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写时下中国的种种古怪现象时，何伟说：“进步来得这么快是有代价的，有时问题很微妙，不可捉摸。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新闻故事喜欢刻画戏剧性和政治性的一面，他们强调不稳定的风险，尤其是经常发生在农村的地方性抗议。但从我观察到的来看，这个国家最大的骚动不在于它的内政，而在于个人。许多人在寻求着什么。他们渴求某种信仰上或哲学上的真相，他们希望和别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他们无法将以往的经验用于现在遇到的挑战。父母和孩子身处于不同的世界，婚姻生活复杂异常，我极少见到相处快乐的中国夫妇。在一个改变如此之快的国家，人们几乎不可能保持自己的方向。”
很多人谈到这本书时，喜欢说，何伟让我们看到一个大部分中国人看不到的中国。其实，何伟描写的中国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不太陌生。如果我们平常看不到，不是因为真的看不到，而是因为经历过了，没把它当一回事，没纳入意识范围加以认真对待。它是我们生活的背景，但在何伟的书里，它成了主角。比如他写到某些基层公务员收取勒索时，“你看到他的平头就害怕，因为那个头型好像在告诉你这是个恶霸”。他还写到农村生活中的一些无聊消遣，比如三岔村一个农民家的墙上有幅中国地图，很多城市都被标上手写的号码，而那是《新闻联播》之后城市天气预报的播报顺序。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何伟一直提到在首汽租赁公司租车旅游的经历。他喜欢这家国有企业，那种很老式的国企做事方法和派头让他觉得舒服自在。比如何伟问这家公司办事处一位负责人王先生，为什么他每次还车时要求油箱四分之一满或半满，甚至八分之三满，而不要求全满呢？他说，你们应该租车之前加满油，然后要求顾客还车时油箱也是满的，美国汽车租赁公司就是这样做的，比你们简单得多。王先生说，在这里行不通，中国人还车时油箱总是空的。他说，那你们就收一笔加油费，把它变成一种规范，让不守规矩的人多交钱。王先生说，中国人不会这样做的，你不了解中国人。最后，何伟很幽默地感慨道，把油箱加满显然超越了中国文化上的可能性范畴。
今天的中国，让何伟想到镀金时代[9]的美国。中国改变的步伐，和当年的美国很相似。当19世纪第一拨城市开发商西进时，美国也非常野蛮和荒凉，欧洲人惊讶地发现新市镇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何伟说：“但是，我在丽水待得越久，看到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运营，我就越能发现其中的相反。这并不仅仅是时代、文化的不同，创造新城市的基本动机也全然不同。”很多美国城市初建时，第一拨居民通常包括律师、商人和银行家。在人们还住帐篷的时候，当地通常已有报纸出版。首先出现的永久性建筑通常是市政大楼和教堂，日子不好过，但至少有社区和法律。在中国的新兴城市里，没有独立工会，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社会组织，这些东西都被禁止，信仰在个人层面一派萧条，宗教组织相当弱势，而警察和官员也同样罕见，只在有机会捞一把的时候适当出现。
（主讲梁文道）
走出中世纪二集
君学岂是国学
朱维铮（1936-2012），江苏无锡人。196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研究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等。著有《走出中世纪》《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重读近代史》等。
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有的只是君王之学，不是真正的国学。
朱维铮先生去世了。我从未见过他，但向来佩服他的学问和为人。一般人觉得，他是个言辞犀利、不假颜色的人。朱先生做学问非常扎实。尤为难得的是，他没出过很大部头的专著。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你希望别人尊敬你，在教育系统步步高升，最后被人称为“大师”，没有几部能把人砸死的专著不行。
朱先生过去二三十年编校了很多书。许多丛书如果少了他的圈点，简直不能卒读。比如由钱锺书先生挂名而实则是朱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里面有古奥生僻如章太炎《訄书》者，如果没有朱先生做注解和导读，一般人真是难以读懂。我觉得像朱先生这样做一些涓涓细流的工作，才是学术界最需要的基本功。现在很多人跳过这样的功夫，直接跑去碰大东西，结果因为基础不扎实，做出来的东西像沙堆的城堡，一碰即倒。
除此之外，朱先生也辑有几部文集。一般认为，朱先生是经学大师，甚至是“最后的经学家”。其实，朱先生不太赞成这种说法，不认为自己是在研究经学。虽然他做过很多经学方面的演讲，写过不少文章，但他认为自己研究的是经学史，而非经学。
朱先生对“大师”一词有些敏感。《辞海》对“大师”有一条释义：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朱先生追溯史料，抄录一段《史记》如下：“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从司马迁的陈述来看，“大师”绝非有巨大成就而被人敬仰的人物，不过是些能对《尚书》分章析句的经师。朱先生说“大”本是不确定的概念，地位、年龄、辈分、资格等在特定群体内居前者都可称“大”，与成就或威望没有必然联系。
朱先生对“国学”一词也有点感冒。他说，讨论国学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国学。“国学”一词并非古已有之，最初出现在清末刊行的《国粹学报》上。这份革命性杂志在1905年至1911年风行全国知识界，强调“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支持章太炎的革命路线。也就是说，20世纪初的国学热，是要否定专制独裁政权。从清朝一直回溯到秦朝，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有的只是君王之学，不是真正的国学。真正的国学是讲革命的，要打破朝廷与政府不分、朝廷与国家不分的君权垄断。
朱先生在《也说“国学大师”之类》一文中提到钱穆先生，没有随俗称之为“国学大师”，只说是“史学大师”。这让一些人不舒服，觉得他对钱穆先生不敬。他说，这并非随意褒贬，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也是通儒消失的过程，今天还存在精通整个国故的国学大师吗？非常值得怀疑。至于此后在史学领域里扬威立万的人物，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范文澜等，都可称为大师。而在各有特色的众多大师中，算上钱穆一席，已属对他的过誉。
朱先生最为读书人所知的，是他提出“走出中世纪”一说。
所谓中世纪，朱先生并未详细界说它的范围，也未提供界说的理由。他认为，所谓封建时期，那是周朝的事，自六国被秦国吞并之后，皇帝专制建立起来，就再也没有封建，只有漫长的中世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清朝灭亡都叫中世纪。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他的“中世纪”说法是要反对官方史学的“封建时期”说法。
朱先生所谓“走出中世纪”，指的是晚明到晚清这段时期。他认为，中世纪一些特殊的文化特色、政治特色，比如君主专制，在此时期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由此也带来重重危机。当时很多人希望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推动改革，但终究改不了，最终走向结束。
朱先生关注的一个角度是，清朝好几位皇帝喜欢讲道德。比如清朝盛世三帝喜欢叫大家读朱熹理学，就是以理杀人那一套道德观。最早发现清朝要完蛋的人是清朝中叶大诗人龚自珍，他提出改革之必要：“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与其让后来的人拼命把你这一套改掉，不如你自己先行改革。但他随即否定道，太晚了，清朝已入衰世，表面的治世不过是回光返照，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全是平庸之辈，不仅当官的平庸，就连盗贼都很平庸，遇到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遇到真正讲道德的人，只想把他们干掉。
为什么会这样？那个社会不是特讲道德吗？朱先生提到，乾隆跟他爹一样，绝对算不上有道德的君主，却偏偏喜欢提倡道德，表面是遵从朱熹，其实只是玩弄朱熹。“夫满洲未经读书，素知尊君亲上之大义。即孔门以诗书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为重。”这就是乾隆的全部道德观。换句话说，你好好孝顺，忠于皇帝，你就是有道德之人。按照这个标准，谁最有道德呢？大贪官、大权臣和珅。把奴才的道德作为衡量官员品德的尺度，你说它完不完蛋呢？专制统治不容许有其他主人，你不可以忠于其他美德，只要一发令，你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仅存的美德。
朱先生的中世纪研究，最有趣的是王朝的贪污腐败问题。尤其到了清朝，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皇帝怎么对付呢？康熙时期有个河道大臣叫张鹏翮，皇帝说他是一介不取的天下第一廉吏，后来证实是个大贪官，而且能力平庸，什么事都做不好。没想到康熙临死前还把他升为太子太傅。雍正元年，他又被提拔为大学士，死后还进了贤良祠。为什么呢？听话！即便后来发现他贪污，皇帝说过他是廉吏，又怎能推翻自己说过的话呢？
朱先生在《走出中世纪——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断想（续）》一文中提到，嘉庆当了三年皇帝，还是听太上皇乾隆的话。乾隆死后，他开始追查和珅的贪污案，但查到一半就停了下来。有个叫洪亮吉的官员看不过眼，他冒死谏言，要求继续打击和珅团伙，说那帮跟和珅一起贪污腐败的人还在朝廷里。结果皇帝竟龙颜大怒，把他关进天牢，最后免死戍边。
嘉庆不是笨蛋。他这么干，是因为他聪明。如果继续追查和珅余党，非但朝廷空荡荡，而且皇室亲贵无人幸免，包括皇帝本人在内。当年，他不就是因为接受和珅贿赂又对和珅专权纳贿视而不见，才被父皇认定为老实顺从的接班人吗？洪亮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结局当然很悲惨。
今天中国是否已经走出中世纪了呢？朱先生回答说，许多中世纪的残留仍然存在，需要时间改变。
（主讲梁文道）
寂寞者的观察
中国文人常是强权的同谋
凌越（1972-），安徽铜陵人，诗人、书评人，兼职媒体工作。著有《隐逸之地》《虚妄的传记》《尘世之歌》等诗集。
他们通常是出世的，因而也是安全的，并不露痕迹地成为强权的同谋。
坦白讲，我对今天中国文学评论的现状不十分满意。很多学者、评论家明明读过十分新锐的文学理论，但写出来的东西总是沿用某种老派的旧腔调，看不出新理论的影响和痕迹。有时候他们给人的感觉像是判官，以很高的权威姿态指点众生，再不然就是一窝蜂地追捧成名大作家的新书。
面对这种局面，我理解为什么有些评论家觉得算了，他不想忤逆大家，也不想追随潮流，干脆躲起来点评一些非时人或非国人的作品。《寂寞者的观察》这本文学评论集的作者凌越，就属于这一类人。他是非常出色的诗人，也是书评家、编辑。他的主业是写诗，副业是在报章杂志写一些书评和文学评论。
很多人说，今天中国很牛，处在盛世。也有人说，我们经历过人世间罕见的苦难阶段。这些人都认为，无论中国是强盛还是苦难，似乎都应该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为什么没有呢？文学跟时代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一个了不起的时代，或者一个特殊的时代，一定会出现伟大的作品吗？对此，凌越在《我看九十年代诗歌》一文里说道：“事实上，历史上许多对人类影响深远的重要年代，如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都没有在诗歌中留下多少痕迹。诗歌似乎永远听命于心灵的派遣，它没有政治敏感，没有经济那样富丽堂皇，但它在一种类似于惰性的坚韧不拔的信念下，保持了人类必须具备的尊严。”虽然谈论的是诗，但如果推广而言，我们能够看到文学跟时代的关系，并非大时代一定会有大文学出现。
但是，这个时代常常有文学评论家期盼这一点，甚至觉得作家应该呼应时代的要求。作家当然要有某种社会使命感，但是这个使命感该如何完成呢？文学跟时代的关系并非简单而直接，而是比较曲折。凌越在《现实世界，诗人何为？》一文里说：“对于诗人要介入现实或者要表达对苦难的关怀的论调（仅指这种呼吁本身，而非事实），我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因为倡导者的这种姿态本身就预先将自己置于无须辨析的道德位置，有一种居高临下地布道和施予的意味。在我看来，没有人能先天地获得这样的位置，拥有这样的权力。事实也证明那些看起来最有政治激情的诗人往往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你足够真诚和敏感的话，那些苦难和时代的脉动会自动投身到你的诗句之中，而且遵从着’美‘的拷问，根本无须做出那样外露和不得要领的标榜。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诗人，倒往往是一些貌似冷漠的离群索居的遁世者，比如荷尔德林、狄更生、卡夫卡、佩索阿等等。”
说得好！真的很奇怪，像佩索阿、卡夫卡这些作家，你简直看不出他们跟时代有过多介入或被介入的痕迹，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标明某一个时代的特征时总会想起他们？觉得卡夫卡能够代表他那个时代，甚至代表他的祖国捷克，但是他的作品有哪一笔写过捷克人的苦难呢？
当然，也有一些作家跟时代的关系特别紧密。凌越在《爵士时代的幻梦》一文里提到菲茨杰拉德，认为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强调自己跟所处的时代那种水乳交融的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是浮华时代，菲茨杰拉德给它命名为“爵士时代”。那真是一个纸醉金迷、富丽堂皇的时代，可是经济大萧条很快来了，一切如梦幻泡影般消逝。菲茨杰拉德在那个时代如鱼得水，他的短篇小说颇受一些流行杂志的欢迎，获得高额稿酬。
对此，凌越评价道，如果我们能给予题材应有的重视的话，可能菲茨杰拉德还算不上一位大作家，但他自有其过人之处，那就是他的小说中经常流露出的浓郁的诗人和梦想家的气质和风格。菲茨杰拉德小说的诗意不在于表面的诗化语言，而在于他的整体感受方式是诗歌式的。他具有卓越的诗人才会有的那种抽象能力，这使他的小说就算是记载个人化的生活和较窄的生活场景，仍然能让你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一部“史诗”。由此看来，单纯影射时代不一定就是好小说，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能力把时代提升到那样一个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