美国维克尔和马克西姆造船厂仅仅通过施放一组能在空中展示载洵身穿军礼服形象的焰火，就赢得了订单”。
深谙晚清朝事玄机的胡思敬在《退庐全集》中说，由于慈禧逝世，最高权威与协调力量缺失，所以，宣统朝满人亲贵争权之激烈，派系之多，前所未有：“洵贝勒（载洵）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载涛）统领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沟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阴结议员为一党……庆王则独立诸党之外。”从传统政治道德讲，不能因公废私的载沣既不能做到“正己”，也就无道德优势廓清中枢以“正人”。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这样一个狭隘的小群体，载沣也不能完全信任，不时贬抑疏远其中自以为对己不忠者。陆军部大臣铁良，本是载沣集团抓取军权、抗衡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急先锋，然而铁良在积极筹办军咨处独立后，也逐渐不为载沣信任。“铁良对于练兵、军事既有经验，也有办法，但载沣嫌他受庆王提拔，而庆王又是袁世凯的内援，于是一并扳倒，外放铁良为江宁将军。”恽宝惠回忆说，“而恭亲王溥伟虽然精明能干，但因为曾经一度被朝野传为光绪继承人，所以载沣仅仅给了一个禁烟大臣的头衔，以示敷衍。”日渐失势的铁良，在训练禁卫军的职责被解除后，于1910年2月托病辞去陆军部尚书职务。载沣立即以尚在德国、私交甚厚的荫昌代之。载沣对自己这一小儿科级别的政治手腕十分满意，认为荫昌虽与袁氏以及北洋军人走得稍近，但一则毕竟是满人宗室，二非庆亲王一党，假以时日，肯定能将北洋诸军统御之权延揽到手，为一己所用。殊不知荫昌与铁良虽同为满人，但丝毫没有当时内廷亲贵心中“排汉兴满”的意识，后最终成为袁氏亲信，在民国，乃至洪宪帝制期间仍然身居要职。
有鉴于此，无怪乎仅仅在载沣监国一年后，曾经一度乐观的《泰晤士报》迅速就改变了论调。“年轻而无经验的满洲贵族以权谋私，狭隘冲动，摄政王缺乏坚定的性格和政治才华，隆裕皇太后则忙于享受新地位带来的尊荣与享受。”埃德蒙德·巴克斯特写道，“这个古老帝国的命运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
排袁与制军——徒劳的努力
近人史家论及晚清之败亡，多以载沣上台伊始，不能彻底清算袁世凯为憾事。然而此举所需之时机、人选与手段，清廷皆无从掌握。光绪与西太后去世时，梁启超正留居于日本兵库县须磨村“怡和别庄”，1908年11月23日至25日，梁启超向同情改良运动的清廷宗室、北京外务部主事长福发去数封密函，力促清廷诛杀袁世凯，声称光绪皇帝宾天“为天下人所同疑……奸贼犹逍遥法外”，希望载沣、肃亲王善耆等亲贵实权派“定奇谋，成奇勋”，载沣身边一些亲贵如毓朗、肃亲王善耆等，也搬出其父老醇亲王12岁即手擒肃顺的典故，极力劝说载沣翦除袁氏，然而载沣却始终犹豫不定。正如载涛在晚年回忆录中评论其兄时，直言“他遇事优柔寡断，为人忠厚，内廷当差谨慎小心，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但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最终，下诏罢免袁世凯的，是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们对载沣说，内外军政诸机构单位，全是袁的党羽，太后一死，袁氏失去了唯一的钳制，他日坐大，除去更为不易，便迅速用蓝笔（国丧期间，不能动朱笔）拟定了一道谕旨，请庆亲王裁可。早与袁氏勾结甚密、老奸巨猾的庆亲王模棱两可地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而另一位满族亲贵倚重的汉人督抚张之洞则直接明了地表示反对，声称：“倘初政即戮先朝最倚重之大臣，吾惧其手滑而蹈明末覆辙也。”
在这种情况下，缺乏魄力的载沣只好修改谕旨，言辞前紧后松，变成责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
尽管袁世凯的罢黜，带给清廷更多的是权力真空与人心思背，但在载沣等皇族亲贵眼中，它却意味着拔掉汉族实力派在中央政府的最后一根柱石。
他们随即开始不遗余力地剪除袁党，贬斥汉族地方军政督抚大员。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生于深宫妇人之手，缺乏政治阅历与权术手腕的载沣亲贵集团完全没有慈禧老到巨谲，圆融机变。后者处处慎重，明升暗降，分化瓦解，各种手段交替使用，而载沣则只有正面打击、罢斥贬官一条途径。1909年2月，载沣以开支靡费、有负委任，将邮传部尚书陈璧交部严议，随即革职，并永不叙用。江苏巡抚陈启泰病卒，以满人瑞澄接任。不久，曾一手创办南开大学，对省内新式教育贡献良多的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因与袁氏关系密切，被迫“乞休”。接着，载沣将徐世昌由东三省总督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以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后，严参北洋骨干，首先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将其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3月23日，清廷中枢又借京查的机会，迫使袁的心腹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使得北京的警务大权转到满洲亲贵手中。6月28日，杨士骧病死，载沣即命端方继任直隶总督。1910年1月，唐绍仪被迫以病开缺；2月，号称北洋财神的铁路局局长梁士诒被撤职，名列“北洋三杰”之首的江北提督王士珍见状不妙，也以病自请开缺，正中下怀的载沣与隆裕皇太后乐得顺水推舟，即刻发布上谕照准。
与此同时，载沣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大刀阔斧地改组军事机构，以军咨处、陆军部、海军处等组织，将军权一步步从地方督抚手中集中到中央的陆军部，再由陆军部集中到以自己为核心的皇族亲贵手中。载涛在回忆录中说，载沣受德国军国主义影响极深，“因为他早年在德国目睹德皇族从幼年时起，就身受极严格军事训练，所以国势那样强盛，早就有心效法”。在德国的见闻，使载沣认识到：“欲使皇室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
载沣上台后掌握君权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宣布裁撤近畿省份的练兵处，将其新编陆军直接划归中央陆军部指挥。1908年12月25日，刚刚接过摄政王权柄不过40天的载沣下令成立专归自己统辖的禁卫军，由北洋陆军第一镇满兵中抽调组成，以其弟贝勒载涛、贝勒毓朗、陆军部尚书铁良为训练大臣。这支部队不仅装备先进，而且待遇优渥：“悉着呢衣革履，一切领章帽记，制造均属优良，以示判别面而壮军容。”次年初，载沣谕令撤销各省督抚所兼陆军部尚书或侍郎衔，预备彻底剥夺地方督抚手中的兵权。
为了从制度上保障满洲亲贵对兵权的绝对掌握，载沣于1909年7月15日，连下三道上谕，分别下令筹办海军处，并将陆军部中的军咨处分离出来，分割了原本归陆军部所有的一些重要权力，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专职军事顾问与指挥调度机构独立机关：“凡关于规划筹防用兵及重要事件，均由军咨处缜密酌拟，呈请陆军部堂官复核，会同军机大臣具奏请旨遵行。”新独立的军咨处在建制和职能上仿照日本参谋本部，目的是要成为“赞佐摄政王统率陆海军的总参谋部规模”。这个新机构被载沣交给皇族毓朗以及其弟载涛管理。为了进一步将军权揽于己手，与陆军部相对抗，载沣又于1911年改组“皇族内阁”之时，正式将军咨处改为凌驾于陆军部之上的军咨府。
对于海军这个曾经在甲午战争后一度被清廷忽视的军种，载沣也坚定不移地试图将其完全纳入自己彀中。1909年2月，载沣下诏，令肃亲王善耆、度支部尚书载泽，海军提督萨镇冰等负责妥慎筹划海军事宜。5个月后，载沣以宪政编查馆奏定宪法大纲内有关条款，发布上谕，宣布皇帝为大清国陆海军大元帅，未亲政前由监国摄政王代理，并命六弟载洵、提督萨镇冰出任筹划海军大臣。10月，载、萨两人受命出访欧洲，乘坐客轮穿越苏伊士运河，首先游历意大利、奥匈帝国，参观军港船厂，分别订购了两艘400吨级驱逐舰“鲸波号”与“龙湍号”，旋即前往德国这个晚清军工技术采购引进最为频繁的欧洲工业后期强国。两人先后考察访问基尔军港、伏尔铿造船厂以及毛瑟兵工厂等地，并一次性订购了三艘驱逐舰与两艘内河炮舰。
载沣的另一个心腹大患，就是北洋六镇。虽然袁氏已经贬官回乡，但北洋六镇精兵仍然为其遥制。在1906年11月丙午官制改革启动后，慈禧与陆军部长铁良就迫使袁世凯主动奏请将第一、三、五、六镇“均拟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无庸由臣督练”，并在袁氏就任军机后，解除其剩余两镇的指挥权。1910年12月，陆军部长荫昌在载沣的授意下，宣布解除了直隶总督对北洋第二、四镇的指挥权，并将东北袁氏嫡系徐世昌麾下的北洋第五镇调至山东，将掌握近畿北洋第一镇兵权的段祺瑞外放为江北提督。为了进一步打破北洋系军人在新军中盘根错节的势力，载沣、荫昌等清廷少壮亲贵开始倚重不为袁氏所看好的日本留学士官生，作为制衡乃至替换袁氏北洋系军人的筹码。1907年，在日本的军事留学生总人数已经达到520人，此后人数更是螺旋上升。留日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均被任命为清军高级指挥官。吴禄贞取代段祺瑞出任第六镇统制，蓝天蔚出任第二混成协协统，张绍曾出任第二十镇统制。在清政府于辛亥革命前编成的十四镇（师）十八混成协（旅）四标新军中，留日士官生出身的统制（师长）就达5人。在载沣等满族亲贵视为命脉的军咨府和禁卫军中，军咨副使哈汉章以及第一至第五厅厅长几乎都是留日士官生；禁卫军管带蒋百里被良弼、载涛与毓朗“奉之若师”。
然而为载沣忽略的是，袁氏之所以拒绝在北洋军中任用日本留学生，并非是因为其军事素养不如段祺瑞等留德系军人，而是前者与海外革命激进团体越来越近的联系，留日士官生多数来自直隶、湖北、湖南、浙江等省份，然而其中的几个沿海南方省份却以立宪地方主义和激烈的排满传统著称，而日本为同盟会等革命团体之海外大本营。出生于绍兴，后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黄郛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1904年加入浙江武备学堂后，黄氏就被选为官费留学生进入日本振武学堂留学，其间参加了同盟会与黄兴组建的激进革命团体“铁血丈夫团”，每至放假回国期间，就偷偷将同盟会印发的激进传单与读物偷偷带回，在浙江新军同袍中散发，极力宣传排满兴汉，建立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