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伊冯娜·里德利
作者简介
伊冯娜·里德利（1958-），英国女记者，生于英国伦敦，效力于《伦敦周日快报》，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性战地记者之一。“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本·拉登是恐怖分子劫持飞机袭击纽约和华盛顿的事件中的主要嫌疑犯。这是第一位美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本·拉登涉嫌策划了这起恐怖事件。接着，布什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说，美国“正在准备一场对付恐怖分子的全面战争”，这将是“一场面对不同敌人的不同战争”和“一场没有战场的战争”。随后，2001年10月7日，美国出其不意，利用“9·11”事件迅速出兵阿富汗。美国对阿富汗战争爆发后，里德利作为《伦敦周日快报》的特派记者来到战地，却不幸陷入塔利班之手，受尽关押之苦。从阿富汗回国后，她改信伊斯兰教。都说战地记者是与死神接吻的人。在如此高风险的职业中也有很多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里德利就是其中一位。
作为战地记者，里德利的角色和当代所谓的“饭店记者”有些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局部战争的作战样式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极是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强打弱”战争，一极是无固定战线的内部武装冲突。在第一种战争中，“空中制胜论”重新抬头，以精确制导武器为主要打击兵器的空袭成为一种基本战略。留驻交战国的外国记者成为所谓的“饭店战士”。这就是说，记者们不是随军行动，而是候在某国首都的一家饭店中报道导弹攻击和飞机轰炸。这种角色最早出现于1991年海湾战争中，阿内特等外国记者所住的拉希德饭店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希尔顿饭店、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明霍饭店因此闻名遐迩。而在当代各国发生的内战中，由于两军对垒式的作战已不多见，交战双方往往以小股骚扰和冷枪冷炮袭击为基本战术，因此，传统意义上的随军记者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而里德利则不同，她从事战地新闻工作已有20多年，是伦敦著名的资深记者，极富冒险精神。哪里有重大事件，哪里就出现她的身影。里德利去过世界多个国家进行采访，曾经在北爱冲突和中东战火中都留下了她矫健的身影。作为所在报社的首席女记者，她亲赴战争最前沿采访，为该报写下了一篇篇精彩的战地报道，赢得了英格兰同行的交口称赞。
事件背景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共4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撞向世贸大厦，一架撞向五角大楼，还有一架坠毁，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这一恐怖事件与本·拉登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有关。
强悍的阿富汗人曾以三次粉碎英军的入侵著称于世，至今在英国议会里还悬挂着一幅油画，表现的是第一次侵阿战争失败后，被全歼的英军后卫部队中侥幸逃脱的所谓“24勇士”，这几条漏网之鱼其实就是阿富汗人民英雄的捍卫独立自由的最好见证。1979年，苏联的入侵打乱了阿富汗缓慢进行着的社会变革，中断了阿富汗走向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从此卫国游击战争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国家。1989年苏联人败走了，留给阿富汗人民的却是一个永远的伤口。
当其时，美国趁机插手，从而使阿富汗的抗苏战争并未如阿尔及利亚等国那样结出社会进步的硕果，反而使封建主义势力得以加强，导致了军阀割据的灾难性局面。
大家混战正酣之时，从国外的难民中杀回了一支受过正规训练，且装备精良的宗教学生军，这就是塔利班。由于全国人民对和平安宁的渴望，塔利班在眨眼间几乎横扫全国，把仅存的“北方联盟”逼到一角。可是塔利班并未给人民带来福音，由于其浓重的宗教色彩，使腐朽的封建主义更加甚嚣尘上、不可一世。正在此时，本·拉登和他的“阿拉伯圣战志愿军”的到来，对阿富汗人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就注定了阿富汗将再次成为超级大国霸主的盘中美餐。
当时塔利班杀回国内时，国际上大家都看见了其背后的一只手，训练塔利班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教官，使用的是美军的教案和器材；军队是全副美式装备，在国际上更是主要得到美国和它在伊斯兰世界的那几个哥们儿的庇护，所以塔利班的登台实际上是美军入侵的前奏。
就如美国突然与萨达姆翻脸那样，美国在胜利结束科索沃战争之后，突然与塔利班翻脸，以塔利班拒绝交出本·拉登为由入侵阿富汗。这场战争以“塔利班”的迅速土崩瓦解使美国踌躇满志。
这场战争期间，作为英国《星期日快报》的女记者伊冯娜·里德利冒着风险深入战地，不幸被塔利班抓获。后来，她向《世界报》叙述了自己在阿富汗是怎样被塔利班逮捕的经过。她在几名阿富汗人的陪同下，穿着穆斯林女子的长袍，装成聋哑人越过边境。进入贾拉拉巴德以后，她得以从内部观察了那里的冲突，然后从原路返回。在离边界只有20分钟路程的地方，由于缺乏骑驴的经验，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她的一声惊叫，照相机掉到了脚下。她被塔利班扣留，成为“9·11”事件之后阿富汗战争中第一个被俘的新闻记者---而且是女记者。在关押了10天后被释放。
她偷偷留下牙膏和肥皂的包装盒，利用纸壳背面每天坚持写日记，记录下每天发生的事情和自己内心的感受。获得释放后，她介绍自己在喀布尔拘留遭遇的报道也随之出现在《伦敦周日快报》上。
报道原文
伊斯兰堡，9月26日
行程即将实现，我待在伊斯兰堡皇冠广场旅馆109房间里，等待我的联系人的到来。
我即将进入的这个饥肠辘辘的国家，最近22年从来没有平静过，很快那里又要遭受轰炸了，人民对此无可奈何。我有点紧张，但想采访他们的愿望占了上风。我只是想为他们伸张正义。我自己乔装打扮了一下，穿了一条淡黄色裤子，上身是一件土耳其女上衣，一条披巾将头包裹在里面。我将头发染了一下，手上也涂了油，使肤色变得暗淡一点。
晚上8点，我们一行人在黑暗中向巴基斯坦西部边界一间房屋走去，要在那里开一个会。我们走到那里，一名60岁左右的妇女把我们领到屋内。她突然同我拥抱并在我脸上吻了两下。由于她没有讲出一个英语单词，所以不知道她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但是她的亲切态度让我平静了许多。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卧室，我要和里面的8名妇女和儿童睡在一起，房子里很热，只有一台噪音很大的电风扇。我顿时感觉倒退了十个世纪，进入了一个在我上学时从《圣经》上才知道其存在的世界。
其他人都睡在几个没有床单的简陋的床垫上，我却有幸睡在一张单人床上。我竟然还睡着了几个小时。
从多尔汗到贾拉拉巴德，9月27日
我们早晨6点起床并乘汽车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向边界驶去。这条路晚上到处是土匪强盗，天亮以后就安全多了。
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但我对越过开伯尔哨卡的计划充满信心，因为士兵们不太注意妇女，特别是穿着传统长袍的妇女，而我正好带了一件这样的长袍。
万一塔利班士兵不让我走，我们一行人还有一个办法，我就装扮成一个名叫沙米姆的聋哑女人，沙米姆和她的丈夫同行，他们到贾拉拉巴德郊外去看望她生病的母亲。
在穿过两国分界线时，我感到既害怕，又兴奋。我很想把我的感受讲出来，但现在我是一名阿富汗聋哑妇女，如果我开口了，就会性命不保。
当人们看到我穿上穆斯林女子的长袍时，他们的表情令我吃惊。我从一个负责这次行动的西方妇女变成了一个不显眼的女人。我同一名也是穿着长袍的妇女坐在车子的后座上。
我们在多尔汗下车，向塔利班边防检查站走去。我的心跳得厉害，但很快又平静了，因为我注意到他们没有看我，我是一个不显眼的女人。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卖水果的摊位，出租汽车排着队等候乘客，一些小孩则等待着擦皮鞋和擦洗汽车。
有一些人的模样像难民，但看样子他们到这儿来就不走了。他们到多尔汗来的目的是参加塔利班，同塔利班一起战斗。坐上出租车并非平安无事，5分钟内车轮胎两次被扎破，看来不是好兆头。这是一条极差的石子路。我们的眼前展现出宽广的平原，田野里种着玉米和甘蔗。没有看到任何人瞄准巴基斯坦的飞毛腿导弹发射架。实际上没有一点军事行动的迹象，这在一个即将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大国打击的国家显得有点不可思议。
经过50公里疲惫不堪的旅行，我们抵达贾拉拉巴德。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全副武装的塔利班士兵，但生活还是完全正常的。在拥挤的广场上，都是水果摊位，石榴和苹果都堆在地上，在为数不多的卖肉摊上，飞着成群的苍蝇。
那里多数是妇女，男人们饮着咖啡和绿茶，嘴里嚼着像烟叶一样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吐在地上，发出一种令人很不愉快的声音。我猜想那是阿拉伯茶叶。他们让我盘腿坐下，不要有声音。我坐在路旁，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我们又坐上一辆三轮出租车，车子涂的颜色好像是一辆东方彩车。城里好像到处都是药房和汽车配件商店，没有服装店，这可能与塔利班领导人最近的一项布告有关：禁止妇女购买新衣服。
我们换乘一辆出租车，向贾拉拉巴德的北面驶去，又是一片开阔地。本·拉登的一个基地就在周围的某个地方，但长袍挡住了我的视线。田野露出葱茏的绿色，一点也不像阿富汗的荒凉景象。偶尔会出现一堵砖墙，表明那里有典型的阿富汗村庄。我和我的随行人员进入了一个镇子，他们同亲戚朋友拥抱接吻。
他们向我指着一块地毯，我倒在地上就睡着了。一个小时后，一个青年讲着断断续续的英语，轻轻地推醒了我，我害怕我的骗术已经被人发现，但他对我说，我这次秘密访问还没有出现危险。
我们谈到了危机，大约30分钟后，妇女和孩子们都凑了上来。我告诉他们，对一个记者来说，重要的是了解什么是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的担心，他们都是亲切可爱和慷慨的人，但他们很快就表现得非常勇敢，准备为独立而战。
当我说我只有一个孩子时，一位妇女瞪着眼睛嘲笑我，她说：“只生一个？你们英国和美国女人只能生一个或两个孩子？我们可以生15个。你们没有士兵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人去替补。”
“我们的孩子生来就会拿武器，生下来就是战士。一直战斗到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战斗。如果需要我去战斗，我就会和她一样去战斗。”她指着身旁的一个小老太婆。老太婆嘴里已经没有牙齿，满脸的皱纹显示出她经历的风霜和生活的勇气。
“她已经一百多岁，她以前就见过这种场面，如果美国兵到这里来，我可以肯定他们都活不下来。纽约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听说了。我们为很多无辜的人死亡而伤心，我希望美国人在轰炸我们前要仔细想一想，我们不会被吓倒。”
在这种遥远的地方，消息都是以口头方式传播的，因为同音乐、唱歌和跳舞一样，塔利班政权也禁止看电视。
他们更信任我了，我脱掉长袍，一个小女孩使劲给我扇扇子，想让我凉快点。这时候的我肯定像个煮熟的大虾。
一个年轻男子对我说，“我想学医，但学校关门了。我在这里无事可做。我很难摆脱贫困，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我们只有极少数人能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他指着一个年轻女子说，“她原来是学医的，但突然禁止妇女读书了。”
我问是否能给他们照相，他们害怕闪光灯照在脸上。照相也是塔利班政权所禁止的。那个把自己当做生孩子机器的妇女这时把我推到人群外去吃饭，她很慷慨，虽然吃的东西不多，但还是分给我一半。
她递给我一个香喷喷的玉米，玉米烫手，从我手中掉在地上，旁边的妇女都偷偷地笑，在她们的眼中我是一个柔弱的西方女人。
一个大约12岁的女孩从院子里的井中打了凉水上来，在遮阳的草屋下洗盘子和铁锅。
不久，到了我们分手的时候了，我们走出了这个镇子的围墙，重新走上尘土飞扬的石子路，在路边等待出租车，乘车返回多尔汗，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回到巴基斯坦了。
但是，我们在多尔汗遇到了麻烦，巴基斯坦人关闭了边界，我们不得不找个地方住下来。我担心自己会被塔利班发现，就建议分开走，但这个建议被拒绝了。
夜幕降临，他们让我待在屋内，阿富汗妇女晚上是不出门的。这所房子像一个小酒馆，没有窗子，也没有电风扇。房子中间有一块漂亮的地毯，我尽量要求自己睡一觉，但是害怕的心情让我睡不着。
杜尔巴巴，9月28日
我睡不着，清晨5点就走出那所房子，感到很疲惫，天上的星星还在闪烁。我们又乘一辆出租车，开往边界。
我穿的塑料鞋太小，脚后跟打了一个水泡，疼得难以忍受，但是和其他走崎岖小路穿越巴基斯坦边界的人一样，我不得不继续往前走。当我们到达杜尔巴巴时，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闲逛，成排的骆驼和驴子等在那里，它们将把货物和人运到边界的另一边。
他们告诉我这个地方“很好，很安全”，从那里骑驴到巴基斯坦只有不到20分钟的路程。我松了一口气，我相信会平安无事的。我将骑驴走到这个旅途的终点。
我走向驴子身边，骑上它的后背。突然，驴子跳了起来，我吓得大声尖叫，嘴里不知叫喊出什么话，周围很多人都望着我。我企图恢复常态，我弯腰想去拿缰绳，众目睽睽之下，我背的照相机从肩上掉了下来。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塔利班人看到照相机时脸上的表情，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那样的眼睛。我想事情会过去的，但已经不可能了。他愤怒地将我从驴子背上拖下来，我的周围马上围满了愤怒的人群。
这真是一场噩梦，我被扔进了一辆汽车。汽车刚一开动，耳边都是欢乐的歌声，人们叫喊着，“美国特务，美国特务”。司机旁边座位上的人将一面写有本·拉登名字的旗子打出车窗外。
车上没有人懂英语，因此我也就不用解释了。坐在我身旁的人掀起我的长袍，露出我散乱的头发。汽车停了下来，他们把我推下来。我看到周围又围了一群人，都是愤怒的面孔，他们大声叫喊着，好像要讨还血债。我的鞋子也掉了，他们肯定会把我打死。我祈求上帝，让他们一下子把我打晕过去。我从来没有这样难受过，他们会怎样处理我的尸体？上帝，帮帮我吧。
这时候，车上的一个人截住了一辆汽车，让车上的一名妇女下车，他们讲了一会儿话，然后朝我走来，人群把我紧紧围住，那名妇女很粗暴地对我搜身。他们想从我身上搜出暗藏的武器。我对围观的人群摆出衣服要被他们脱光的样子，人群哈哈大笑，那名妇女给了我一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