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
胡适“再发现”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等诸多领域皆有所成。潘光哲（1965-），生于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胡适纪念馆主任。
凡事都可以再商议，凡事也都应该有保留。这样的态度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暾的人。
2012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我在台北看到一些朋友在纪念他。现在纪念胡适的人很少，虽然马英九去了墓园，但毕竟是一个小众活动。回想当年他去世的时候，几十万老百姓自发上街设祭、扶灵，真是霄壤之别。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有必要重新认识胡适吗？还有必要读他几十年前就被人说是很浅显的文章吗？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问题是，胡适一生著作超过千万字，我们该如何阅读呢？目前市面上很多集子好像容易以偏概全，比如我读过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四卷本《胡适文存》，那是被李敖痛骂非常对不起胡适的一部书，因为它把胡适很多重要文章都删去了，或者把一些文章里面的要害段落改掉了。
胡适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我年轻时在台湾念书，看不到鲁迅的书，能看胡适的作品。尽管如此，在“两蒋时代”想全面认识胡适还是很困难的。因为胡适固然不喜欢共产党，但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甚至对孙中山的批判，也是国民党政权无法容忍的。他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存在，大家都崇拜他，可是要看全他写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面对卷帙浩繁的胡适的著作，从哪个本子读起呢？我推荐一本目前市面上最好的选本——《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这本书的重点不是介绍胡适很多重要的学术文章，比如当年开风气之先的《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这些东西今天再看有点过时了。这本书主要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胡适能够成为一代思想启蒙导师，他对社会、个人、文化、学术有哪些看法，他为人处世、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正是胡适成为“大家”的关键。
这个读本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有个瑕疵是注释不够。例如胡适提到一些洋人的名字，直接用外文写，其中Karlgren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本汉[1]，编者如能做注释，对一般的汉语读者恐怕比较有帮助。不过，台湾胡适纪念馆的主任潘光哲先生已经做了很多了不起的编辑工作，比如每篇文章都有一个“解题”，说明文章发表的年代、社会背景，给读者一个清晰的历史脉络；同时后面附有延伸阅读，列出参考书目，指导读者进一步了解。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胡适？潘光哲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篇文章的“解题”里提到，当时胡适在《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中说，“整理国故”是为了“捉妖”“打鬼”，目的在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解放人心”。后来人却未必体会其意，反而扛起“发扬民族精神”的旗帜，使学术成了为民族主义服务的工具。我觉得这一看法，点出了今天国学热跟当年胡适谈国学的用心之不同。胡适号召大家整理国故，对庞大的古籍做一些索引式、总结式整理，将中国文化史、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分门别类进行整理……这些今天听起来都太平常，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当时还从来没有人如此完整地、系统地提过这些东西，这就是胡适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到满街满巷的中国宗教史、中国民族史、中国政治史等，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整理的。
有些学者会说胡适很浅薄，当年就有很多人这样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胡适浅薄呢？第一，他的老师杜威开创的美国本土化哲学流派当时叫作实验主义，这个名字给人感觉学问、思想都讲实用，好像很肤浅。第二，胡适不喜欢高谈一些比较深奥的玄理，喜欢谈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当年他写文章叫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下流行的各种主义，他全不以为然。他说：“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胡适认为，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这些在胡适看来都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种态度也体现在胡适做学问方面。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回顾“五四”新思潮，说其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评判的态度。这种评判的态度，实际表现为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然后，他再次强调为什么要研究问题。他说：“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地变成困难的问题……”于是，研究问题变成很必要的事。这是胡适一辈子都在强调的。
研究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呢？胡适提倡的各种方法中最重要的当属杜威的方法。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方法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历史的方法，要将一个制度或学说置于历史背景之中，不能抽空于时代背景；二是实验的方法，要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一切学说、理想、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而非天经地义，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最后这句话后来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讲过。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居然也受到当年他们猛烈批判之人的影响。
胡适把剧作家易卜生介绍到中国，他和鲁迅都很推崇易卜生。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易卜生就像个医生，看到的社会、人生都像有病，但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繁杂，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易卜生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而是让病人自己去寻找。
由于胡适持有这种观点，所以大家觉得他不够深刻、不够系统、不够全盘，从来没有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方位的方案。那种自称能够解释历史规律和社会所有现象的庞大理论系统，胡适是不相信的。他认为社会由种种势力构成，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种种势力，而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
最近几年中国常常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学术讨论，这些讨论很快就会变成很激烈的争论，再发展下去就形成了不同派别，出现了种种对立。这种气氛常常让我觉得很无聊。比如方舟子与韩寒的争论，我们有必要在其间站队吗？有必要全盘赞成一个，全盘否定另一个吗？胡适就是一个不肯轻易站队的人，也不肯轻易地否定或者赞成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种主张。在他看来，好像凡事都可以再商议，凡事也都应该有保留。这样的态度让人觉得他是很温暾的一个人。这几年，大陆知识界很多朋友开始喜欢他，觉得这种态度是今天大陆特别需要的。胡适跟陈独秀当年是发动文学革命的战友，在北京大学共同推动了很多文化革新运动。后来陈独秀当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两人政见不同，却能同持一种容忍异己、彼此尊重的态度，友谊基本保持不变。1925年发生北京晨报馆被群众烧毁事件[2]后，胡适不认同陈独秀的态度，便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在《胡适致陈独秀》中说：“你我不是曾同发表过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他又提到：“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随后，胡适提起一件有趣的事：“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
陈独秀后来被中共开除党籍，又被国民党抓去坐牢，1937年出狱后忍受贫病、流离生活的折磨，撰文反省自己的一生。胡适直到1949年才读到《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看罢非常感动，觉得老朋友的观点已经完全变了。陈独秀在生前最后的几封信里也提到胡适，说：“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胡适说：“因为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
（主讲梁文道）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胡适受欢迎是假象
余英时（1930-），美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著有《朱熹的历史世界》《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等。
他的新观念已带出了一整代年轻学人，把整个中国的学问往前推进。
1930年10月17日晚，胡适应邀到北平协和医院做一场英文讲演，上千名学生把讲堂挤得水泄不通。当时胡适还在吃饭，匆匆放下饭碗，临时决定先用中文讲一场。可见当时青年导师如日中天的地位。
余英时先生在《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这本文集里认为，“胡适崇拜”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向政治权威挑战的心理。然而，胡适也并不总是对年轻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他当北大文学院院长的时候，鼓励学生关心社会，可以游行，但不要罢课，罢课没好处，好好念书才是报效国家的最好方法。这种想法在当时当然被认为是保守的，非常不中听，年轻人便和他渐行渐远。
胡适发现，当时的年轻人跟“五四”青年已不一样。“五四”时期学生上街游行是自发的，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多是被地下党组织出去的。信奉自由主义的他感到困惑，为什么学生运动还要有人在幕后组织呢？而且组织者神神秘秘，他非常不喜欢。有位年轻人看到胡适反对北大学生在“一二·九”运动后罢课，便写信骂他：“倘若你以为这是不当，那你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
后来周作人写信安慰胡适在“一二·九”学潮中所受的打击。胡适第二天回信说：“你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我要抗议：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
在抗日问题上，胡适被认为是主和派。国难当头，主和派几乎等同于汉奸，遭人痛骂甚至挨打都有可能。“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一直主张跟日本公开交涉，以谋求十年和平，其间中国全力发展现代军事设备，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的企图。明明日本人欺负我们到这种地步，为什么胡适认为还不能抗战呢？他的讲法很简单，要大家冷静地看到：“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简单说来，便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预备好的国家不得已而和一个第一流的军事与工业强国进行一场近代式的战争。”
当战事拖到最后不打不行的时候，胡适答应蒋介石出使美国。他到美国干吗？余英时先生分析他的日记后发现：“胡适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美国，完全是为了实现他早在1935年关于中日战争的一个充满着先见之明的构想，即中国在破釜沉舟，单独苦战三四年之后，终能促成太平洋的国际大战。他首先假想的参战国家当然便是美国。怎样把美国卷入远东的战局是他使美的最大愿望，然而却绝不能露骨地表示出来。”果然，美国对日宣战后不久，胡适宣布辞职。
胡适一辈子非常冷静，非常理性。在任何激烈的时局讨论中，他永远不是被划分到最符合潮流、最符合大众的那一派明星。他的所谓受欢迎可能是一种假象。他一生中在很多事情上、很多时刻都走到了当时大众期望的反面。当然，他自有想法。可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该如何评断呢？余英时先生提到，中国抗战结束没多久，内战将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推向两极，不归于墨，则入于杨。两条道路，两种前途，摆在所有人面前，中间再没有回旋和中立的余地。而胡适始终抱着出国前“超党派”的独立观念，冷静地观察时局变化。
1945年，胡适从纽约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文，劝中共放弃武力，在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同时，胡适也劝蒋介石要有容人之量。这些劝告看起来多么可笑！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怎么可能放下武装？而一心要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怎么可能容下一个庞大的反对党？胡适未免对现实政治太乐观了，甚至太天真。胡适的乐观不只在政治上，还体现在教育上。二战期间在美国，他就想着将来要把北大好好重建。他一直有个想法：中国要是有好的大学，未来就有希望。1944年，他给杨联升写信说：“北京大学万一能复兴，我很盼望一良与兄都能考虑到我们这个‘贫而乐’的大学去教书。”当时抗战还没结束，他还不是北大校长，却已开始为北大复兴设想了。他在哈佛大学遇到周一良、杨联升，觉得这两位年轻人很好，很有出息，就想劝他们回国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