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人的城镇化”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最近人们使用了“人的城镇化”这个名词。意思是把过去长时期片面的、传统的城镇化现象同新型城镇化对比，因为过去长时期内，在进行城镇化时，不是把“人”放在首位，而是片面地“重物轻人”，“重城市建设规模而轻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结果，城市面积扩大很多，高楼大厦林立，马路很宽，尤其是楼堂馆所，建设得富丽堂皇，十分奢侈，似乎这就是“城镇化”了，而民生改善不多，在偏僻的城乡结合部或在不被人们注意到的陋巷附近，依然存在棚户区或类似贫民窟的简陋住所，没有自来水供应，没有清洁的街道，没有学校，没有卫生院或卫生所。这显然不符合城镇化的目标和要求。于是出现了“人的城镇化”的提法，要求今后以“人的城镇化”代替“重物轻人”、“重外观轻生活质量”的现象。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新型城镇化或“人的城镇化”不仅应着眼于城镇建设，而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改革，创建新体制。也就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即城乡权利平等，不存在户籍歧视，居民身份歧视。
因此，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出发，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1必须着力解决由本地农村或外地农村迁入本区城镇的农民本人的就业问题。就业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就业的范围是广阔的，既包括在工地、在工商业企业、在事业单位的务工，也包括在近郊农村从事农业、林业、菜园、养殖场的务工，还包括农民自行创业，如开设小商店、小手工作坊、小微企业，或自行经商、贩运商品、摆摊经营等等。此外还有家政服务之类的就业。没有比较稳定的职业，就谈不上起码的生活质量，农民进城后如果长期找不到稳定的就业岗位，就无法安下心来。
2必须设法让进城的农民有一个家，以安置农民自身以及他们的家属。安家才能使农民及其家属对于新迁入的城镇产生归属感。住房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能买上一两间二手房，哪怕是在城乡结合部租到一两间旧房，农民才会感到“自己在城区有住处了”。尽管许多进城的农民及其家属是在棚户区内安下了家，那也比无房可住的情况好得多，比长时间漂泊无住处，或借住于亲友同乡家中好得多。我们在一些城镇调研时从进城的农民那里听到的反映是：廉租房怎么没有我们的份？我们进城好些年了，干了不少活，怎么不分给我们一套廉租房？
3必须让进城农民家中的学龄儿童有上学的平等机会。在调研时，感到关于农民的孩子上学问题，大抵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农民要求自己的孩子有学可上，不管是正规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还是所谓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不管教学质量如何，总比让孩子闲在家中好；第二个层次是：最好是同城里的学生混编在一个年级上课，使自己的孩子在上学时不受歧视，因为同城里的孩子混编在一起，教学质量有保证，自己的孩子在心理方面可以承受，否则这些孩子从小就有自卑感；第三个层次是：最好能进入寄宿学校就读，否则家中现有的住所太拥挤，家务劳动太重，孩子学习质量差，将来怎么办？应当承认，进城农民的这种想法和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4根据进城农民及其家属的意见，医疗保险也是他们关切的问题之一。在某些地方，其顺序大约排在就业、住房、子女上学之后。农民自己在城镇中生病住院，如何报账？他的配偶（如果没有正式职业）和孩子，还有跟着农民一起进城的老人，生病住院又该如何报账？农民们的反映是：希望在医疗保险方面与城市居民有相同的待遇。但目前这个问题仍在协商、讨论过程中。农民们说：这个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但不如早一些解决，因为时间拖久了，我们感到压在自己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这种情绪在进城农民中是普遍存在的。
简要地说，进城农民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提升，是“人的城镇化”的基本标志。这将体现城乡居民的权利和地位是平等的。在以上这四个主要问题上，如果没有明显的变化，很难认为实现或基本上实现了“人的城镇化”。
二、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育体制改革
根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资料，迄今为止，农民工大多数只有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有些地方多数农民工虽然有高中学历，但几乎大多数农民工在进城务工时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这是“人的城镇化”实现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需要在今后城镇化推进中认真解决。
通常可以把已经进城寻找工作和已经找到比较稳定就业岗位的农民分为两类。不按年龄分类，而按进城年限分类，一类是老农民工，进城年限一般在10年以上，多的20多年，甚至30年；另一类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年限一般不到10年，有些是刚进城的。这两类农民工中，更需要在教育、技术培训和综合素质提升方面增强力度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与老农民工之间大体上有四个区别：
1他们不会种地，在农村时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他们一离开农村进入城镇，就没有打算以后再回到农村生活和劳动。他们一心想做“城市居民”。
2如果说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中也有人想回乡的话，那么多数人不是想回到家乡农村去生活或种地，而是想到本地城区或集镇上去开店、开作坊、做小生意，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回本地创业。这种想法是不错的，创业也是值得鼓励的，但这已经不同于老农民工回乡盖房、种地了。
3无论是老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其中不少人已经失去承包地了，他们变成了“无地农民”，补偿费有多有少，有些早已花完了。所以这些人无农村可回。所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比老农民工更盼望融入城镇社会，成为城市市民，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技能或经营能力方面不如老农民工，在城镇中的生活也不如老民工那样有较多的熟人和朋友关系。
4一般说来，新生代农民工中较多的人通过网络，有更多的信息，也有更多的想法。他们的情绪波动比老农民工大。他们比较容易轻信网络上或民间流传的谣言。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是进城的农民工中情绪较不稳定的一个群体。
所有这些都说明，对于进城的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应当在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加大力度。要让他们有机会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知识水平和技术专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大专水平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应是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的教育机构。这对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是有利的。但职业技术教育的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要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改进招生时的考试办法，可以扩大面试分数的权重，以适应新的形势。同时课程设置也应适当调整，使得毕业后能适应于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物流业的需要。对于老民工的下一代或再下一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下一代，同样应在职业技术教育体制方面作相应的调整。
对于参加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或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的农民工子弟，尽可能提供免费教育的机会，以减轻进城农民的家庭负担。
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正规的高中阶段教育和大学高考都照常进行。对于农民工子弟愿意在初中毕业后就读高中，或高中毕业后愿意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要一视同仁，让他们一律平等地参加中考和高考。切不可形成“城里孩子读高中，读大学，农民工孩子读中职和高职”的偏见，要知道，这是不符合教育本意的，也可能违背农民工子弟自己的愿望。
三、论福利刚性
福利刚性是指：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国家给予人民的还是企业给予职工的福利，都是宜升不宜降，宜增不宜减的。如果本来没有某项福利待遇，那就算了；如果一旦已经有了，并且制定了发放标准，那就不能减低标准，或者取消，因为那样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甚至会发生骚乱。这就是福利刚性。
在西方国家，当初刚开始实行福利国家制度时，政治家并不了解福利刚性的存在，他们为了使执政党得到选民的拥护，便把各种福利措施作为争取选民支持的手段，于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相继推出了若干项福利措施。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提出并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系列福利措施，的确在当时的英国国内受到人们的欢迎，以及在西欧大陆其他国家被效法。福利既有刚性，又有示范效应，即这个国家实行了某些福利措施，其他国家的一些政党也起来仿效，争取实行类似的福利国家制度。
逐渐地，福利措施又同西方国家实行的几年一度的大选结合在一起了。西方国家几年一度的大选，成为各个政党笼络选民的舞台，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没有一个政党敢于倡议取消某些已经实行的福利措施，而只会承诺如果本政党执政将坚持福利政策不变，或争取增加一些福利待遇。这样一来，福利政策就延续下来了。
当福利刚性同西方国家几年一度的大选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所谓“政治周期”以及与“政治周期”伴生的怪现象。这就是说，假定某个西方国家实行的四年一度的大选，假定参加大选的主要政党有两个，一个是现在的执政党，另一个是现在的在野党。执政党为了能够继续执政，一定在竞选过程中许下维持现行福利措施不变的承诺，在野党为了能够夺得政权，也一定为争取选民的支持而作出维持现行福利措施，甚至新增某些福利措施的承诺。竞选结果揭晓后，无论哪个政党获胜，福利措施一定不变，甚至还可能有增加，否则它将因违背竞选时的许诺而遭到选民们的唾骂。又过了三年，下一届政府换届的竞选活动又开始了。两党为了争取选民对自己的支持，又把维持现行福利政策作为手段。如此循环不已，使得具有刚性的福利政策一届又一届被轮番执行。两个政党的交替执政改变不了福利措施的实施。
不了解福利刚性与西方国家“政治周期”的周而复始，就不会了解西方国家福利国家制度实施的现状。
四、坚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
以上有关“福利刚性”的论述，对我们当前正在推行的新型城镇化是有启示的。从政治制度上说，我们与西方国家实施多年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竞选和造势宣传的做法完全不同，但福利支出和福利政策能增不能减的刚性，却不能不让我们从中领悟出一些道理。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为了改善民生，应当改革城乡社会保障二元体制，扩大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覆盖面，增加用于农民工及其家属子女的社会保障经费，这些都是好事。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许可的条件下能够根据情况而采取这些措施，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一切都必须遵循“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现阶段一定要把本来可以推迟几年再实施的福利保障措施提前实行，未见得就是一件好事。
这里主要应考虑到福利政策的两个效应，一是前面一再强调的“福利刚性”，二是前面也已经提到的“福利政策的示范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