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
无声者在呻吟
郭于华（1956-），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究。著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在乡野中阅读生命》等。
父母期待子女遵从传统孝道，年青一代对待父母则讲求等价交换。
中国农村这些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延续数千年的乡村秩序被破坏了，搞出一套新的东西，比如当年的土改运动，过去公认这类运动是共产党动员底层民众的一大动力，最终将国民党赶到了海峡对岸。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常年做底层社会的口述史研究，试图探讨社会结构中各种力量如何造成个体生命的遭遇。她认同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1]的看法，认为“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郭于华注意到，今天陕北一些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仍叫自己“受苦人”，这种苦既是身体的感受，也是精神的体验。农民对苦难最常见的解释是“命苦”。为什么财主家有钱？因为人家祖上积德，勤俭，精明能干。为什么有的人家道中落？因为他祖上没积德。这话不仅带有宿命论意味，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这种宿命论的解释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和释放内心焦虑的方式。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叫“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农民被蒙蔽了，阶级意识不强。
共产党闹革命之后，将农村简单分为几个阶级，如地主、富农、贫下中农。以前农村另有一套分类方式，如财主、东家、“受苦人”；或者按人品分为“人气”和“铜气”，为人正派、人缘好就是有“人气”，有信誉、容易借到钱就是有“铜气”。
土改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诉苦，让贫农诉说备受压迫之苦，整个过程非常仪式化，斗争大会像剧场一样。土地改革和“诉苦运动”一来，原有社会分类方式被彻底打碎，过去农民几代人省吃俭用才能翻身，共产党使他们一夜翻身，“诉苦运动”便成为建立国家政权、塑造认同观的手段。
除了社会身份的变化，农村的养老问题也在变革。《倾听底层》里有一篇文章很精彩，题为《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河北某村有位76岁的老汉，轮流到三个儿子家吃住。大儿媳和孙女对他很不友善，有一次甚至动粗，而长子未加干涉。他觉得长子太不孝，将其告上法庭。最终长子每月出60元赡养费，由两个弟弟照顾父亲，从此父子互不往来。
这类事情我们听说过很多。到底农村老人生活得如何？郭于华深入调查后发现，有的老人“单着”，自己有力气就下地干活，孩子们自立门户，有时给点钱；有的老人“吃轮饭”，由几个子女分担赡养义务；少数老人比较特殊，跟儿子不分家，这种老人往往身边只有一个儿子，而且本身有点财产或社会地位。
费孝通[2]先生认为，西方代际关系是“接力模式”，中国则是“反馈模式”。西方父母有义务抚养子女，子女则未必赡养父母，而是着力培育自己的下一代，一代代就像接力赛。中国是父母养大子女后，轮到子女来照顾父母，这是一种交换关系，但不像市场契约下的物质交换那么简单，而是牵涉到亲情问题和社会观念。比如父母亡故后，子女有义务挑选墓地，操办葬礼，前往祭奠。子孙后代在享受祖宗的荫庇时，要做些事情来回报，比如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郭于华认为，现在中国代际冲突的重点是：父母强调养育之恩，认为子女回报父母天经地义；子女则注重财物方面，主要看父母给予他们什么东西，以及对他们好不好。父母期待子女遵从传统孝道，年青一代对待父母则讲求等价交换。
今天许多人觉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背后是制度问题。在传统宗族制度下，老人是家庭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的掌有者，钱和地都归他管。现在通常是晚辈更有钱，因为父辈年轻时赶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一穷二白。农村过去那套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日趋瓦解，维系传统孝道的宗族观念随之消解，处于新旧夹缝中的老人如何是好？空谈新道德建设恐怕没用。
（主讲梁文道）
《底层立场》
政府勿为失职开脱责任
于建嵘（1962-），湖南衡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
政治权力的集团性垄断和社会各利益群体缺乏最为基本和公平的博弈，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因素。
但凡关注今天中国现状的人，自然会注意群体性事件和维稳工程。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旧文《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出路》中提到：1993年至2004年，全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从8709宗增至近70，000宗，涉及人数从70万人增至300多万人。于先生认为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政治权力的集团性垄断和社会各利益群体缺乏最为基本和公平的博弈，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因素。
评论集《底层立场》中还收录一篇文章，题为《不是“人道关怀”，而是政府责任》。2009年，一群湖南工人集体上访，要求深圳市政府出面解决尘肺病赔偿问题。这些工人曾在深圳建筑工地从事风钻工作，后来患上职业病，却因无法证明与用工单位的劳动关系而难获法定赔偿。因职业病的赔偿责任主要由用工单位承担，他们需要证明是否真的在那儿打过工，然而他们的雇佣关系证明已散失，或者以前是非正式雇佣关系。深圳市政府的解决办法是“法律框架、人道关怀”——既然法律无法解决问题，只好人道关怀。于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政府本来就对外来务工人员负有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所谓“人道关怀”是一种伪善。
于先生指出：首先，深圳市政府并未尽到尘肺病的防治责任。尘肺病是一种职业病，影响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级政府本应领导防治工作。其次，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得不到保护，是政府的失职。再次，社会保障未能全民覆盖，农民工享受不到平等的社会福利，也是政府的问题。
尽管于先生说话尖锐，仍经常被政府部门邀请去讲课。他其实不是异见分子，总是苦口婆心地站在政府的角度，建议政府如何把事情做好。虽然他持底层立场，但话是说给政府听的，总在替政府着想。于先生认为，很多人对农民抱有误解，认为农民的维权行动向来很愚蠢。但在他看来，农民是以法抗争，从法律与政策中寻找行动依据。他接触过大量农村上访人员，惊讶于他们对法律与政策的了解程度。
农民维权是在合法的前提下，希望得到公平对待，然而地方政府部门滥用警力去截访，这不是让政府公信力沦亡吗？于先生认为，上访事件并非政治问题，而是利益问题。政府若视之为政治问题，就会感到很严重；若看成利益问题，恢复各种合法渠道，使社会底层的合法权益有所保障，则不会有太大的政治问题。
（主讲梁文道）
《黑暗的声音》
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
夏榆（1964-），作家。生于山西大同矿区，高中辍学顶替退休的父亲当矿工，青年时期漂流京城。2002年任《南方周末》文化记者，2012年辞职潜心创作。著有《黑暗纪》《我的神明长眠不醒》《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等。
阅读是他在黑暗中的一个通道。
一个从社会底层出来的人，如何回视底层社会呢？夏榆是位很特殊的作家，曾任《南方周末》文化记者多年，却不像一般大报记者是科班出身，而是矿工出身。他在山西矿区长大，当过矿工，后来漂泊到北京，进入文化出版行业。基于这种人生经历，他创作的内容有很多独特之处。
《黑暗的声音》的一个重要主题是“黑色”。黑色是矿区的主色调，一般人觉得脏，夏榆却有另一番解读：“习惯了看到父亲归来时携带的黑色，因为矿井净水的短缺，父亲经常不洗澡就会回家。他的面孔和手臂是黑的，衣服也是黑的。只要他的动作幅度大的时候就会有煤屑落下来。记得我最初看见父亲的黑是害怕的，甚至是嫌恶的，但是等我看见白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白比黑更令我畏惧。黑对于我的意义，则是日常的，平安的，吉祥的。”白色的绷带，意味着矿工的伤残。
矿工的身体经常被炭黑遮蔽，夏榆渴望一泓清水来洗涤自己，然而矿区的水总是污浊的。工友陈美良带他去水库游泳，他第一次看见辽阔的清水。对于常年待在矿井里的人来说，到了水库才知道辽阔的清水多么美丽。陈美良很喜欢在水库里游泳，后来可能是游往深水区时被藤蔓绊住了，或者是扎猛子时头部撞到坚硬的石头，生命飞逝在清水里。
年轻的矿工夏榆，听闻身边太多人的死亡：好伙伴赵松梦想当摇滚乐手，有一天在矿井里垒石墙，窑顶塌了下来，身体被截成两半；工友刘生是个很有活力的中年人，业余时间做点小本生意，有一天下井时睡在硐室里用铁管焊制的长椅上，不知何故再没醒来；矿区附近有火车经过，年轻人喜欢扒车，其中一个技术最好的人从飞驰的火车上摔下来，被巨大的车轮卷起来拖行数十米……矿区保健站有位外科医生叫七虎，原是游手好闲的小流氓，后来去省里一家医院学了一年技术，回乡后专门医治矿工。他简单而冷酷地给受伤的矿工截肢，那些人多半成了他的牺牲品，下半身和下半生全毁了。终于有一天，他面临考验。弟弟被钢缆弄断双腿，他除了做出截肢的决定，无能为力。这一次，他终于感受到悲痛，抱住那双已离开弟弟身体的大腿哭倒在地。
夏榆喜欢在矿井看书，用过期报纸包好封皮，外罩塑胶袋，揣在怀里带到井下。从外表看，他和其他矿工无异，脸和手都是黑的。只要有时间，他就拿着矿灯看书，工友觉得他很另类。夏榆说，阅读是他在黑暗中的一个通道：“在人的尘世生活的场景之下，在土地、河流、山脉、森林、草木之下是沉厚的漫无际涯的黑暗。我就是黑暗中的一粒尘埃。如果我关闭手中的矿灯，在光消失以后，我就消失在黑暗之中。那时候我的肉体是没有意义的。我的肉体和黑暗之中的岩石、煤炭、木头一样成为纯粹的物质。我亮起灯的时候，我就是黑暗中异质的事物。而我在黑暗中，在一盏矿灯的映照之下阅读，我的姿态和形影就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稀有标本。”他还喜欢写作，因母亲喜欢文字，所以会鼓励他。父亲则不然，觉得写作不够男子气，对他施行冷酷的阳刚教育。
夏榆中学时的班主任当过矿工，有个脚趾被塌落的煤砸断，改行当老师后希望培养出几名大学生。他劝夏榆的朋友L好好念书。后来L考上城里一所会计学校，却莫名其妙被警察逮捕了，劳改了一阵子，被学校开除了。终于有一天，L写信跟夏榆说，我们去北京吧，北京是一座有王法的城市。
夏榆真的去了北京，觉得那里代表着光明与秩序。他成为“盲流”的一分子，一出火车站就看到很多跟自己相似的人，眼神迷离，神情茫然，不知该往何处去。在北京四处游荡之后，他终于等来一份工作——在一家艺术公司做文字编辑。那是一个庞大如同车间的公司，很像他早年见过的工厂。对于在矿井工作过的人来说，工厂如同天堂。矿工最向往的是工厂，因为那里干净明亮，阳光会从窗户照进来，不同于幽深不见天日的矿井。
这种背景出身的作家关注什么东西呢？夏榆写过一篇著名散文叫《失踪的生活》，谈在京居无定所的外地人的通信问题。1998年，他从北京的东边搬到西边，想找一个新的邮址。当时海淀区西苑乡有个邮寄处，其实就是乡政府办公室的窗台。窗台蒙满灰尘，每天从邮局送来的信件堆积在那里。有个三尺见方的竹筐，积满逾期未取的信件。夏榆发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姐姐，冬天来了，我这里很冷。盼你能寄来棉衣。千万千万。”明信片来自京城远郊一个劳改营地。看着歪扭的字迹，他想到一个被铁窗和镣铐围困的人，在严冬里孤立无助。他牵挂着这件事，后来看见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姐，我病了，昨天发烧了，这里的天气更冷了，盼姐能寄棉衣给我。千万千万。”终于，夏榆忍不住去找这位姐姐，希望将这个吁求转达给她。房东说，你来晚了，她两个星期前割脉自杀了……夏榆未感震惊，在外漂流几年，已听惯类似的故事。
（主讲梁文道）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农民收入增加源于非农经济
黄宗智（PhilipC.C.Huang，1940-），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著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
新的消费模式带动农村生产项目的改变，农民投入的劳动力仍如以前密集，但养鸡鸭、种果蔬的产值增加了，所以收入提高了。
“三农”问题谈论了十几年，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呢？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明确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产权一旦明确，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有人则认为土地一旦私有化，就会出现土地兼并现象，农民卖掉赖以糊口的土地后，若无其他谋生技能就会很凄惨。这是一个涉及意识形态争论的大问题，主张前者的一般称为右派，主张后者的称为左派。
黄宗智是国际赫赫有名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也被视为左派健将，当然他本人并不认同这种划分。2004年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后，他的写作目标读者群从美国学术界转向中国学术界。他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农业的一个基本特色，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产出或产值的提高。一块地过去需要10个劳动力，现在5个劳动力就有同样产量，这才叫发展。中国自明清以来一直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总产量提高了，但人均投入产出比并未提高。例如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有人以为种水稻不如种棉花有利可图，实际上种棉花所需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18倍，收益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