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因贝尔特沈国正译
在教育和灾难之间，谁将取得成功？让我们进行教育吧，如果我们不能唤起人类的紧迫的愿望以克服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悲惨的贫困，那么我们就永远别想获得新社会。
人正受到由他亲手创造的文明的威胁。且慢！我们刚才说的这句话很值得怀疑。它听起来太像是从右派报纸上发出来的。必须透过词语去探究其底蕴。在右派报纸上，这类句子掩盖了一种思潮，它也可以这样表达：人的精神正受到唯物主义的威胁；错就错在现代进步上，让我们还是回到中世纪对宗教价值的崇拜中去吧；人的惟一受尊敬的态度便是崇拜神灵和祈祷上苍。
唯灵论的人类学家不能让我们信服，虽然有时候在遣词造句上我们说了类似的话。他们是一些对劳动阶级毫无怜悯之心、对不公正现象不能表示愤慨的人。我们则相反，当我们说“人正受到由他亲手创造的文明的威胁”时，我们是想说人的生存、他自己的血肉正遭受神经衰弱、饥饿、被迫失业和战争所带来的凌辱甚至毁灭。这些灾难来自一个掠夺阶层为其本身利益而滥用的技术。
我们能拯救自己吗？呵，这可是最可怕的！人至今尚未智力和道德上取得足够的进步以懂得不幸的根源及采取必要的解决方法。当他周围的事物眼花缭乱地进行交换时人却没有改变他的思想。从其手指的原始用途到操纵汽轮机，从马拉松的壮举到每小时500公里的飞机，从其基于食物的能量到利用煤和石油，从印第安人的信差到电视，他始终是老样子。当由于现代工业化而使人突然发生变化时，他的内心意识和环境之间的平衡被打乱了，他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所遭受的损害更严重的打击。他不断地繁衍又不断地腐烂，却搞不清复杂的社会领域。在灾难的时代里人只会呼喊。于是在那里出现了少数有识之士，他们呼吁历史的掌舵人。例如，面对技术的逆转出现了专家政治这个由技术阶层构成的运动。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应该放弃政治而让机器来对世界发号施令。对他们来说，人也是一架机器，如果照管得好的话，可以运转70年。
这便是事实。当类人猿解放了它的双手并用这获得自由的双手建立了文明时，它就变成了人。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不相信手相术，但可相信手学。在手纹上，如同在巫书上，写着动物—人的神奇史诗。那猎物的爪子；那儿，在手上，还刻着技术演化的图表：我们仍然可以回到过去的状况去，回到引起产生杯子、钳子、锤子、锥子、钩子和剪刀、杠杆、活塞、连杆、吊车、手柄等想法的手的用途。当船只遇难的鲁宾逊·克鲁索被冲到岛上，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笛福向我们描述——向天举起双手，然后注视着它们，他发觉十根手指是不够的，它们缺乏武器和工具。我们的世界观同样建立在手的运用上。手是一种精细的认识器官，我们生存的经验的管理者和生命赖以感觉出其轮廓并向其发起进攻的积极点。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而且一切都很好，但是有件事必须指出，人在观察了他身体的作用表露出来，而另一种非常不同的看法则以为人是一种机器，应该被工程师们所统治。对工程师们来说，人只是一种两足动物，靠着28处基本关节得以直立起来。这是一座电化学工厂，它积聚和释放能量，通过气泵和水泵充电，它有发动机、信号灯、电话、电子计算器、活塞、电梯，带有显微镜、望远镜、光谱仪、电报天线的观察站，等等。人的生理是机械性的——他们对我们说——因此，文明共处成为专家治国论者的技术员们认为要解决问题，只有放弃价格体制（根据这种意见，由技术产生的东西要以劳动、商品或金钱来衡量）和采取把生产中所花费的能量作为衡量单位的办法。
当然，专家治国论者尊重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结构，他们想以技术脑袋的名义进行统治而不告诉我们对私有财产将如何处置，科学人的解决办法。让我们悄悄地沿着贪婪的寡头政治家和被超人气概的理论家及专横的傻瓜们所设想的办法往前走吧。好吧，我们不相信少数专家治国论者印数有限的著作——欧亨尼奥·多尔斯说是“印在结实的牛皮纸上”——在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能够为人做些什么。为了反对私有制，群众是起作用的。用政治意识动员群众是战略，也是策略。
简陋的机器，蒸汽机和用电的机器得以进行雇佣大量产业工人的大批量生产。在科技革命阶段生产过程走得更远——由新的能源推动的更加复杂的机器——但也出现了自动化的问题和随之而来的劳动者人数的减少。迄今为止，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这些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经常对经济和全部生活的调节以19世纪那些自由派理论家做梦都未曾想到的规模进行干预。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中的科学技术革命并没有对习惯产生根本性的转变。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和资本主义之间很和谐，恰恰相反，潜在的冲突——它越来越激烈地表现出来——只有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具有毁灭性的武器，人口的增长与要求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越来越不相称，水和空气的污染越来越不可收拾，生物链与生物学和物理学之间的不平衡越来越带自杀性。
只有政治觉悟能够指出怎样控制科学和技术，或质言之，能够控制科学技术的人应该是有觉悟的政治家。技术不是自治，它取决于整个社会，应该以价值的眼光审验它和改正它。当想到社会利益时，最高的价值便是正义。这并不是说，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为下定有效的决心而盗用获取和分析必要的技术情报的能力，而是人民同样有权参与这种知识，介入对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的讨论和进行统治。
在教育和灾难之间，谁将取得成功？让我们进行教育吧，如果我们不能唤起人类的紧迫的愿望以克服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悲惨的贫困，那么我们就永远别想获得新社会。这不是一项短期任务。这项教育计划应该有耐心地去完成，一天一天地，把最基本的概念慢慢地渗透到人们的脑子里去。因为当我们读到大众文化时，并不是指那种学究式的或自吹自擂者的假文化，这些人囤积了玄虚奥秘的知识，而是指关于人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关于人的义务和权利这些清楚明白的思想整体。人，在某种程序上，要对他的命运负责。他的行动受到异于他意志的多种因素的制约，但尽管这样，人是历史的原动力。
世间弊病的很大一部分来自非理性。那些最富理性的人将把我们救出泥淖。只是既不该认为专家治国论者是最聪明的人，也不该寄信任于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会关心公平正义。我们并不反对少数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专家、计划制订者和官僚。但是，对了，对他们，咱们得提防着点。
说话、欢笑、做梦、哭泣、歌唱、相爱，这样，人创造了技术，是的，但同样创造了诗歌、形而上学、艺术、科学、哲学。
赫·乔·威尔斯认为对人民进行教育使知识分子中的精华有一天可能成为统治者。尽管他有科学的教育方法，威尔斯还是懂得人有喜怒哀乐生存的权利。在他的小说《星际战争》（1897）里，火星人入侵我们地球，他们是一群沉着冷静又富有逻辑思维的超级技术专家。怎么办？给他们以热烈欢迎？呵，决不可能！因为不幸的是这些超人们需要以人的鲜血为食物。或者他们，或者我们，你死我活。在火星吸血鬼们的脑袋和可怜的地球人的良心之间，威尔斯这位以头脑冷静著称的作家，终于选择了良心，并以有利于我们的世界的方式解决了“星际战争”。
结论是：我们不允许人类中技术的一半吮吸另一半的血。
作者简介
安德森·因贝尔特（1910—），阿根廷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他的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1934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夜班》，此后有《星星的谎言》、《混乱的证据》、《西瓜》等短篇小说集陆续出版。此外还著有《西班牙美洲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等。他的作品短小精悍，取材广泛，富于幽默感，并用荒唐的故事讽刺现实。在文艺评论方面，他主张对作品的题材、形式和风格三方面重点加以分析，认为这是揭示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的重要方法。
心香一瓣
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人们参与政治的机会，但民主的进步，并不能靠技术的进步而得到必然的保障。
科学技术需要民主政治为其发展指引方向、创造环境，提供理性与智慧、良心与道德的支撑，民主政治也需要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其提供便利完善的管理系统。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应该是我们对待二者的正确态度。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技术与民主携手推动的结果。偏废其中任何一方的发展，都会造成社会的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