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请我
大概是1999年初的时候，有一天，华为一位副总裁级的干部把我叫到楼下他的车里，神神秘秘地对我说：“李总，我们有一些人想离开华为自己办企业，我们希望你来当头，活由我们干，想听听你的意见。”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提离开华为的事。我不知就里，自然不会同意他们的秘密串联和邀请。
1999年七八月份，清华深圳研究院的同学朱鸣学找到我，说清华大学有一个通信产品的项目，有人愿意投8000万到1个亿办一个公司，问我愿不愿意去当总裁。后来清华大学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宋军专门到深圳，请我到这个公司担任总裁。我婉言谢绝。
自打1987年离开中科院计算中心，我一直都在民营企业干，已经无法再回到体制内去，这是其一；其二，我拿着跟在华为一样多的工资，在一个国营性质的企业里，势必会引起别人的眼红与妒忌，我不想成为众矢之的。
10月3日晚，我的心绞痛发作。到深圳探亲的妻子第一次知道我患了冠心病，她几乎哭着说：“再不能在深圳干下去了，命要紧。”她劝我回北京家里过安定和有人照料的生活。
从1989年6月27日受沈国钧和段永基的派遣，到深圳创建深圳索泰克生产基地开始，到后来组建深通公司，到1995年5月加盟华为，到1999年末，我一个人在深圳整整干了十年。其间左冲右突、拼命奋斗，结果壮志未酬，身体却完了。我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脆弱。是该回家了。
就在下定决心准备辞职回北京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利德华福投资人于波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要带人来参加第一届高交会，希望能与我见一面。
一年前，经人介绍，我曾与于波在北京五洲大酒店喝过一次咖啡，当时他向我请教过如何办一个电源公司的事情。记得我的回答是“如无特色不办为好”。其实人家并未听我的劝告，不但办了，还于一年后找上门来了。只不过已是一个要倒闭的企业。
我们约在深圳湾大酒店见面。陪同于波的还有许军（北京大学毕业，协助于波收购利德华福，后作鸿商投资总裁）、张东胜（清华大学硕士，利德华福创始人，总工程师）两人。后来我猜想，看高交会是假，见我可能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谈话到最后，于波让许、张离开，开始切入主题，问我愿否接手他们一年前创办的利德华福。我记得他当时说得十分恳切：“李总，这个企业办了一年，已投了2000万元，办不下去了。我自己兼了两个月的总经理，也累病了。如果你答应接手，我就再投钱办下去，你若不答应，我回京就解散了它。”
这次见面恰巧发生在任正非拒绝我回京工作的当口，因此心里有些松动。
但是否马上接手一个企业，而且是一个我毫不知情、面临垮台的企业，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碍于面子，我答应考察后再说。临分手时于波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你说企业领导人请国外回来的好还是用国内的好？”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用国内的好一些，毕竟在国内办企业，但这个人必须具备现代企业意识。”
一周后，我借回京出差的机会考察了利德华福。在许军的陪同下，我考察了分散在四个地方的办公场所。整个企业一片萧条，我对于这样一个企业有无重振的希望一点概念都没有。但介绍中，一个正在研发的、编号为9901的项目引起了我的好奇，这就是当时由倚鹏、杜心林等人正在开发的高压变频器项目。
10月中旬我回到深圳，就高压变频器请教了从日本回国由我接进华为的清华大学博士吴壬华。我把他请到深圳湾大酒店喝咖啡，我问他：“吴博士，有一个公司想请我去，它生产高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是什么东西？你认为这个东西有没有前途？值不值得干？”
他说前一段搞项目预研，正巧对此有过研究。他为此大概给我讲了三个小时，我只记住了以下几点：第一，高压变频器是电力电子技术领域的制高点产品，它严重依赖功率器件的进步，但现在已不成问题；第二，技术门槛比较高，只有国外大公司才能干。过去通用变频器解决低压电机的调速问题，高压变频器由于器件的耐压问题，有很大的难度。但是市场需求也很大，如果能干成会填补国内空白；第三，目前销售的产品主要是国外的，国内也有人在干，已经搞了好几年，但不成气候。一旦市场打开，每年市场容量大概有50亿到70亿元。
他等于给我进行了三个小时的技术扫盲。不过他最后说：这个产品市场这几年正在开启，别人没做成，你李总却有可能，因为办企业你有经验。正是这样一句话点燃我心中的豪情，我决定以带病之身试一试。
我致电于波：“于总，我接受你的邀请。请你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合同和相关问题。”合同起草得很快，为了表示他的诚意，还主动赠送了我10%的股份，允许购买5%的股份。他还承诺说：“李总，为了吸引人才，可以向骨干们赠送股份，送多少由你决定。只要在公司上市前给我留50%的股份就可以了。至于你本人，大胆干。即使企业搞砸了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你工资照样发三年，咱还可以干别的事儿。”另外，董事会还专门为我修改了公司章程：总经理全权处理公司一切事务，有权任免副总经理和财务经理。这样的条件和信任，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接手一个乱摊子，除了废墟中那一星儿亮点（高压变频器）之外，于波等人的诚恳也是吸引我的一个因素。他们把企业生死的希望全部托付于我，好像溺水之人伸出绝望之手，我就是那一根救命的稻草。我的责任感在无形中加重了。
我答应10月底辞职，11月5日赴任。
四辞任正非
以我在华为后期的情况，我以为辞职是容易的。
11月1日，我正式向任正非递交了第一份辞职报告，为了避免见面的不快，我给他发了一份传真：
尊敬的任总：
在华为工作了四年六个月之后，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我不得不向您提出辞职。近年来，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几乎每天发生，嘴部发麻，浑身无力，头脑迟钝，我常常得停下手头的工作，找个地方躺一下。今年以来，心绞痛又不时找上门来，当孤独一人发作时，我常常想，也许就此死掉也无人知晓。悲凉之感常常袭上心头。经过反复思量，以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在华为工作下去，除了成为公司的负累和把身体垮掉，几乎没有另外的可能。有鉴于此，我还是回家去，在家人的照料下，慢慢调理，找点力所能及的事，并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毕竟51岁了，年龄不饶人。前后算起来，离家到深圳已经十年了，的确也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
说起来真是幸运。1995年初，当我决定离开奋斗了八年的四通，走进北京展览中心人才市场的茫茫人海中，唯一填的一张应聘表格，就是华为的。那时我对华为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十天之后，您的一席话，使我下定了进入华为的决心，从此在您的领导下，与中国90年代后半叶声名最响亮的企业，一起走过了四年半轰轰烈烈的光荣岁月，对此，我深感满意与自豪。
在这四年半里，您的智慧和华为腾飞的翅膀，把我们带入一片全新的天地、少有的高度。华为教会了我许多，华为也丰富和充实了我的人生。
即使今天，让我回顾莫贝克当年那几乎无望、艰难的岁月，仍感到惊心动魄，除了您和我这个不知深浅的傻大胆，不知有几个能预料到它有今天的成就。1997年3月，秉承您的旨意，我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在全国组建合资企业的历程，这同样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为了让人理解这一具深远战略意图的工作，我东奔西忙，费尽唇舌，期望以新的模式推动市场和企业的进步。可惜，至今这一工作仍少有人理解。我的苦恼常常使我产生放弃的念头。在这些日子里，如果不是您的坚定支持和巨大的精神感召力，我恐怕坚持到今天都不可能。包括今年我两次担任结构事业部的工作，是您的任命，其实也有我的主动，我希望通过这一实验，为公司探索事业部这种组织形式。看来这一工作我只好半途而废了，我的不争气的身体，让我退下阵来。也许在这个行当，在华为，真的需要一批铁打的人。
确曾有人劝我坚持，认为此时离开不要说经济上的损失巨大，事业的辉煌也才刚刚开始，应该享受奋斗的成果。但我是个自尊的人，我不想看着别人在拼命，我自己却成为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废人，让人指点和背负。我不愿看到自己游离的身影。
感谢您这些年来对我的关照和格外宽容，感谢您给了我那么多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和舞台，使我尽最大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在我要走了，不能再为您分忧，也不能再为您分担困难、压力，我对此深表歉意。如果这些年我无意中给您和公司增添了什么麻烦、误会的话，也请予以谅解。
我会永远想念您，以及华为年轻有为的同仁们，能与这样一些中国的精英人才共事五年，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我会格外珍惜华为的荣誉，无论走到哪里，华为都是我永远的娘家。
在即将离开公司的时候，如果需要审计，我欢迎。莫贝克那一段已经做过了。需要做的只有合资合作部与结构事业部。前不久，我已向聂国良就个别问题申请过审计。
还有经济上的事情需要结清，我有一些华为的股票要办理退股。也不知还有些什么。如果公司能对我四年半的工作以及1999年整整十个月的工作，有些补偿上的考虑，我将十分感谢。
工作上的事情，我平时已有交代，相信他们都有相当了解。物品上除了两台电脑需要移交，几乎再没有什么了。如果可能，但愿将每一期《华为人报》寄我一份。
请批准我的辞职。
李玉琢
1999年11月1日
当时我心里已经认定，他也许正等着我主动辞职呢。所以，我的计划是11月1日我写辞职书，2日或3日他就会批准，4日我就可以走人，5日正好到利德华福报到。但是，当天任正非根本没有理我。只有郭平来电话问我是不是闹情绪了，是不是对最近的任职有意见。我回答“都不是”。郭平说：“你不能走，你是华为唯一外来的副总裁，你走了影响不好。”
时间紧迫，11月2日，我不得不写了第二份辞职报告：
尊敬的任总：
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我再次请求辞职。我希望能尽快回到北京去，回到家中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家人的照料下，能逐渐恢复已很糟糕的身体。
请不要做其他猜想，更不要怪罪任何人，我的辞职与任职高低一点关系都没有。打从进入华为的那一天起，我从未计较过这些。在我看来，把交付的每一项工作干好了，才算得上水平。四年多来，我接受的每一项工作，都与开拓和胜任与否有关，与职务大小无关。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十分满意，包括本次到生产系统工作也如此。
我只是想回家去。十年了，我一个人在外奋斗，有工作的欢乐，但很多时候也孤独、苦闷，连倾诉的人都没有。生病了，连拿一杯水的人都没有，我已经51岁了，我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感谢您及同仁们的挽留，我知道都是为我好，但我不是一时冲动才这样做的，我的确是坚持不下去了，请理解我。
李玉琢
1999年11月2日
我一天都在等着任正非的消息，但是直到下班也没有任何回音。
11月3日，迫不得已我写了第三份辞职书，大致内容与前两份一样：我身体有病，家在北京，需要有人照顾；在华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想要叶落归根；华为是一个高节奏的企业，我老了，不愿拖累公司。
11月4日，任正非终于有了回音。他的秘书打来电话：“任总约你下午1点过来。”
郭平副总裁和我同一时间到任正非的办公室。任正非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们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郭平来作陪谈话，也许是因为我进入华为时，就一直由他做我的联络人并帮助我安排过许多事情。
任正非开门见山地问：“李玉琢，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你对华为、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解释说：“我没什么意见，华为给了我很多机会，你也对我悉心培养，我感谢都来不及呢。只是这样的身体，病了都没人给我一口水，突然死了都没人知道。”
“假话，我不听！”任正非很愤怒地大声说道。说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又去批改文件了。我与郭平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
我当时心里很气愤：走肯定是因为有意见，但现在说有意义吗？当时，我的确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的冲动，但细一想，哎，何必呢？而且他这种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对别人说骂就骂，对我这样应该算是客气的了。况且他毕竟是在挽留我。
一会儿另一位副总裁周劲也来了，见我们都不吱声坐着，也识趣地坐下不说话。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任正非又过来了。这一次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口气也缓和多了：“李玉琢，如果你觉得生产总部不合适，咱们可以再商量。”然后把话头对准周劲：“周劲，你怎么把事情谈成这样呢？”
周劲是主管生产的副总裁，我在结构事业部的工作与他有紧密的联系，两人经常在一块儿碰头开会。我辞职之前，是他找我商量愿不愿意当生产部副总裁的。任正非以为我是嫌这个职位低。其实不是，我嫌职位低只有一次，就是在周劲的提议之前，任正非任命我做终端管理部下面的部门经理的时候。
接着任正非又跟我谈了一通华为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个人的想法，也评价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我们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你在华为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这样的话此时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打断了他：“任总，非常感谢你谈了这么多，但是我不想拖累华为。另外，我爱人又不在身边，我单独在深圳工作已经十年。”
他说：“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
我说：“她来过深圳，待过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立刻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我说：“她跟了我二十多年了，没犯什么错误，我没什么借口不要她。”后来我把这句话说与妻子，她不但没怪罪，反而笑道：你看任总就是有水平，连劝人都与众不同。
任正非在父母面前是个十足的孝子，在弟妹面前，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的几个弟妹都在华为工作。他对孩子也很好。有一次到他家里开会，我去早了，此时他接到儿子从外地打来的电话，屋子里就我们两人，所以听得非常真切，任正非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之极的声音和儿子讲着话。不过，任是事业重于家庭的人。因此，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我和妻子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