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年轻有为，好功夫赢得了好口碑，为宁夏文艺界所尊崇。我对他心生敬意，年轻轻的，就那么有功夫那么成熟。
他匆匆走了
正月初五，著名诗人雷抒雁走了，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位诗人，一位好人，我又失去了一位好友，实在惋惜。2006年我退休后，他曾两次来银川，遗憾我只跟他见过一次面，他虽然大病初愈，但精神气质挺好。我俩天上地下谈了许多，分手时他约我有机会去北京一定到家里做客叙旧。孰料，他竟这么快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
关于雷抒雁的为人为文，我曾于2002年7月写过一篇《乡情友情别样浓》的短文。此刻，我的心情很沉重，痛哉无言，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写什么，只想静静地怀念他、回忆他……
雷抒雁是诗人，是写过抒情诗作《小草在唱歌》的著名诗人，其声名可谓“如雷贯耳”，国人皆知。过去，我只知他是著名诗人，主要了解他写诗的一面。他主张诗要情真意切，文采斐然，情是诗词之要旨，无情何以言诗，等等。对他的处事为人，却不甚了解。经过这些年的来往，我逐渐了解到诗人生活的一面。
事情得从1998年说起。那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一个代表团赴山东临沂市参加中国作家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团长邓友梅、副团长雷抒雁，团员有丁振海、韩石山、高平、陈德宏、王雄、高耀山、刘滨、谢贞子、李东华等。雷抒雁因公务繁忙，未能按时到达。第二天上午揭牌仪式进行了半个小时他才匆匆赶来。会场设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到会的人很多。他怕从正面进入会场影响开会，就从操场东边绕到主席台，在一旁悄悄坐了，好多人都未发现。会议主持人欲向大家介绍，他忙伸开双手，频频摆动，示意不要惊动大家。雷抒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朴实谦虚，没有名人的派头和架子。他为人随和，大雅若俗，所以大伙都愿意跟他交往交谈。在临沂相处短短几天，我与他已经无拘无束无话不谈了。自那以后，便与他常有书信往来，多半都是我去向他求这问那，他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我曾去信请他为《黄河文学》封二“名家风采”栏目题字，赐生活照片，并附个人小传。他很快如约照办，还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大礼收悉。感谢您的抬爱，约我写点出名的东西。我写小传，便想起宁夏，也就多写了几行字……文句如何安排，请您酌处。问候宁夏各位乡党。”读着他的来信，我心里好热。本来是他支持了我，名家上我们的刊物，必将提高刊物的知名度和品位，他却感谢我抬爱了他！
2002年7月，是《黄河文学》创刊10周年，庆典日定在9日。我电话中请他来为我们捧场壮门面，助兴添光彩。正巧，7月11日他要为父母迁坟下葬，但他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如期而至，并送上一副充满友情的贺词：“塞上风骚，黄河文章。”参加完会议，来不及休息、游玩，他就匆匆赶回北京了。为了朋友的事，他常常牺牲自己的利益。
雷抒雁是陕西泾阳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一走上工作岗位就来到宁夏某部兵营“接受再教育”，在宁夏生活了四年之多，之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念念不忘他的故乡，念念不忘他曾挥洒汗水的宁夏。他声称宁夏是他的第二故乡。有一年，他回到西安，朋友安排他住进一家豪华饭店，就餐时，他溜一眼，尽是生猛海鲜。饭后他告诉朋友，吃饭不必安排，他自己来。第二天，他走出饭店，穿街过巷，去寻那色香味独特的家乡小吃去了。在西安的几天，他天天吃的俗常饭食：臊子面、甑糕、凉粉、锅盔、肉夹馍，他贪婪地品尝着每一样饭食的滋味，辣、甜、黏、香，和着往事乡情在心头久久回荡……
那次来银川，雷抒雁提出要见老朋友，要吃家乡饭。我们安排他吃了一顿老毛手抓羊肉，他高兴地说：“这才是上好的饭菜，吃出了味道，找着了感觉。”饭后，即兴挥毫，为店主题赠了八个大字：“老毛手抓，味震天下。”7月10日，他要回北京了，《朔方》主编冯剑华女士准备在一家酒店为他践行。他执意要吃家乡饭，于是由高嵩先生引路来到一条小巷内“土得掉渣”的陕西“老刘家面馆”。进得门，店主老刘几句重重的陕西话，激起了雷抒雁的乡情乡音，乐得哈哈一笑，扔掉了京腔儿，用地道朴拙的陕西话侃开了。这顿饭他吃了一个肉夹馍，一碗油泼辣子面，喝了一碗滚面汤。吃得口辣心热，大汗淋漓。离开时，他诙谐地说：“今天吃美咧！”
雷抒雁对朋友，更是以诚相待。他住在京城，又是名人，乡间的亲友常常托他办事、联系业务，甚至让他代买机票、火车票，他总是尽力而为。当然，他并非万能者，因故未能办成的事也有。对此，他很是歉疚。在《思念梁南》一文中，他情意真切地记述了与挚友梁南的交情友谊，最后笔锋一转，写道：“我欠梁南两笔‘账’始终耿耿于怀。一是1978年，我还在工人出版社时，编了梁南一本诗集，因故却迟迟不曾出版。后来我已调离，叮嘱后续编辑，力争出版，后仍未落实，有愧于心。二是两年前，梁南写信给我，求我帮一位50年代的诗人加入作协。此人近两年没有多写作品，不为人知。我说了话，但力所不及，没能帮上忙。我未及给梁兄解释，不知他心里何想。以上二事，自思有不忠不信于友之嫌，梁南不在，自责于心。愿梁兄在天之灵宽恕。”
雷抒雁待友为人，是多么诚实讲信义啊！
那天我去机场接他，在回城的路上，他念念不忘过去的老朋友、老同事，问了这个问那个，指名道姓地问到了李震杰、罗飞、高嵩、张武、哈宽贵、潘振声等老作家老诗人的情况，非常感谢当年他们帮助自己走上文学之路，还特别回忆起他与著名作曲家潘振声合作创作歌剧的情景。他一再叮嘱我，开会时务必请健在的几位老朋友到会，因他会后很快要赶回去，没时间一一拜访他们。开会那天他见到了罗飞、高嵩、张武等老朋友，激动得紧紧握手，连连问好。吃饭时，他将几位老朋友拉坐在一张餐桌，边吃边聊，从生活到创作，从学问到俗事，无所不谈，语言里流溢出朋友间的深情厚谊。
离开银川那天，送他去机场的小车已经启动了，他却突然让司机停下来，从提包里掏出刚拿到手的图章递给我嘱咐道：“昨晚给老毛手抓店的那幅字没盖章，请您给盖上。”
我心头为之一震，暗暗叹服，雷抒雁真是一位有情有意的诗人、朋友！难怪他能写出那么多有真情实感的诗篇，能结交那么多真挚友好的朋友。
此刻，枯坐在书桌前，将他赠我的《雷抒雁散文随笔》《翻飞蝴蝶乱纷飞》等著作翻看，其实一点也看不进去，是睹物思人，以此跟他默默对话……
有次闲聊，我问，我写你的那篇东西咋样？他说：“我没看到，再说我有什么好写的，别浪费你的时间了。”如今他匆匆的走了，现在我把这篇短文附上，请他过目指正。
我想抒雁在天国会继续笔耕，再给我寄赠新作大著来。
（2013年2月15日）
妙哉一字
又是大年三十。
每年春节前夕，都与远在上海的老诗人罗飞通电话拜年，今年照例。老先生跌过年88周岁，可谓米寿人瑞。可一点也不老相，一头黑发，看上去跟60多岁的老人差不多，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行动自如，依然笔耕不辍。2012年《黄河文学》11期还头条发了他的《散记诗人雷雯》，文笔老到，资讯弥足珍贵。
寒暄几句，他就问候宁夏文艺界的朋友及有关情况，接着扯生活起居，读书创作。问我最近写了什么？我说小打小闹，去年10月心血来潮，想以日记形式写随笔。但写日记太累人，日记日记，日日要记，一日不记，不算日记。便想了个投机取巧的办法，取名“夕阳漫笔”，不受时间篇幅限制，可以时断时续随心所欲地去写。他连连称赞说好，我们现在写点东西，一不图名二不图利，是精神追求，生活享受，也给社会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最后，他建议我将题目中的“夕阳”改为“阳光”。说夕阳缺少活力，有点苍茫。说活着就要活得阳光些，活得精神些，活得快乐些。我恍然大悟，怪道他越活越年轻。我说好，好。妙哉一字，我便改“夕阳漫笔”为“阳光漫笔”。
（2013年2月8日）
好人一生平安
前几天，我去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好友侯垣。一见面，他像以往一样，依然是那么热情，拉着我的手不住地感谢，还歉意地说，昨天液体吊完得早，我中午1点就回家了。害得你跑了两趟。我说，应该应该，以此来安慰他那颗善良的心。此前，他感到身体不适，经过几个月治疗，现在身体各项指标都已恢复正常。他对我述说病情时和往常一样豁达乐观，心态是十分的健康。听罢我心里一阵轻松，便暗暗祝福：侯垣是大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上世纪70年代。侯垣是盐池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我是大水坑公社的秘书，因工作关系跟他接触较多。那时刚参加工作，胆子小，见识浅，见了县上干部有些拘谨，不敢多说话。但见了侯垣却不怎么胆怯，言行也放得开。原因是他为人和善，没有架子，无论什么时候见面，总是“耀山，耀山”亲切的称呼，叫得我心里热热的，暖暖的。他人品磊落厚道，作风朴素踏实，给我留下好人诸多印象。
随便说几例。
我于1971年参加工作，每月工资30多元。两年后转正定级，组织部将和我一块参加工作的张万寿工资均定为42.50元，比公社副主任的工资还高。对此，有人给组织部提意见。侯垣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说他俩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又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文字水平，应当定这个级别。那年头，敢于如此尊重知识，重视人才，是要担风险的。这件事我和万寿至今都记着。
大概是1975年，一次侯垣到大水坑公社工作，我跟他谈了一件事：新近调来的干部胡春元，家在县城，母亲多病，妻子没有正式工作，家里有诸多困难。能否把胡春元调回县城？侯垣说，家在县城人在乡下工作的干部很多，要求调动的也不少……显然，他有难处。我后悔，不该给他出这个难题。但他却不打官腔，没有拒绝，临走时说，耀山，我记住这件事。过了几个月，胡春元工作调到县上了。我心里为胡春元高兴，他遇上了好人。
“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我被吸收为国家干部后，有人向上面反映我家成份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为了对一个干部负责，把问题搞清楚，侯垣和组织部焦部长驾着带斗摩托，翻山涉水日夜兼程前往环县耿湾公社调查落实情况。那是一次惊心冒险的出行，车子在崎岖陡峭的山道上颠簸行驶，拐弯抹角，稍有不慎，就会掉进悬崖深沟。吓得焦部长身上直冒冷汗，大气不敢出。晚上住在公社，回忆起白天惊险的行程，后怕得难以入眠。若干年以后他才说起这件事，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多危险哪。为他的负责精神由衷地赞叹。
1984年我工作调到银川市文联，跟侯垣常有来往，他比我早几年调入自治区水利厅任人事处处长。5年过去了，得知我还是科级干部，他有点惋惜，对我说，你文笔好，工作能力强，水利厅宣传处正缺你这样的笔杆子，想把你调过去任副处长。我表示愿意去。很快水利厅就决定调我。几经协商，银川市坚决不放。为此他非常遗憾，我被他感动得两眼湿润。
近几年，《老区时空》发表了我的一些随笔、书序、书评，侯坦大概看了不少。一次他对我说，耀山，你的文章我爱看，文笔好，语言实在，我能读懂。我知道他不会恭维我，说的是大实话。这不是我的文章有多好，是他对我的抬爱关心。再者，读熟人好友的文章有一种知情亲切感。听了他的鼓励，我却有些歉疚。我已经出了十来本书，至今却没有正儿八经签名赠他一本。这除了我对朋友热情不足，总觉得自己那些作品是些速朽的玩意，不愿意献丑。
侯垣是大好人，大好人的好是很多的，当我看到他的病情快速“阴转晴”时非常高兴，就急草了这篇丢三落四的短文，聊表欣喜之情。
祝侯垣早日康复。
（2013年5月3日）
她想早点解脱
算算日子，妻去世已有四个月，可我一直觉得她还活着。尤其我一个人在静静看书或写作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好像她就在平时活动的那间屋里操弄电脑，甚至听到她在叫我，说某个字敲不出来，给她看看，说得很真切。我便习惯地起身走过去，屋里却空空的。看着她用过的电脑，看过的书，手提包、口杯、衣服等物件，都还原样摆放着，只是不见她的身影。我在屋里立半天，难受地对自己说，她没有死，是出去买药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她走得很急，住院治疗十四天就去世了。但至今我都不相信是真的。4月11日晚，她从医院回来，说：“这回我要解脱了。”我满不在乎，说你一天净说这话。她从包里掏出B超单递给我：“你自己看。”我一看，是弥漫性肝癌。我惊呆了。她却神情坦然地安慰我，不要紧张，我早想解脱呢，这些年把我疼的，把你连累的……我顿时脑子一片空白，心里非常非常难受。虽然她患病多年，整天疼得哼哼唧唧，让人有些烦躁。但她真要离去，我会塌了天，她对我是多么深情，我对她多么依恋啊。日后，我出远门，谁再叮咛把药带上，把衣服带上；半夜感冒发高烧，谁再给我敷冷水毛巾降温；伏案看书写作时间长了，谁再絮絮叨叨催我出去转转；从外面回来，谁再为我做好热腾腾的饭菜……
她被病痛折磨了二十多年，非痛不欲生，是疼不欲生。她一直想解脱，经常说不想活了，想吃些安眠药，一觉睡过去。说谁谁谁比她小十几岁，谁谁谁比她小七八岁，都一个一个走了，她已经活够了一个甲子，该轮回，该走了。住院期间，她一再向家人和大夫要求安乐死。一天，她从半昏迷状态醒过来，吃力地把子女打发走，对我说：“让我回家，这病是治不好的，白花钱呢。”她说得非常恳切。我心里一阵酸楚。唉，也难怪她求死如此心切，她是被病痛折磨怕了。从20世纪80年代得病，疼痛了二十多年，做过5次手术，都一次又一次挺了过来，受了多大的痛苦啊。她说，这一次是挺不过去了，让她早走早解脱，少受些罪，少给亲人添麻烦。这些道理我何尝不懂，但我怎么能忍心放弃治疗眼睁睁看着她撒手人寰呢。她毕竟才60岁出头，还不到七老八十嘛。我便对她撒谎：“你安心治疗，大夫说是肝硬化，可以治愈。”她苦笑了，说：“我心里清楚，这病是治不好的。”眼睛溢出了泪水。她曾经是赤脚医生，知道她得的是不治之症，想瞒哄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