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那就是你们的侦缉总督察丘吉尔，他是否开始调整调查此案的思路了？”
“就这件案子来说，没有。丘吉尔像我一样，意识到把这些案子当作连环犯罪可能不对，但仍然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认定西蒙谋杀了贾思敏。我想，丘吉尔还是把此案当作激情犯罪，就像他最初的想法一样。”
“那么，起诉正常进行了？”
“是的。”
“尽管加里也有犯罪嫌疑？你是这样说的，记得吗？”
“是的，不过说到这儿，我恐怕要告诉你另一个坏消息。我核实了贾斯敏被杀当晚他的不在场证明，他这次的这个竟然说得通。有5名目击者证实他在‘轻骑兵’酒吧的包间里一直待到午夜，庆祝他的无罪判决。抱歉，萨拉。”
“噢，”电话中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在客厅里，特里能听见特鲁德在给女儿们读故事。“但你说，在蒙面头套中也发现了加里的头发，”萨拉若有所思地继续说，回忆起那晚加里在棚屋中攻击她的场面。
“是的，如果可以利用的话，这将是证明他强奸雪伦的有力证据。”
电话那端又是一阵沉默。
“陪审团是根据当场展示的证据作出判决，特里，那时的证据比现在少得多。”
“你的意思是这都是我的过错了？”
“我没有那个意思。你瞧，我们都不完美，但让我担心的是西蒙的辩护。你亲口说不相信西蒙会杀害贾斯敏。”
这一次轮到特里沉默了。沉默的时间每延长一秒，萨拉的痛苦就加重一分。
“特里？”
“我当时的意思是，我不相信他是那种连续作案，侵犯多名妇女的人。在这点上，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但如果孤立地看他袭击女友这件事，也许是一时妒火中烧……”
特里想，在电话上说这些事让人感到更加残酷。萨拉微弱的声音疏远而又含有怨恨。“我以为你是站在我这边的，特里。”
“我站在真相这边。我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的工作。”
“你的意思是，我是西蒙的母亲，这让我看不清事实的真相。你看，作案的不是加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西蒙干的。布罗迪呢？他有动机——就是嫉妒，因为贾斯敏对他不忠，暗中和西蒙来往。好像有很多次。”
“你见过这个人吗，萨拉？他是个护士，爱干净、讲卫生、性情温和……”
“也许克里平医生[1]也这样。”
“没错，但他用的是毒药，而不是刀子。贾斯敏体格健壮，行动敏捷，也许力气比他还大……”
“嫉妒可以让人丧失理智，”萨拉绝望地说道。“如果我告诉你……有证人看见布罗迪在贾斯敏死前几个小时怒气冲冲地去找她，你会怎么看？”
“我会建议你深入调查一下，”特里缓缓地说。“告诉丘吉尔，如果你认为这是有价值的线索。但与此同时，他掌握着鞋上和面包刀的血滴、精液这些证据，以及西蒙跑到斯卡伯勒之前，他是见过贾斯敏的最后一人这个事实。所有这些都让西蒙无法摆脱干系，萨拉。这案子证据充分，不是单凭偶然的少许妒忌这个说辞就能轻易推翻的。”
“但如果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呢，特里？”
“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如果你所说的都是事实的话。”
萨拉心想，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特里是个正派体面的警察，无论结果如何，他都可以尽情担负起道义责任，去客观探寻事实真相；而萨拉必须坚定地相信西蒙是无辜的。
在过去几周里，萨拉曾多次怀疑过西蒙；但作为律师，她对此习以为常了。你不会问委托人他们是否无辜；你只问他们想要何种辩护——有罪还是无罪。然后竭尽全力辩护即可。探寻真相的责任是由法庭和陪审团来承担的，律师本就该偏袒一方。
但如果律师同时也是一位母亲——哦，她的偏袒只会有增无减。萨拉想，西蒙也许说了谎，有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有时简直愚不可及——但他不是谋杀犯，不可能是。
我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每次回想与安·斯林斯比的会面，特里都感到开心愉快。他的欢欣鼓舞不是因为品到了香茶或是臀部被拍了一下，当然这些确实令人受用；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珍贵的信息，这不仅挫败了丘吉尔，如果幸运的话，还会破解克莱顿谋杀案，真是一举多得。
还有第二个送货司机，这是特蕾西漏掉的信息！和西蒙·纽比不同的是，这个男人不仅在玛利亚本人在家时给她家送过瓦片，而且，很显然他还和玛利亚发生了关系，并且有性功能障碍！如果他不是嫌疑犯，那还有谁？
在去建材商罗宾森公司的路上，特里脑子里突然又冒出个念头。将建筑材料运送到卡伦·惠特克所在大学宿舍的会不会是同一个司机？最好也核实一下那些日期。
罗宾森公司的接待员非常不合作。她身体强壮，有两条粗腿，上唇处的汗毛粗黑，貌似长着小胡子，正在一头雾水地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让特里空等了将近5分钟。后勤办公室的办事员看起来更聪明，但却忧心忡忡。他查看了特里给他的两个地址和几个日期，从档案中找出几张送货单，极不情愿地放在特里面前。
“给你，就是这些。”
每张提货单上的笔迹相似，是同一个司机的签名，特里感到一丝兴奋。“底部的签名是什么？司机的名字？”
男子有些惊讶地查看了一下，仿佛不知道它为何会出现在那里。“很难辨认，不是吗？笔迹太潦草，要知道，这儿有几个家伙几乎是文盲。”
特里以前见过这种反应，“你瞧，我不是社会保险部或者税务局的人，明白吗？这是谋杀案调查，如果你蓄意妨碍公务……”
这句话让对方的眼里有了精神。“爱尔兰人，叫肖恩……什么的。”
“他姓什么？”
“嗯，问题是这样的，他应该是想要避税，你知道……我们一般没有记录。”
“我以为他们都有专门的爱尔兰卡，用于纳税的那种？”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999年以前。大部分都是伪造的，但没人核查。但现在税务局加强了管理，卡被废弃以后，开始使用带有照片、名字、地址等信息的小本子。他们需要护照、驾照才能拿到，还需提供水电气账单，以证明在此地住址的真实性，你明白吗？”
“那么，这个叫肖恩的家伙有这些东西吗？”
“嗯，没有，就是这样。”办事员尴尬地一笑。“税务局以为提高获得这些文书的难度就能解决这个棘手问题，但这只会使他们转入地下。即使大多数年轻人想要出示账单也很难，他们不是与人合租，就是在这儿住的时间不够长。反正他们也不想单单为了纳税去费那么大的劲儿，于是干脆不管那些卡片了。但他们仍留在这里找工作，我们也人手不足，所以……”他耸了耸肩，表示歉意。
“你们私下里付给他们工钱，其他一律不闻不问？”
“这是你说的，我可没说。没有地址和电话号码，什么记录都没有。”
“那你们让这个人开车了，一定看了他的驾照吧！”
“哦，是的，当然，但是……”这个男人又耸耸肩。“我没有扣下驾照，不是吗？”
特里叹了口气。“至少你能描述一下他的长相，否则我就告诉税务局。”
男人举起双手，“你瞧，既然是谋杀案，没问题，我会找些年轻人，其中有几个见过他。我想他离开这里后，去麦克法兰公司干了。”
麦克法兰公司的工头格雷厄姆·杜瓦曾在加里的庭审中出庭作证，那可是特里最落寞的时候。他作证说，加里声称曾与一个人在一起，那个人确实存在，名叫肖恩。这次与杜瓦相遇让特里感到分外尴尬。
“如果你那时问我，”格雷厄姆·杜瓦责怪地说，“我当时就会告诉你。”
特里叹了口气。“是的，嗯……但那时他就离开了，对吧？”
杜瓦摇着头。“像他那样的年轻人，都不会待很久。幸亏我们摆脱了他。”
随着谈话的深入，杜瓦厌恶那个人的理由显得越发明显。另外还有两个工人也记得他。他们提供的信息证实了特里在罗伯森公司了解到的情况。人们都一致认为，肖恩块头儿很大，异常健壮。他能提着一筐砖上梯子，白天干8小时，晚上还要外出跑步。很显然，他曾经从事拳击运动，脸上的伤痕就是打拳时留下的。
但以上描述都无法解释被调查者对他的厌恶，以及特里提问时有些人表现出的焦虑。原因之一似乎是肖恩很喜怒无常。前一分钟还在心平气和地工作，后一分钟就勃然大怒，这种情况工人们都看见好几次了。任何事都能惹毛他，也许是有人推搡，或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但结果是恐怖的。两个工人不愿和他一起工作，选择离开了。有时，同在那工作的加里·哈克会出手帮他——两人似乎以前就认识，也许是在监狱认识的。
肖恩离开麦克法兰公司那天，有好几件工具不翼而飞。公司向警方报案了，肖恩成了犯罪嫌疑人，但当时调查的警官也和特里一样，没查出他的地址或姓氏。麦克法兰和罗伯森公司一样，也没有相关记录。
在驾车回家的路上，特里想弄明白这条线索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这个人似乎只是个小偷，一个避税的爱尔兰建筑临时工，这帮他躲避了警方的盗窃调查，还是一个健身狂，性情粗鲁，有些许强迫症症状。
但他也是一个有性功能障碍的人，玛利亚·克莱顿和她的女佣还拿他开玩笑。说了勃起不中用之类的话，这会让任何一个男人狂怒。会不会是玛利亚嘲笑他，叫他滚开。肖恩是个运动狂，以前还当过拳击手，也许努力锻炼就是为了补偿性机能不全之类的缺点？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对女人的仇恨，这使肖恩突然失控而发飙。
这个人也为卡伦·惠特克的宿舍运送过建筑材料，和她的攻击者一样也有一头金发。那么要如何找到他呢？如果没有姓氏，护照编号，或者爱尔兰国内的住址，爱尔兰护照办公室是帮不上什么忙的。连驾照的记录都没有，看在上帝的份上，万一他驾驶罗宾森公司的货车时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办？
但他认识有前科的加里·哈克，他们的友谊可能就是在狱中建立的。那么这个肖恩一定也有案底。特里可以查看法庭和监狱的记录，尤其是哈克待过的监狱——但没有明确的姓氏，查找起来也会非常困难。
特里准备安排建筑工人到警局，根据他们的描述制作肖恩的相片拼图。
[1]克里平医生：克里平医生被英国警方通缉，他涉嫌谋杀了妻子科拉·克里平。警方在他位于伦敦北区住宅的地窖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无头、无骨、无生殖器。在庭审中，克里平医生声称自己是清白的，地窖里的残躯不是他妻子。但他无法合理解释逃离之举。克里平最终被判绞刑。此后，克里平医生被描述为“生活在这个国家最危险、最臭名昭著的人。”1962年，英国拍摄了名为“克里平医生”的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