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利刚性”的角度来看，由于政府所实行的福利政策有只能增、不能减，只能扩大，不能下降的刚性，所以一旦采纳了，推行了，就很难削减或停止执行，只能继续维持原状，不能改变。财政负担将随着农村人口继续不断涌入城镇而有增无减，最终也许会成为城镇管理当局不堪承受的大包袱。这尤其是因为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地方政府不能认为本地的经济会按同一个增速增长，更没有把握使经济一直保持繁荣兴旺的态势。万一经济受到国内外经济波动的冲击，经济增长率下降了，财政收入没有过去那样的增速了，该怎么办？不削减福利支出，“福利刚性”起着作用，已经得到政府福利政策好处的城乡居民就会因福利支出的减少而产生埋怨、失望的情绪，于是政府不得不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城镇化的进程就会遭受挫折。
从“福利政策的示范效应”的角度来看，由于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各个地级市、各个县城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样不平衡。这样，各个市县因为自然禀赋不同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财政收支的差距有时很大。如果地方政府不从本地区和辖区内其他地区的不平衡出发，单纯从某一个局部地区的财政收入状况，推出了某种局部地区的福利措施，作为样板，就会产生攀比现象。虽然地方政府并不想一下子扩大到全省、全市或全自治区范围，但这种树立样板的做法却是欠考虑的，因为客观上存在着“福利政策的示范效应”。结果，尽管样板地区推出了本地财政力量可以应付的福利措施，博得了本地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好感和称赞，但事情不会到此止步。
要知道，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迁移是自发进行的，跨市县的流动是由农民自己做出选择的。如果某个市县在给予农民工及其家属以较多的福利待遇，本来不想迁移到这里来的农民闻风改变了迁移目的地，纷纷转移到这里了。怎么办？地方政府该怎样接纳和对待因本地区实行了待遇较好的福利措施而新迁移进城的异地农民及其家属？地方财政负担的加重，会不会使地方政府调整新制定的福利政策？或者，地方政府会不会又赶紧制定“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变通措施呢？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管怎么说，“福利政策的示范效应”所引起的农民及其家属的改变迁移目的地的做法，会引发城镇化过程中从比较稳定的政策向不稳定政策的转化。
再说，“福利政策的示范效应”还表现于本省（市、自治区）其他市县的仿效。比如说，A、B、C、D四个县城的财政收支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式相差不大。A县城作为样板，先行一步，推出了待遇较好、发放标准较高的福利政策，会使情况与A相差不大的B、C、D县城相继仿效。后者会考虑：A可以这么做，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做？样板县城与其他县城相比，其他县城政府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无形的压力是存在的，这样就产生了“向A县城学习”的浪潮，“攀比之风”就难以挡住。“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曾经是计划经济时期惯见的情况，也是“攀比之风”带来的恶果，难道不应当引以为戒吗？
由此可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全盘考虑，既要懂得什么是“福利刚性”，又要懂得“福利政策的示范效应”可能带来“攀比之风”的危害性。总的原则应是：在福利措施方面，一定要坚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量力而行”之所以是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坚持的原则，正是考虑到“福利刚性”的存在，以及因此造成的“福利措施不可逆转”的格局。 任何一级政府都应有较长期的统筹安排，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福利的增加是长期才能完成的任务，怎能“毕其功于一役”？今天怎么可能把本该留给明天、后天去做的事情统统做完？政府决不是万能的，以为政府“敢想敢做”就是成功的秘诀，这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旧思维，只会把人们引入歧途。
“循序渐进”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思维方式，也是可行的城镇化指导思想。此外，“循序渐进”还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城镇化推进的方针。在国际经济震荡还难以掌握、甚至难以准确预测的大背景下，凡事不留有余地，总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硬着头皮一闯就闯过去了，这种主观主义的危害性曾经使我们吃过亏，也有过沉重的教训。难道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能够不认真吸取以往的教训吗？
五、创造精神的发挥
前面在讨论“福利刚性”时已经提到，“福利刚性”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在推进城镇化时，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否则福利措施过多，就会使城镇政府陷于被动，因为福利待遇是宜增不宜减，已经实施后很难再削减或取消的。
根据西欧某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当国家给予人们的福利偏多时，通常有三项明显的弊端。一是财政负担过重，导致财政赤字有增无减，国家靠借债度日。二是政府难以改变这种困境，因为只要政府做出减少某些福利支出的决策，就会引发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上街游行示威，甚至发生罢工罢市罢课，秩序混乱，以迫使政府维持福利政策现状。三是不少人变懒了，不思进取，躺在国家身上靠福利为生，即使拖垮政府也在所不惜，以致在南欧某国流行这样几句话：“平时职工们泡病假，不上班工作，工资照拿，福利尽有，一到游行示威反对政府削减福利支出时，职工们都涌上街头，什么病也没有了。”
在有些南欧国家，有些政党和议员喊出了这样的口号：“福利国家接济穷人，不养懒汉！”意思是说：给穷人的福利，让他们能在较低收入水平下活下去，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人变懒了，仍照常靠福利待遇为生，那就使福利国家变味了，使福利制度变形了。话虽这么说，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这些国家，福利政策已经实行几十年了，已经写入法律法规，议会能做出如此重大的法律修改吗？积重难返，哪个政党敢如此大胆地冒犯选民，做出改变福利政策的法律的建议呢？
看来，这个难题今后还会继续争论下去，延续下去。不管由哪个政党执政，它们都没有这样的胆量敢于向广大选民宣战！
在欧洲各国访问时，我曾多次同一些经济学家谈到福利制度的评价和今后走向问题。他们的看法大体上分为两种：一是，当初实行福利国家制度时，是积累了多年的试验而逐步形成的，目的是保证国内低收入家庭能过上温饱的生活，不再发生19世纪工业化开始之后失业者无依无靠和穷人流浪无住所的现象，所以这种福利国家制度的实行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应当肯定的社会进步成果。至于后来的财政赤字累增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弊病，则完全出乎以往倡议福利国家制度的政治家们的意料，也许是当初缺乏实践经验的缘故。因此，他们的结论只能是承认现状，不要轻易改变，否则会酿成社会动乱。另一种看法是：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进过快了，没有考虑到“福利刚性”的存在和人们惰性的作怪，当普通的国民养成对福利国家制度的依赖性之后，他们变懒了，效率普遍下降了，以至于很难再改过来。最好的办法是社会上再度掀起创新热、创业热，再度掀起普遍的创造精神。这也许是唯一挽救福利国家制度的良策。这是因为，一旦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从事创新、创业，使社会再度出现精神的力量时，经济就会有转机，社会就会有生气，人们会惊呼“创造的时代”又开始了。
然而，在与欧洲经济学家讨论上述第二种看法时，有人泼上冷水，说这只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一相情愿而已。为什么？他们之中有人说，目前在西欧一些国家中能够享受高福利待遇的人群中，有些是外国来的移民，他们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这些人之所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潜入欧洲国家，就是为了取得福利政策的照顾和好处，他们没有“创新”、“创业”的设想，也没有什么“创造精神”，而一旦他们取得了所迁移的国家给予的享受福利国家制度的待遇，他们马上成为最坚定的捍卫既定福利政策，反对任何削减福利待遇的积极分子，参加示威游行，参加社会的骚动。这已被近几年内的欧洲一些国家的历史所证实。
我以为，上述有关欧洲经济学家们就福利国家制度的评论和找寻对策的建议，对于我国正在推进的城镇化过程是有参考价值的。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关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改革，应当本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处理，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有关回归“创新、创业”时代的愿望，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据历史记载，中国历来的城镇化建设都是依赖民间的积极性而进行的。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山东、河北两省的移民大量进入东北地区，他们完全是自发进行迁移，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就使得东北境内的城镇初具规模了。同一时期，山西、陕西、甘肃的移民纷纷进入内蒙中部和西部地区。这就是与“闯关东”并列的“走西口”，移民们同样是依靠民间自发的积极性进行迁移并在所迁入的地区开垦农田和建设城镇的。无论是“闯关东”还是“走西口”，靠的就是创造精神，其效果的显著，国人皆知。当时根本没有政府的福利保障待遇，全靠民间自发组成的互助性质的同乡会之类的社会组织相互照顾，大家心齐，团结一致，终于取得了建设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从农村到城镇，从内地到沿海的农民工，当初也是自发前往务工地点的。他们全靠个人的努力或亲戚朋友和同乡的互相帮助，悄悄地在那里安下身来。但有一点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这就是凭着个人的一股闯劲，一股创造精神。他们为以后闯城镇，闯市场，闯边疆，闯深圳经济特区树立了榜样。社会保障，一开始并未存在，但创造精神却始终旺盛，终于他们取得了成绩。20世纪90年代内，我们曾对在深圳的湖南攸县大量农民工进行了访问、调查，他们在深圳的成功创业为许多外乡农民工做出了榜样。这就清楚地告诉在城镇化过程中新移入的农民和到外地城镇去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两点重要的启示：
第一，在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改革势在必行。尽管各级政府都会根据本地财政收支状况，奉行“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但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差距的缩小，最后城乡社会保障的权利趋于一致，社会保障待遇、标准也会趋于平等，应是可以期待的。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应当珍惜社会保障一体化目标实现的不易，这体现了城镇化过程中居民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广大居民应当认识到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财力的进一步充实，社会保障的标准以后还会提高。然而，究竟会提高到何种程度，要根据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而定。大家对此应有信心。
第二，无论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推进到何种程度，城乡居民都应当牢记，创新热情、创业热情、创造精神都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发扬光大。这种创造精神作为全民族的财富应当永久保持下去。没有创新和创业，没有精神动力，无论城镇化推进到何种程度，都不能认为已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仍需要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奋进。如果没有信心、信仰，人们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生活中，精神上可能是空虚的。城镇繁荣昌盛的标志，不在于它规模多大，建筑物多宏伟，马路多宽，而在于城镇必须有人气，有活力，也就是城镇的居民有一种蓬蓬勃勃的创造精神、一种永不满足现状而积极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只有这样，才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博士后研讨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