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成功的因素很多，很多偶然的因素潜藏着必然，也支持着人们把这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事情做成功，其中市民的力量不可忽视。这里说的市民和“民众”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之前的四川保路运动里确实也有不少人跟着起来造反打清军，但是这里的民众成分是很复杂的，有小官僚，有小百姓，还有袍哥黑社会，更多的是分布四川乡镇、四野八荒参与集资的群众。
而武昌起义中的市民就比较单纯了，市民就是城里人，就是城市的居民。从武昌起义再往前数50年，市民的概念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是到了清朝末年的1911年，张之洞经办实业，已经把湖广之地，尤其是武昌变成了当时中国南部城市里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跟着工商业一起崛起的当然就是市民、商人和工人队伍数量的壮大，他们需要有政治代言人，清政府不可能代表市民的利益，大清的权贵既垄断政治权利，也垄断经济利益，而不肯为市民让利，立宪派开始成为市民的代言人。
立宪和保守最初是分不开的，立宪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保留皇上，到了1911年连梁启超都唉声叹气的时候，下面的立宪派就要有些另外的考虑了。著名的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就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前的立宪请愿运动和保路运动里，汤化龙都是主要参与者，但是清政府却没有给他面子。
此时立宪派的湖北议长当然也就不再替清朝办事了，不仅如此，他还给革命的烈火加上了一把柴，不仅自己主动跑出来替革命党人起义军主持政务，而且把自己苦心经营许久的商团武装拿了出来，帮助革命站稳了阵脚。
商团武装的核心力量是市民们自发武装组织的“保安联合会”，这本来是由商户和居民们自发组织的保安队伍，负责消防和治安，但是到了汤化龙的手里，愣是扩充成了几千人，几千杆枪的民兵组织。
武昌起义之后，汤化龙马上对市民们晓以利害，说服这支武装自觉自愿地支持革命，当然这还不算整个商团为革命资助的钱财和物资了。从架势上看，汤化龙这些人的行为已经颇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了，在这些立宪派鼓动之下，参与革命斗争的商团力量当然是孙中山、黄兴这些人喜闻乐见的。但是回过头来看，像汤化龙这样的立宪派在中国重要的工商重镇中有这样的政治号召力，也就为日后革命的折中和妥协埋下了伏笔。
武汉工商界对革命的支持
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通商，当年即有英、美、俄、法、德诸国的商人和商船到达汉口。到20世纪初，汉口租界已麇集20多个国家的商人，他们开办了大小洋行130多家，工厂40多家，银行将近10家。这些外资企业雇佣了约500人左右的买办，这些买办在获得了较多财富之后，也有一部分人注资承租地方官办企业，或者投资兴办自己的工商业。
20世纪初，武汉的民族工业获得了初步发展，小工厂或手工工场有近千家之多，主要经营面粉、制茶、榨油、制砖、卷烟、火柴、造纸、纺织等，雇佣工人近万人。在传统的商贸、钱业方面，武汉拥有盐行、茶行、药材行、粮食行、棉花行、油行、杂货行、纸行等八大商帮，下面又分130多个行业。有钱庄、银号105家，票号33家，当铺近百家。
武汉虽然商贸繁盛，但中小工商业者普遍感受到政府和外国势力的压迫，发展还是举步维艰。武汉工商界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在1907年就开始酝酿商团组织，但直到1909年才正式成立，其前身是各种保安会、公益会、救火会、消防会等。武汉起义之前，武汉工商界就局部参与了政治斗争，例如和当地谘议局联系密切，支持湖北的立宪运动和保路运动等。
在与立宪运动几乎同时进行的保路运动中，武汉工商界人士踊跃支持。1909年11月14日，湖北铁路协会在汉口四官殿召开特别大会，到会者千余人。武昌首义之后，武汉工商界迅速转向支持革命。工商界最主要的贡献是为革命政权筹款，在辛亥革命之后两个月内，向革命军资助费用达100多万元。此后不管战争局势多么危急，武汉工商界都一贯支持革命军所需要的物资，没有妥协屈服。
1911年12月南北和谈开始以后，武汉工商界才逐渐转向妥协。看到和平会谈的可能性，武汉工商界开始关心如何弥补以前的损失和获得新的利益。1912年1月，汉口商会致电袁世凯操纵的清内阁，表示“深望和议早成，共谋善后，以图振新”，“转恳两方政府，将汉口、汉阳……划作中立地点，不再开战……以苏商困而惠民生”。
可以说，他们在一开始确实支持了革命，但在最后却又因为自身的利益出卖了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