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如火如荼，荣县独立更是举起了反抗清王朝的第一面旗帜，但是造反归造反，能不能成事，还有赖天时地利人和。从当时的四川来看，局面很复杂，除了四川总督赵尔丰，仍然稳稳当当地死守着成都之外，另外有一个人，正带兵浩浩荡荡杀奔四川而来，这个人就是端方。端方是一个满族亲贵，不过和清朝末年那些提笼架鸟不学无数的八旗子弟来比，端方先生简直就是一个异类，他的才干在满清皇族当中首屈一指，被传扬为“旗下三才子”，大荣（荣庆）、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属于朝廷重点考察培养的太子党。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满族亲贵思想开明，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就掺和了，但运气比较好，被荣禄和李莲英护着，没受牵连。此后更是高歌猛进，只用了6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地厅级的道台，一路升迁，做到了湖广总督，然后是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铁路督办。他在当时清政府内属于著名的改革派，设学堂、办报纸、造兵舰、统陆军，凡是革新的事情，他都好像挺支持。
而且从个人修养来看，端方不辜负自己的名字，真的是君子端方，不仅和很多文人墨客都是朋友，而且他自己在篆刻领域也享有极高的声誉，是不世出的金石大家。在他这一辈子里最不应该接受的，就是最后的一个职务——铁路督办。
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声势浩大，他被委任为铁路督办，等到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开杀戒，和保路军打起来之后，端方接到命令，率领湖北新军的两个标，也就是两个团入川，协助赵尔丰围剿叛乱。端方是一个聪明人，这个时候四川的战事并不明朗，保路同志军声势虽然浩大，但多是乌合之众，缺乏号令，没有训练，武器轻重更成问题。赵尔丰已经是被千夫所指，但是军力尚存，所以端方决定等一等，等到川军和同志军两败俱伤，自己再来收拾残局。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在这里按兵不动，还没有等四川的仗打完，1911年10月10日武昌就已经变天了。端方准备带到四川的两个团，他们的家属都在湖北，都不愿意跟着他打四川。于是在1911年11月27日，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一个半月，他的两团人马发生了哗变，把端方的头割了下来，放在浸满煤油的盒子里，送到武昌，作为送给黎元洪新政府的“投名状”。
端方：一个改良主义者之死
1911年11月27日，清末重臣、满洲翘楚端方客死四川资州，同时遇难的，还有随端方赴川的六弟端锦。
1909年，端方出任直隶总督仅数月，就被人参以办理孝钦后（慈禧）陵差（即慈禧太后丧葬事宜）不敬而被革职。袁世凯和端方被撤职，标明了晚清的政治走向，以摄政王为首的皇亲贵族彰显了皇权意识。1911年川鄂保路运动引发清政府的恐慌，鉴于端方曾任职川鄂，并有显赫政绩，清政府在1911年又重新起用端方。
当时端方的立场，与在野的立宪派是一致的。说到端方，不能不提到光绪当政期间的“立宪运动”。1905年，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被召回北京，升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被委以重任。9月24日，清政府受立宪运动影响，派端方和载泽、戴鸿慈、徐世昌和绍英五大臣出使西方考察宪政，预备制定宪法。
12月7日，端方和戴鸿慈秘密出发，历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十国，于1906年8月返回。回国之后，端方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尽速制定宪法。端方还向慈禧太后献上根据访问见闻所编的《欧美政治要义》，成为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对慈禧太后启发很大。在百日维新之后，慈禧太后所作的政治举措，很多都借鉴了《欧美政治要义》。
1911年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9月10日，清政府急命在湖北的端方带部分鄂军赴川进剿。端方从汉阳出发，一路上磨磨蹭蹭，走了两个月，11月13日才到四川资州，并在此停留了十四天，既未进剿，也未北上勤王。端方之所以奉行“拖”字诀，与其政治立场关系很大。端方曾考察欧洲诸强国现代改革，对于铁路国有“洋商包工”，向来持反对意见。
端方之所以率军赴川，不仅是因为其家眷都在北京，更可能是希望通过此举重提立宪主张。可惜的是，端方不可能获得新军的支持，而且因为其满人身份，遭到了极端分子的残酷报复。曾在端方所部的鄂军士兵陈文斌回忆，端方在听说革命消息之后，曾谋划在四川响应各省独立，或退守西藏静观其变。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说：“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