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非常透彻地说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随着党的抗日民主政府的民主主张及其实践，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得到有效的调动和凝聚，1940年已经进入到民族革命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将党内发展较为成熟的民主原则（认可党员主体地位和先锋模范作用的）及相应策略，开始运用到未来的国家建设蓝图设计之中，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集中和系统的说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各革命阶级即使是经济上仍存剥削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尚有革命性的一面，当然要参加到“民主的联合政府”当中来。“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民主集中制不仅是党内的重要组织原则，同时也是政府的组建及运行原则，因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也受到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击，政治上是具有一定革命性的，因此革命胜利后的“联合政府”所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如果说党员主体地位意识随着革命进程和党内民主实践的发展而呈“增量”式发展的话（主要体现在1921－1956年期间），那么，历史文化传统中关于人的主体地位意识“存量”的薄弱与“专制”意识的浓厚两相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历史文化传统因素来看，既有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积极性政治资源，更存在消极影响的文化因素。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专制思想根深蒂固。辛亥革命以政治的手段“驱赶”封建专制、播撒民主的种子，新文化运动则以文化的手段抨击封建专制、传播民主的思想。这两次伟大的运动以不同的方式大大荡涤了封建专制体制的历史影响，为民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基础。但这种历史“顽疾”却印证了社会意识具有滞后于社会实践的特性，随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主革命进程中与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农意识综合影响着党内民主的发展进程，其中“家长制”便是专制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毛泽东认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邓小平也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党的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党内存在的“家长制”现象，与专制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不无关系。对此，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家长制”、“一言堂”等现象与党员主体地位是相向而行的，这些现象的客观存在，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
（二）战争等外部因素对党内民主环境的冲击
列宁曾表述过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执行民主集中制应有不同侧重的思想。“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在黑暗统治下、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民主集中侧重于集中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即使这样，“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实行民主（的）集中制固然有其困难，但是在一定限度内仍然是可以实行的。”因此，总体上列宁是倡导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的，只是根据党所处的环境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而已。
战争与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主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受到反动政府的镇压，不得不处于秘密的地下活动状态，即使是大革命中的公开活动，随着革命的受挫又处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因此，随着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在1937年5月，曾指出：“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不难看出，无产阶级政党向来是奉行民主集中制的，出于策略的考虑，在政党处于不同环境下（尤其是战争环境中）侧重于集中，既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问题的另一面，即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对党员甚至一些党员干部的民主权利的保障，这也给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发展党内民主带来某些冲击。
（三）相应制度规范的缺乏
改革开放前党的建设历史上，制度建设中强调党员的义务多于权利、制度执行中强调集中多于民主，并且在不同的革命和建设阶段有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的初期，由于思想认识和战争环境的局限，在党纲和党章中较多地规定党的组织和党员的义务，而权利的规定则是隐含在有关的条款之中。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党的二大提出，“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这种强调中央权威的做法，到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中仍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的执行，即或某一部分的党员，或几个地方组织，不同意于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的执行。”因此，在党内实行“高度集中”的组织方式、实行“像军事那样铁的纪律”，对于保障中央领导机关的决议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这种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党内民主状况，却也造成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权利的“被集中”，而这种党内民主渠道的不畅通所掩盖的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问题，往往又是党的决策科学性及实践合理性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点，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内的“左”倾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都能在这种现象中找到归因。
随着党的建设和革命实践的发展，党的领导人也逐渐认识到党内民主建设应改变过去侧重于集中的状况。1937年，毛泽东就指出：“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首次明确规定了党员拥有的权利。党章的第一章第三条有四项规定，涉及到党员拥有的讨论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建议权和声明权、批评权等。这些权利规定，使得党员行使权利有了充分的根据、党内民主的建设和发展也由此获得了可靠而稳定的主体力量。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增加了三条，涉及到党员应拥有的：处分或鉴定性决议时的知情权、参与权，保留意见权，声明、申诉和控诉权。但是，党的九大党章则取消了关于权利的规定，党员行使权利失去了最根本的依据和保障，在剧烈的社会运动中大批党员包括党员干部遭到批判和打击，甚至失去了生命，党内民主建设遭到严重破坏、陷入到空前的危机境地。这种状况直到十一届三中会才得到恢复、改善和发展。
改革开放前，从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角度看，党内民主建设大致经历了由强调集中到明确规定党员的民主权利，再到取消党员民主权利的这样一个过程。而这样一个过程，同党的建设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兴起与挫折密切相关，历史地证明了只有将党内民主建立在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基础之上，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获得健康发展。也正是如此，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四）“大民主理论”及“群众运动”的错误选择
围绕“大民主”是不是民主或者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在学术界有过争论，在思想界也曾引起过混乱。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形势》一文中提出：“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此之后“大民主”理论逐渐形成，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鼎盛，并且还写入了1975年的宪法。1967年11月6日，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问题”的提法，表明“大民主”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和舆论界的主导地位。学者林尚立认为，“‘大民主’既不是民主的形式，也不是民主的手段，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人崇拜的手段。”许耀桐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大民主’完全背离了民主，它根本不是民主，而是反民主。”从党内民主建设与发展来看，这种“大民主”以表面上的“民主”摧毁了党内应有的民主，使党内民主陷入极不正常的状态；从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的保障与行使来看，这种“大民主”保障的是部分党员的部分权力的行使，是以剥夺其他党员民主权利为前提的权力滥用。
在所谓“大民主”理论指导下，“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民主的实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群众运动”也是一种民主的实现形式。但是，关键要看发动“群众运动”的依据和目的是什么，要看“群众运动”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方式促进了什么、危害了什么。从“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来看，“群众运动”运用的是“大民主”的思维之名，而行无民主、无秩序之实；“群众运动”借用的是公民拥有言论、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等自由和权利，而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的自由权利乃至剥夺他人最基本的生命权；“群众运动”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所谓“四大自由”的手段，依照“权威”的意志用权力“改造”权利。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群众运动”的民主形式，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系严重泛滥”的一个缩影；其结局就是“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遭到严重挫折的历史事实，表明“‘大民主’之所以能成为党领导社会的一种重要政治形式，与党的高度集权要穿越制度屏障直接控制国家制度有密切的关系。”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文章中，基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明确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可以说“大民主”理论及其影响下而采用的“群众运动”并不是民主运行方式的合理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