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关村一个破产的工厂接收了三十几个工人，稍加培训就上岗工作了。
最初的生产基本是SKD（从日本进口的大部件）组装，相对比较简单。中国的中文电子打字机最早的生产，就在我这样一个白丁的手里摸索着展开了。
遭遇罢工
北坞村是北京西北郊的一个农村，属于四季青乡。最初借给四通2万元钱起家的四季青乡的乡长李文元，将北坞村“农业学大寨”时建造的、荒废好几年的一个十亩地的院落推荐给四通。此处西临西郊机场，东临颐和园。玉泉山也在附近。院落的围墙内有两幢二层的小楼，中间一个大食堂。合资公司将南边的那栋小楼做了办公室，北边的那栋改做员工宿舍。生产车间就安排在大食堂内。
我带着三十几名工人最初进驻这个院落时，一派荒凉，茅草丛生，砖石遍地。将这里收拾出来几乎用了一周的时间。没有水喝，吃饭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与任何创业初期一样，条件是艰苦的。但我也知道这样的艰苦正是锻炼队伍的机会。
生产线还没有装起来，车间装修也没有完成，第一批零部件已经从日本运来了，怎么办？我们在中关村找到一个放暑假的学校，租了一间教室进行组装生产。我跟工人们一块儿干，从车上卸下零部件，装成整机后通电测试各种功能没问题，就装箱发出去。每天一百多台，尽管很累，但大家都很有干劲，对企业的信心也逐渐建立起来。只要有事干，有东西可卖，企业就有前途。当时的想法就这样简单。
同世上其他的事情一样，不经过点儿磨难似乎就不正常。生产线刚运行一个月的时候，出事了，工人们罢工了。第一次发工资后不久，四通在友谊宾馆举行了一次文化晚会，所有的人一起联欢。相互间一沟通，工人们听说四通老员工的工资已经达到了300多块钱，而自己才不过80—150元，心里顿时不平衡起来。
第二天上午有人向我报告，工人们停活了。为什么？说工资太低了，活太累了，要么增加工资，要么增加人，不然就不干了。过去只听说工人们对付资本家才闹罢工，现在居然轮到了自己头上，真是万万没想到。
我跑到车间，苦口婆心跟大家讲：公司刚成立，什么利润都没有，给你们发的工资已经比原来的工资翻了一倍（工人们原来的工资40—70元）。四通其他部门的人都已经在公司干了两三年了，而且是做开发的，做销售的，工作性质不同，大家不应该盲目攀比。两三年后公司效益好了，你们也会拿到他们那样的工资。
以我当过老师、当过处长的说服水平，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能说服工人们。此时没有人可以商量，也没有人替我撑腰，我必须代表合资公司独立解决问题。此时的任何含糊、犹豫和软弱，都只能让事情更糟。
于是我向工人们摊牌：“道理不再讲了，你们给我摆了两条路，第一，是答应你们的条件。我明确地告诉你们，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涨工资、增加人手，你们会永无止境，我也永远无法满足。而且我认为你们的工作量并不大，没有必要加人，在没有赚更多钱的情况下加工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是请你们离开。我郑重地向大家宣布，带头罢工的四个人开除。”
话音刚落，立刻有一些女工号啕大哭，有一个老工程师站出来说：“李工（四通合资公司的干部员工一直这样称呼我），你怎么也不做思想工作？说开除就开除，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吧？”我说：“好！你再多说一句话连你也开除。
现在我宣布，罚你一百块钱！”
大家都傻了，没想到我竟然这样“蛮横霸道”。
这种情况的出现，表面看是利益问题、工作量的问题，实际上是企业机制的转变与人们旧有观念的冲突问题。人们在国营体制下散漫惯了，干好干坏一个样惯了，以为在合资企业大家工资也都应该差不多，这是仍然用旧的一套思维方式来衡量改革开放后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自然要起冲突。这是我加入四通后，第一次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但是我知道，如果不这样处理，以后没法管理。沉默了一会儿，带头罢工的四个人中的一个人站出来说：“李工，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当场表态：“好，给你机会，留下好好干。其他三个人到财务办手续。”
一次突如其来的罢工，就这样让我在一个多小时内摆平了。从此以后，合资公司生产部的工作基本进入轨道。
作为管理者无论如何善良，在管理上你必须将善良压在心底深处，不可以乱施仁慈。树立明确的章法概念至关重要。
四通有一个规定，我觉得非常有用并一直坚持：任何人不得打听别人的工资，凡因知道或泄露工资而引起不满的，扣罚一级工资。这一规定对任何人都是有益的，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心理失衡。
这次罢工正是在这一环节出了问题。
人家叫我“大灰狼”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永远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临危不乱，有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并对自己的行为敢于负责。事情临头方寸大乱，畏首畏尾，一辈子不会有作为。
但对我这个生产部长的考验并没有结束。
合资公司成立不久，引荐我进入四通、担任合资公司贸易部部长的陈永长找我，希望能安排他的小舅子到车间工作。我提出的要求是，不要干涉我对他小舅子的管理，陈永长同意。几个月后，他的小舅子由于表现不佳，不服管教，我让其回家反省。陈永长来找我，希望再给个机会。我说，可以给机会，但必须先到车间打扫一周的卫生，表现好了，可以恢复原来的工作。陈永长大为不满，找总经理段永基告状，说我不给他面子，他的面子只值一把扫帚钱。当时的段永基头脑很清醒，当即表态：“李玉琢做得对。”陈永长后来还好，合作如初。他的夫人却从此再未理过我。
后来还发生过夜间值班人员喝酒，向围墙外的农民院里扔酒瓶的情况，得到报告，我毫不犹豫将肇事者开除。而这个肇事者恰恰是计算中心党委书记的儿子。我接受了人家，又亲手把他开除，其“冷酷无情”连我自己都背地里摇头。
为了在公司实行禁烟，我颁布了一个规定：生产系统的吸烟人员凡在公司上班期间做到不吸烟的，每月奖励20元（当时相当于三级工资）；凡加入此活动享受此待遇而违反者，罚款40元。此规定施行后基本杜绝了人们在公司范围的吸烟，20元对当时的人们还是有吸引力的。有一天工间休息，我无意间溜达到车间库房后，发现三四个工人在此喷云吐雾。我毫不客气，记下他们的名字交到财务部。
经历过这些事情，很多干部员工当面称呼我：李工。但背地里也有人叫我“大灰狼”的。我听了不仅没有反感，反而觉得很受用。
几个月后，副部长张扬据说因为与张月明发生冲突辞职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好在后来陆续引进丛敏、马云生、冯怡然、范伟强等一批有一定技术背景又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干部，分别担负起生产技术、生产装备、计划采购、生产管理等工作，生产部的实力大增。
后来我还将生产部的中层干部实行换位轮岗，有意培养干部的业务综合能力和对其他工作的理解，一开始遭到个别抵触，认为我是瞎折腾。时间长了，干部们逐渐体会到换岗的益处，又开始对我说：李工，看来你是对的。
升任副总经理
组建合资公司的生产部，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幸运的是，我有三个得力的助手，一个是副部长张扬（主管计划调度），一个是车间主任于心平，一个是质管部长郭春伟。为了让生产系统尽快地运转起来，他们非常配合，也非常卖力，从不讲任何代价，总是积极主动带头去做事情。任何地方只要干部们以身作则，那里的工作氛围，那里的凝聚力，那里的工作干劲，一定是充满活力的。
说实话，不要说办企业大家是第一次，搞生产也没有几个懂的。我们真的是探索着前进，包括制定各项制度、安排生产计划、购买生产设备、调度人力资源、协调各部门关系，我们都是主动去探索，从不等待谁来安排。
在合资企业当生产部长最爽之处是我的任何想法都能够得到推行。我们几个人常常一起研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保证产品质量，如何理顺生产流程，如何规划生产布局，如何调动大家的工作热情。我们总是不满足，总是想办法，希望做得好些再好些，有一种无形的动力、强烈的进取心。我的管理理念、我的创新思维，我的坦率的性格以及实打实的工作作风，在合资企业有了用武之地。工作的激情像传染一样，感染着每一个人，大家每天都干劲十足。
记得在四通工作的头半年，下班回家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妻说，你像打了鸡血，比在计算中心时更加卖力了。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人。
在已经形成的氛围中，大多数人会不由自主地前进。四通在其短短的两三年内，对内对外都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除了社会刚刚开放带给人们的创业冲动之外，不能不说还有四通自己独特的环境氛围对人们的影响。
四通头一个月发工资是打在存折里，对我这个从工资表上领惯了工资的人来说，这是一件新鲜事。拿回家翻开存折一看是250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很高的收入，足以让两口子一夜难眠。我当处长时，加上独生子女费及粮油补贴不过143元；当局长的才160多元；我们计算中心的主任、国内著名的计算数学权威冯康教授每月也没超过230元。
报到的时候，万润南、段永基、李玉、叶延红都没有跟我谈过薪水的事。
人家没说，自己也羞于提起，更不好意思询问别人。这成了我一贯的风格。记得1995年到华为时，郭平副总裁询问我在四通的工资是多少，我如实讲了，华为最初几个月给我的工资与四通一样多。妻曾笑话我：咱们家李玉琢真够实在的！意思是我连多说一点都不会。
1987年5月27日合资公司注册完成，公司在海淀剧院召开了一次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当天，高朋满座，北京市前市长焦若愚，北京市计委、经委、外经委、工商局、税务局、外管局及海淀区各局、委的领导同志，三井物产董事、物资及纤维总部部长石田邦夫（合资公司董事），三井物产第二物资部长岸田登（合资公司董事），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远藤滋（合资公司董事）等都出席了成立大会。显然，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和三井物产都很重视此事，都派遣了重量级的人物与会，可见四通与三井物产建立的合资公司在当时是多么地具有影响力。
当期的《四通人》上还刊发了一篇段永基的署名通讯，标题很长：《中日合资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成立，显示了四通的技术实力和工作效率》。文章说，成立索泰克的项目建议书，从1987年3月24日正式上报北京市计委，到5月27日已领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仅用了两个月零三天，这在北京市的合资企业兴办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三井物产与外国兴办合资企业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北京市的合资企业中，由中方持有技术股份，且技术股份占注册总资本的25%，更是独此一家，首开纪录。
这充分体现了公司的技术实力及工作效率。
记得四通方面担任合资公司董事的有：万润南（董事长）、段永基（董事）、王安时（董事）、李文俊（董事）。合资公司设七名董事（加上日方三名），但章程里明确规定，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全体董事同意方可，以此避免四通简单多数说了算、不顾日方意见与利益的情况发生。这也是日方（只占25%的股份）精明的地方。
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在四通的历史上有它独特的地位，它是四通产业化进程的第一步，支撑四通半壁江山达十年之久。这是四通最为重要的一项战略举措。
就这样，风风火火、充充实实地干了一年之后，1988年5月，由段永基总经理提名，董事会通过了陈永长和我作为合资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当了副总经理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每年一次或两次列席合资公司的董事会，见识日本企业高层和四通高层的对话与博弈。有时会到日本东京三井物产去开会，可以不断接触和领略日本的社会，包括坐新干线，参观日本企业，逛日本的电子一条街——秋叶原，这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