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有多少泥土，艺术就有多少真情”。永成来自基层，深知劳动群众苦乐，因而有强烈的平民情怀，怜悯意识。其大多数散文写的是群众生活中苦辣酸甜的事情和感受，用时髦的话说，他的散文“接地气”，有温度，见真情。读完《民工吟》，一股酸楚在心里涌动，情绪久久难以平静。作者“细心观察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他们6点多钟吃早饭，一碗清汤寡水的稀饭两个发黄的馍馍。吃罢饭由工头派工，一直干到中午12点，中间也没有休息时间。中午饭是一大碗没有菜的清汤面或土豆丝和米饭。下午干到日落西山，晚饭又是一碗稀饭两个馍馍……晚饭后有的民工在工地乱吼秦腔，有的去广场看城里人跳舞，有的游荡街头看电视，有的躺在潮湿的工棚里思念家乡……”“可怜的民工收入微乎其微，甚至一年到头那微薄的辛苦钱都拿不上”，“他们的妻儿老小，在盼望着他们的归来”。“我曾是那些打工中的一员，感受过那苦役般的劳动，深深体会到他们的苦楚和艰辛”。只有深厚“草根情结”的人，才会“对他们有深深的同情和敬意”，写出感人至深的文字；才会“为那些受苦受难的民工鸣不平”，并发出震撼人心的质问：当人们赞叹一幢幢高楼大厦的豪华美丽时，谁能想到建筑者民工呢？谁会把这豪华与那些贫困者连在一起呢？《乡下的亲戚》从另一角度体现了作者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关爱，他爱家乡故土，爱亲戚朋友，对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怜悯情怀。作者现在也成了城里人，“每次乡下的亲戚来我家里，我都让妻子招待客人。常常有认识不认识、沾边不沾边的人来找我这个城里人帮忙。谁来找我，我无职无权，什么事都给他办不了，但是三百、五百的少不了常常救济，好吃好待总少不了……我告诉妻子，有乡下的亲戚来家里吃饭时一律换成大老碗，一定要让他放开肚皮吃饱吃好。”永成的爱心是真诚的自觉的，他知道“爱人仁爱，是人之根本”，因而对底层民众始终保持体恤与关爱，因而创作了大量充满怜悯情怀，关注弱势群体的散文。
三
小说创作离不开故事，故事要生动、有趣、离奇、惊险等等。但不管什么样的故事，总要有一些隐喻意味或象征意味，给人以超出故事本身的启示，即高于故事的小说艺术。永成写小说多年来了，我们有理由向他提出高标准严要求：今后创作要从讲述一个故事，提高到叙述一个故事，升华到思考一个故事，也可以尝试写没有故事的小说。并且努力从老派写作向现代意识靠近，要明白“小说可以不那么写，小说可以这么写”的道理，力求写出跟从前完全不一样的小说，甚至是“面目全非”的小说，实现“蝶蛹破茧”式的突变。
散文提倡精短。这一点永成做得很好，多年来一直坚持写短文，他的散文多数是千字文，很少有超过三千字的。但是短不等于小，关键在于要有内涵，有灵魂，有风骨。我们也不完全排斥“大散文”，评判散文是否“大”，最终要看作品的分量和释放的能量。大散文固然靠“长”所承载，但“短”也可承载山的重量，可以有历史的凝重感，思想的深邃感，文学的审美感，社会的责任感。要把短散文写到如此水平，难度很大。永成应该有这个抱负。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写作就是写语言。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散文中的事物与情节，全靠精彩鲜活的语言来表达。散文写作尤其要在语言的枝叶中开出美丽的花朵。文学语言与公共语言不同，公共语言要求尽可能地规范，而文学语言却要求尽可能地突破日常的规范，进入一种别具一格别有风味地叙述与描写，这样才有可能产生艺术的独特感。永成的文学语言尽管朴实平易，但过于“规范”和直白，今后要在语言上下工夫，力求有所突破，达到色味俱佳，朴实而不显土气，简洁而不失明丽。
永成正当好年华，处于创作的黄金时期。希望继续埋头笔耕，不要急着追求收获，不要寻求世俗标准的成功，别人的评判固然重要，自己懂得把握和评估自己更重要。要听从自己灵魂的指引，坚持走自己的创作之路，写出更多接地气的率真的不同寻常的好作品。
（2014年2月12日）
读《羌人归唐》赘言
《羌人归唐》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以党项、突厥等少数民族冲破艰难险阻投入隋朝安家立业为背景，讲述了拓跋贺、拓跋信、明秀、德勒、昭儿、娑葛勒、温沫儿等部落大众不忍吐谷浑皇室允伏等的迫害，投奔灵州，受到赵令深、孟思明、孟馨儿、洪永乐等官员兵民欢迎爱护的动人情景；记述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习武耕牧，抵御侵略，和睦团结，保家卫国的生动事迹；谱写了一曲正义胜邪恶可歌可泣的壮歌，演绎了一部民族大团结地久长天的故事。《羌》可视为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九月御驾灵州会盟部落首领史实的再现，唐太宗“除凶报千古，雪耻仇百王”诗章的解读。
综览全书，特色明显。
其一，选取了有意义的题材。类似少数民族归汉归唐的史实甚多，可惜大多被岁月尘封了，被人们淡忘了，想让他们复活确有一定难度。作者保宏彪选取了自己研究的熟悉史料，得心应手地编织成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学教化意义的小说呈现给读者，可谓聪明智慧。历史是通向现实的，文学是抵制遗忘并为我们从历史中寻找更多的现实启示提供支撑点的。《羌》在以基本史实为骨干的同时，进行了合理的想象与虚构，将人物故事融于历史事件之中进行叙述，使作品有温度，有亮色，有生命。“合为时而著”，在当前中国的现实背景下，创作此类题材的小说，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其二，翻新了传统小说的章法。作者深谙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套路，将《羌》结构为50章，每章开头以诗句高度概括本章内容，以增加故事悬念，丰富文本信息。但作者并不拘泥旧章法，大胆创新，用“旧瓶装新酒”，将开头引诗由两句凝练为一句，言简意赅，一目了然。叙述未采取“花开两杂，各表一枝”的复线式，而采取单线式，以时间、事件发生发展为顺序，步步推进，层层深入。读起来轻松明朗，不肯放手，悬念吊着阅读欲望，一路跟着走下去。
其三，讲述了扣人心弦的故事。小说创作离不开故事，不讲故事的小说不精彩，也没有看点。作者很会讲故事，全书从头至尾讲了六七十个故事，大故事套小故事，长故事连短故事，有的生动有趣，有的惊险离奇，有的扑朔迷离……有的甚至避开经典小说故事的套路。一部小说有这么多抓人的故事，它基本就站住脚了。《羌》如果去“触电”，经过二度创作改编，会是一部靠谱的电视连续剧。
一位初学写作者，出手就驾驭长篇小说，功力不足和缺憾在所难免。
一是行文走笔不够从容。作者只忙着讲故事，忽视了描写，忽视了细节。小说，小说，就是从细微处说起，让小小的事情变得兴味盎然，行文走笔一定要舒缓从容。王安忆说：“小说说到底就是赘言。”尤其长篇小说，必须要有“闲笔”，即人物心理，环境场面，自然景色，生活习俗，作者感受等，要以磨蹭时间的闲言碎语来传述。《羌》行文急促匆忙，缺少多姿多彩的“慢镜头”和逼真生动的细节，因而文本显得干巴单调，语速有些急促紧迫。
二是人物形象不够突出。《羌》的故事太强势，结果让故事喧宾夺主，淹没了“人”。小说是人物撑起来的，一定要人物主导事件，写出“人”和“人物命运”的小说，才会长久“活”下去。《羌》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三十多个，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极少。
三是话言特色不够明显。文学创作其实就是语言的艺术，小说的人物与故事都附着在语言上。《三言二拍》的作者冯梦龙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前一句好懂，后一句是说，语言必须有特色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即写社会风情、风俗、风化等语言文字。文学语言与公共语言不同，公共语言要求规范，文学艺术语言要求尽可能地突破日常的规范，彰显作者的语言风格。《羌》写的是一千多年前少数民族的人和事，语言要尽量有历史纵深感和少数民族的生活氛围，有彼时彼地彼人的文化风采，人物和故事的假，应由那些真的元素来夯实。文本如果完全是现代语言、现代气息，就失真了虚假了。
三是小说名称不够贴切。为一篇文章（一部小说）起个好名字，并不轻松简单，起好了，会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深化意境，引人思考，引人入胜。《羌人归唐》（严格地说是归隋），名字略显直白，也不够贴切。如果换个画龙点睛，或言近旨远，或含蓄隽永的名字，艺术效果会更好，如曹禺的《雷雨》、钱钟书的《围城》等，如闪光有神的眼睛，魅力四射，让人心动。
用以上高标准要求一位初学写作者，有点苛刻。不过这只是我读稿的几点粗浅感受，是一家之言，动摇不了《羌》是一部有价值有品位的长篇小说，我们期待作者精心打磨修改后，精彩面世。
（2014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