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效应的滞后性是指：在政府决定采取某一种调节措施并把它付诸实施之后，这种调节措施不会立即产生效果；根据调节措施的性质的不同和强度的差异，不同的调节措施起作用的时间不同，效应的出现也有早有晚。从政府实施某种调节到这种调节措施产生效果之间的时间间隔，被称为政策效应的时间差。以政府调节经济时经常采取的税收政策和利率政策为例。如果政府为了控制消费要求，采取提高个人所得税率的措施，那么这一措施之所以能够对消费需求起到紧缩作用，是由于个人所得税率的提高减少了人们纳税后的收入，并且在假定人们的消费支出的收入中的比例不变，而人们的消费偏好可以有一定的变换条件下，人们由于纳税后收入的减少而相应地减少了消费支出。但这一调节措施从开始实行到社会消费需求的收缩之间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提高个人所得税率，社会的消费需求马上就可以被压缩下来。以利率政策来说，如果政府为了扩大投资需求，采取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的措施，那么这一措施之所以能够对投资需求起到刺激作用，是由于企业感到利率的下降使得投资变得有利可图，于是在假定预期利润率不变的条件下，企业会由于预期利润率同利息率之间差距的扩大而相应地增加了投资支出。但这一调节措施从开始实行到企业愿意增加向银行的借款和增加投资之间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不是中央银行一降低贴现率，社会的投资需求立即就扩大的。
其他的政府调节措施，如调整汇率到国际收支的变动，调整计划价格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关系的变化等等，也都有政策效应的滞后。这是因为，经济中的交易活动是通过市场进行的，而参加市场交易的是各个分散的、有自身经济利益的微观经济单位。政府的各种调节措施最终能否发生效果，要由这些微观经济单位、经济活动的变化来体现。从调节措施的开始实行，到各个微观经济单位受到调节措施所导致的经济活动的影响，再到各个微观经济单位以此为依据来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这一过程有长有短，但不管怎样，政策效应的滞后是不能避免的。
要知道，以上所分析的政策效应的滞后性与政府调节是否科学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政府调节不是科学的，政策效应有一定的滞后；政府调节具有科学性，政策效应同样会滞后。区别不在于政策效应是否有滞后，而在于政策效应是否有利于经济的运行和实现预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当然，如果政府调节是科学的，并且政策在选择调节方案和调节措施时有比较充分的考虑，政策执行过程中又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某种新的情况，从而使政策的执行比较顺利，那么政策效应的滞后可以缩短一些，但这依然不意味着政策效应滞后性的消失。
三、政策效应的不平衡性
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反映了政府调节的某种程度的局限性。但政府调节的局限性不止于此。政府效应还有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一方面反映了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反映了政策的作用是受限制的。
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两个对立的方面。例如，价格、工资、利润、税收、利息、福利、企业等等，有上升，也有下降，有增长，也有减少。又如，收入可以分解为消费和储蓄，支出可以分解为消费和投资；用于消费的收入多了，在一定的收入前提下，用于储蓄的收入就少了；用于消费的支出多了，在一定的支出前提下，用于投资的支出就少了，这也是对立的关系。再如，一定的资源，用于A领域就不能再用于非A领域，A领域用多了，非A领域就必然少用，等等。政策效应的不平衡性是指：一项政策被实施后，假定它在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作用，但很可能在同一个领域内的两个对立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等的。例如，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价格刚性、工资刚性、福利刚性、就业刚性等等现象，对价格、工资、福利、就业等等发生作用的调节措施就会产生不平衡的效应。由于价格、工资、福利、就业都具有易于增长而不易下降这一特殊的性质，这就使得价格政策、工资政策、福利政策、就业政策在刺激价格、工资、福利、企业增长时易于奏效，而在抑制价格、工资、福利、就业增长时，尤其是在降低价格、工资、福利、就业时难于奏效。这就是政策效应不平衡性的一种表现。
再以收入分解为消费与储蓄两个方面或支出分解为消费与投资两个方面来看，同一种政府调节措施对这两个不同的方面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例如，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偏高而储蓄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偏低时，如果采取财政调节措施，那么对消费可能起到较大作用而对储蓄则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采取信贷调节措施，情况就相反，它们对储蓄可能起到较大作用而对消费则起不了多大作用。又如，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问题上，政府采取各种调节措施的效应可以大体上归结为：要加速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比较难于取得理想的结果，而要减缓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则比较易于取得理想的结果。具体地说，只要政府增加企业的税收或提高企业的贷款利息率，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就会减缓下来；而政府降低企业的税收或降低企业的贷款利息率，那么储蓄固然会向投资转化，但不一定转化得那么顺利，那么容易。也许政府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或者用更强有力的措施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与企业的动机同居民的动机的差异有关。
要知道，尽管企业和居民都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活动中都要受到政府的调节措施的影响，但它们的动机是有差异的。企业的动机可以归结为利润最大化，至少可以归结为以利润最大化为主，企业的其他动机即使存在，但相形之下是次要的。居民的动机要比企业的动机复杂，个人收入的最大化是居民的动机之一，但居民还有其他一些动机，他们并不一定是次要的。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其他一些动机的相对重要性也会增大。投资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储蓄的主体主要是居民。这意味着，投资行为主要受利润最大化的影响，而储蓄行为则不一定主要受个人收入最大化的影响。政府的调节通常是从利润最大化或收入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的，即政府希望投资行为和储蓄行为的主体会使自己的行为趋向于利润最大化或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从而使政府的调节措施生效。现在，既然居民作为储蓄主体的行为比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行为更加偏离利润最大化或收入最大化这一主线，所以政府调节储蓄的措施必定比政府调节投资的措施要难以达到预定的效果。
四、政策效力的递减
在讨论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时，还有必要考察一下政策效力递减问题。政策效力递减是指：政府的某项调节措施被付诸实施后，一开始可能是比较有效的，但久而久之，它的效力就减少了，以至于到了后来，即使该项调节措施仍然存在，但它的作用却微不足道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可以从四个不同的方面来分析：
第一，情况的变化或新情况的出现。
当政府开始制定某种政策或调节措施时，或者没有预料到未来情况的变化和新情况的出现，或者由于主观条件的限制，对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因此，在政策或调节措施付诸实施后，一旦遇到了非预料的新情况，原来制定的政策或调节措施的效力不可避免地会递减。即使当初决策时考虑得再周密，也难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反映了政府行为的局限性。
第二，政策或调节措施的副作用。
任何一项政策或调节措施都可能产生某种副作用。比如说，它在有利于达到这一预定目标的同时，也可能发生不利于实现另一预定目标的作用。后一种作用被称为副作用，它是就消极的意义上说的。这种副作用可能是在某种政策或调节措施一开始实行时就已经存在的，只不过当时不显著，但后来才逐渐表现出来；这种副作用也可能是在某种政策或调节措施实行到一定时期之后才出现的。但不管怎样，政策或调节措施实行的时间越长，它的副作用就越明显。这种副作用对政策的效力的抵消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第三，微观经济单位针对有关的政策或调节措施而采取“反对策”。
假定某种政策或调节措施会对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有所限制，或者不利于微观经济单位的盈利行为，于是微观经济单位就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采取某种“反对策”，以便使该种政策或调节措施的效力下降，至少使该种政策或调节措施不至于对自身不利。
应当指出，微观经济单位的“反对策”通常是在合法条件下进行的。当然，这不排斥微观经济单位可能不顾法令，干出一些违法的事情。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政策的效力肯定会下降。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被看成是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证据。只要政府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严肃处理违法行为，那么政府是有能力减少微观经济单位的违法行为的。至于在合法条件下进行的“反对策”，则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直接有关。这是指：当微观经济单位发现自己的利益在政府的某种政策或调节措施起作用的情况下有所损失时，它们有可能设法绕过政府调节所设置的束缚性的措施，自行寻找可以实现利益的途径；它们也可能利用市场机制，在比较熟悉的经济环境中，作出灵活的反应，以谋求自己的利益；它们还可以寻找政策与政策之间的间隙，或者利用对某些政策或调节措施的含糊不清的解释，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这一切都以不违法为前提。由于政策或调节措施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因此微观经济单位在合法条件下使政策效力递减，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微观经济单位通过对政策或调节措施的预测而采取预防性措施。
微观经济单位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利益，它们会从各个方面收集信息，并根据已有的信息对政府的政策动向进行分析、预测。如果它们通过这种分析而预测到政府下一步将要采取什么样的调节措施，并且这些即将出台的调节措施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那么就会采取预防性的措施，使政策的效力减少，甚至使政策无效。微观经济单位采取的这种预防性措施，同样可以在合法的条件下进行。当然，在微观经济单位对政府的行为进行预测和采取预防性措施的同时，政府也可以对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进行预测并采取抵消这些预防性措施的措施。从理论上说，政府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并有可能这样做。但实际上，政府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因为，政府的决策过程与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过程相比，不如后者及时、灵活。政府是一个，企业和个人是无数个。无数个企业和个人的眼光都集中到政府身上，而政府却无法把眼光具体地投向每一个企业和个人。政府的行为易于被公众所认识，而政府却不易于了解每一个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不了解他们下一步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也决定了政府行为的局限性。
五、政府行为非理想化条件下的资源配置
以上讨论了政策效应的滞后性、政策效应的不平衡性和政策效力递减问题。这些都说明了政府的行为并不是理想化的。政府的决策比较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趋向于民主化、科学化，那么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程度就相对地弱一些；反之，则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程度就强烈一些。总之，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情况普遍存在着。
现在需要研究的是政府行为非理想化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首先要研究政府作为直接投入者和直接产出者的资源组合问题。政府作为直接投入者，可以弥补市场的投入不足，即可以弥补微观经济单位的投入不足。政府作为直接产出者，则可以弥补市场的产出不足，也就是弥补微观经济单位的产出不足。在投入不足或产出不足的场合，政府的投入或产出是必要的。但政府的投入或产出应当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符合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
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政府作为各种经济调节手段的运行者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在这种场合，无论政府是运用财政、金融、价格、汇率等调节手段来影响市场关于投入的选择，还是政府运用这些调节手段来影响市场关于产出的选择，都同这里已经讨论过的政策效应的滞后、政策效应的不平衡，以及政策效力的递减有关。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必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来，使政府调节的实际效果同预定的调节效果有一段差距。
由于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所以政府用来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手段在实施之后，要有一段时间间隔才能发挥作用。当然，假定政府了解到自己的调节措施的效应是滞后的，那么从理论上说，政府不妨采取超前性的调节措施，以便把从开始实行调节到调节措施发挥作用之间的时间间隔缩小或消除，但这是不现实的。政府采取超前的调节措施的可能性很小。政府不可能在资源配置问题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的时候就预先采取适当的调节措施。政府更可能是资源配置的事后调节者，而不是事前调节者。这样，调节措施效应的滞后也就难以避免。这种滞后性必定使调节的效果减少。此外，在开始实行调节到调节措施发挥作用这段时间间隔内，很难认为情况不会发生变化，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还等不到上一轮的调节发挥作用，由于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又推出第二轮的调节措施，而又等不到第二轮的调节发挥作用，情况的再次变化又不得不推出第三轮的调节措施……即使我们还不能由此得出政府调节没有什么效果的论断，但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第一，在资源配置中，政府的调节难以达到预定的目标；第二，在资源配置中，政府常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也就是常常处于“事后补救”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