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南京沦陷的悲剧史诗
——读阿块的《南京血祭》
何满子
他带着激情，带着亢奋，尤其是带着怨愤，写下了这部《南京血祭》……
《南京血祭》是诗人阿垅在南京沦陷后不到两年的1939年写下的。曾获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征文奖，但当时未能出版。它当然是不能出版的，因为它虽然委婉但却是明白无误地揭露了军事当局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战略大失误，撤退时的慌乱失措和指挥上的颟顸，并且隐约地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守卫南京的将领唐生智，那是不能为国民党当局所容忍的。直到南京沦陷五十周年的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据遗稿出版，其时诗人阿垅的墓木已拱。
阿垅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带枪的人”，“八一三”池沪战争时担任下级军官亲历了血与火的搏战而负伤。养伤期间所作的《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斜交遭遇战》等战地纪实报告，是抗日战争初期脍炙人口的影响很大的名篇。带着对这场他所亲历的战争的巨大困惑，阿垅于1938年到了延安，从此他对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局（而且不止战局）有了全新的认识，促使他更能清醒地反思抗战初期败退的历程，特别是对早期战局关系重大的南京失陷的悲剧，那几十万军民惨遭屠杀的沉重的灾难。
于是，他带着激情，带着亢奋，尤其是带着怨愤，写下了这部《南京血祭》。
很难用文体概念来界定这部作品：它不像是小说，没有发生、发展、高潮到降落的戏剧葛藤，连事件的因果链环也不彰显，只有互不关联的这个场景和那个场景的转移，就像点彩画派的画幅那样要站得远点方能看出它仿佛有构建成整体的综合形象；它也不是报告文学，因为它里面分明有虚构的故事，哪怕是十分真实的艺术虚构，这点是作者自己在《后记》里也承认的。他自己也不能将这件作品定性为小说或是报告。鄙见以为，不妨称《南京血祭》为一部规模较小(但意义决不小）的战争史诗，南京沦陷的悲剧性的史诗。
作者是深通军事学且有实战经验的军人，不仅对兵器的名色、性能和操作娴熟于心，在战斗场面的描绘中给予人以现场实感，而且对战略部署和战斗指挥都是行家里手；从实战现场的地形地貌以及攻防上因地制宜的要领，也是非深通此道和非实地经验的人所不能道。因此，本书提供的是南京沦陷一役的具有实感性的图景，有些场面令人想起L·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描绘手法。阿垅不仅熟练地描绘了南京城及附郊的地势、地形、地貌和攻守上的宜忌，而且对整个抗日东战场，即整个江南地区的形势、战略要隘和预设的防御工事也全盘了然。第三章从南京周遭的山水险要叙开去，历叙了南京的大外围镇江、句容、溧水一线，更远则有江阴要塞、常熟、苏州到嘉兴的要隘和防守工事，整个南京保卫战的地形图尽在一览中。阿垅痛惜国民党军事领导在南京防御部署上的巨大失策，龟缩于南京城内（还吹嘘要守城六个月），坐失了拒敌于外围以延缓对日寇攻势的良机。他虽没有提出正面的指斥，其对国民党军事当局战略失误的批判却是不言而喻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言论空间，话也只能点到这样为止。
而当坐失了外围拒敌从而使南京得以从容布置撤退的良机，当日寇的凶焰迅速逼近，铁蹄猝临城下时，当局又慌乱无措地驱赶军民逃出城北挹江门，自相践踏而死者尸骨累积；下关江岸边又未准备渡江的舟楫，人群争抢极少的船只而又落水溺死者累累，那惨状不忍目睹（第八章），更不用说日寇入城后的大屠杀、大掳掠以及惨无人道的诛戮、侮辱等兽性的屠城惨景了（第九章）。
这部悲剧史诗的涂色是惨烈的、悲愤的和令人黯然的，但也不是没有振奋人的亮色，张扬着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的精神和胆气，特别表现在下级军官和士兵同日寇肉搏战的生死关头。书中不少城郊防御战的具体战斗场面中，战士们甘以生命保卫中国人的民族尊严的场面，他们的高贵的陈词和心态是十分动人的。读者能从这些中华儿女的人格光辉中看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精神凭借。诗人阿垅的心和这些爱国军人融合在一起，他特别将第七章题献给他的同学和战斗伙伴黄德美等英雄人物。
假使南京保卫战不像军事当局那样颟顸而慌乱的打法，而是像邓龙光部那样出奇制胜地在退却中仍能收复芜湖的打法，那情况就不会那么惨。《尾声》绝不是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是借邓龙光部的行动反衬南京保卫战的负责当局的无能。用一束强光结束令人窒息的阴暗，一个骑马的英雄昂首跃过死伤狼藉的战场，也是悲剧性战争史诗常见的结局。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从阿垅的这本《南京血祭》回顾一下南京陷落的悲剧，重温这一民族浩劫和屈辱史，该是让人感到不胜感慨系之的。
2005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