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和先生（1918——1998），天津杨柳青人，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刘学谦曾点翰林，父亲长于金石书法，外祖父徐坊是著名藏书家。刘先生幼承家学，喜好文史。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43年毕业留校，1947年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任辅仁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1952年院校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从此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历史系和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历史文献教研室主任、陈垣研究室主任等职；并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辅仁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全国妇女历史资料编委会委员、《中华大典》常务编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顾问、《续修四库全书》顾问等多项社会职务，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被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入《世界5000名人录》和《世界妇女名人录》。刘乃和先生是一位国内外均具有崇高声望的女学者，也是一位师德高尚深受学生爱戴的教育家。
笔者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即开始成为刘乃和先生的学生。1990年回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再次拜在刘先生门下，更成为入室弟子，耳提面命，随时聆听教诲。至刘先生仙逝，整整20年，一直向先生求教问学，先生有问必答，除在京时当面指点外，所赐书信亦达30余封。先生已长眠西山十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在眼前，她的谆谆教诲亦犹在耳际萦回。为了缅怀恩师，发扬先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执著追求，默默奉献，淡薄名利，奖掖后学，甘于清贫，乐观豁达的不朽精神，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勤奋治学——学者的楷模
刘乃和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在五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先生继承励耘主人陈垣先生的学术和治学精神，在陈垣学术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以及史学的普及与提高方面，做出了令人叹服的成就，在有关学科的理论建设上提出诸多重要见解，为世人瞩目。”（周少川、邓瑞全《先师的学术精神永存》，载《刘乃和教授纪念集》1999年内部发行。以下出自该文集的引文只注篇名。）
谈到刘先生的学术，必须提及我国现代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青年时期就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并从事学术研究。1913年开始从事教育事业，1926年起先后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国宝’的我国已故著名教育家、史学家陈垣先生，学识渊博，治学勤奋严谨，著作等身，其史学成就硕果累累，……于宗教史、元代史、医学史、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敦煌学诸史学领域的研究，均有承前启后和重大的开拓、奠基意义，深得海内外学界推重。先生为人胸襟坦荡，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他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堪称我国一代史学宗师。”（拙文《一代史学宗师——陈垣先生史学成就述略》，原载《阴山学刊》199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3年第10期全文转载。）因此，研究陈垣，继承、弘扬他的学术和求真、爱国精神，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刘先生自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起，就被陈垣老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所吸引。1943年毕业留校，并跟随陈垣老攻读研究生课程。1947年研究生毕业任辅仁大学历史系助教并任陈老助手，1955年起任陈老校长专职秘书，直到陈老1971年去世。数十年间，刘先生追随陈老问学请业，深得陈老学术之精奥，并且一直把记录、整理陈老生平资料，总结弘扬陈垣学术，作为她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八十年代以来，刘先生陆续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对陈老的学术特点、治学态度、教学实践、史学贡献、爱国精神、思想发展和工作生活，进行了全面阐述和发挥，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并主编了三部纪念文集和一本纪念画册。“在刘先生的大力提倡和组织推动下，陈垣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所取得的成果对研究中国现代史、现代教育史和现代史学史多有裨益，对当代学者读书治学也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邓瑞全《励耘承学，休光垂世——记刘乃和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19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须提及的是，刘先生一直在进行《陈垣年谱》和《陈垣评传》的撰写工作。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两部书稿尚未完竣，先生却因病长逝。薪尽火传，刘先生的三位弟子，即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周少川教授、邓瑞全教授、王明泽研究员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整理完成上述两部书稿的任务。他们编撰的一部60多万字的《陈垣年谱配图长编》，已由辽海出版社于2000年10月正式出版，相信全面系统的《陈垣评传》不久也将面世。
陈垣老的学术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总结和开拓，在继承和发掘中阐扬精华。刘乃和先生的学术研究也具有这种精神和风格。刘先生治学范围甚广，其中主要有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妇女史和陈垣研究。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是在继承陈垣老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发挥；中国妇女史和陈垣研究，则是先生的开拓和创新。先生曾主编《〈册府元龟〉新探》、《〈资治通鉴〉论丛》、《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司马迁和〈史记〉》、《历史文献与民族文化》、《中原文化与传统文化》、《太湖文化研究》等多部学术论文集，发表了百余篇论文。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创新之论，主要见于《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两部著作。其中，继承发扬陈老学术方面，涉及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文献学理论等诸多方面，已为学界熟知，此不赘言；陈垣学研究，上已述及；下面仅就中国妇女史研究略加说明。
刘先生是我国女界精英，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妇女史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不仅写了广为人知的古代女界人物，如我国最早的女史学家班昭和东汉才女蔡文姬等；也评述了鲜为人知的唐代农民起义的女领袖文佳皇帝陈硕真、能诗善咏的女道士鱼玄机，以及清代光彩照人的弹词女诗人陈端生等；撰著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教育、地位、奉献》等很有学术分量的论文；还整理了清代杰出的女天文学家、女才子王贞仪的文集《德风亭集》。并且主编过一部妇女辞典和妇女史资料汇编，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题写了书名，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印，这是刘先生深以为憾的一件事。除自己研究外，刘先生还大声呼吁全社会重视妇女史的研究。早在1984年，刘先生就撰文指出：“占中华民族人口半数的妇女，在历史上是做过重大贡献的，其成就是不可泯灭的。……但妇女事迹，则因散见各书，多不为史家注意。写通史、专著，也未注意对妇女历史的探索，史书无专章，论述少专著，这是很不应当，也是很不公平的。今之治史者应有意识地更多地重视古代妇女史的研究，以补过去的遗漏和不足，这是史学研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课题。”（《要重视古代妇女史的研究》，载《光明日报》1984年10月3日。）近几年妇女史研究蓬勃开展，渐为社会重视，许多研究妇女史的作者都尊刘先生为元老，尽管刘先生抱着“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态度，不以元老自居，实则当之无愧。正如《光明日报》1993年8月10日发表刘先生《探骊巾帼史，屈指二十年》一文加的编者按所说：“建国以来，女性研究长期只限于妇联系统，至80年代初，才逐步进入学术领域。一位学者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2期）中回顾这段进程时说：‘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最早呼吁研究中国妇女史的，应属史学界的老前辈刘乃和先生。’”
刘先生作为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受到广大学者的尊重，问学、求序、索文者络绎不绝，还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因而有写不完的回信，偿不完的文债，开不完的讨论会。即使如此，自己的学术研究仍然取得突出成就，这与她加倍的勤奋分不开。刘先生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节假日。“她曾说过：我是把别人每天遛弯、聊天、打太极拳的工夫都用来工作了。先生的勤奋的确是出了名的，用‘手不释卷’已经不足以形容。她的案头上永远摆满了打开的书籍资料，书房内所有家具的大小平面上都摞放着书。先生每天晚上很晚才睡，为了赶稿子，有时还要熬夜。但是无论睡得多晚，早上都是四五点钟就起床，往往是别人都还在梦乡时，她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了。”（王明泽《先生与我》）
默默工作——无私的奉献
刘乃和先生逝世后，国内外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启功教授送上一副挽联，其词云：
令誉流传，统战辛勤人共仰；长眠论定，平生业绩自无私。
启功先生亦为陈垣老的弟子，是刘乃和先生的同门学长，同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密切交往长达半个世纪。因而，启先生对刘先生了解至深。“平生业绩自无私”是对刘先生一生高度的精辟概括。刘先生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把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确确实实是无私奉献的一生。
刘先生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71年前主要协助陈垣老工作；1971年陈老逝世后，全身心教书育人，研究学术，还承担了繁重的社会工作。
刘先生在陈垣老身边学习和工作三十多年，始终把照顾、帮助陈老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特别是院系调整后，陈老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组织上派刘先生做他的专职秘书，而其时陈老已年愈古稀，因此除了帮助陈老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外，每天照顾陈老的日常生活起居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刘先生的工作。为了照顾陈老，刘先生放弃了家庭的天伦之乐，即使是逢年过节都同陈老在一起，没有在自己家里度过一次新年除夕。对于刘先生的无私关照，陈老非常感动，曾说过“今生得一知己则无憾事”的话。后来又多次动情地对刘先生说：“没有你，我活不到这么大岁数！”师生情谊之笃深古往今来难逾于此！
陈垣老除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史学二所所长和全国人大常委等职，日常工作和社会活动都非常繁重，作为助手，刘先生承担了其中绝大部分工作。陈老的许多讲话、文章都由刘先生起草，还经常仿陈老笔迹书写墨笔条幅，以满足社会各界之索求。这在北京师范大学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刘先生从不自我夸耀。有一件与此相关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是在1994年，《阴山学刊》第1期将发表笔者学兄邓瑞全先生《默默的奉献，执著的追求——记刘乃和教授》一文，笔者做责任编辑。其中有一段写到：
解放之初曾引起巨大轰动的《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是陈老回答胡适有关《水经注》问题的复信。信中热情歌颂了共产党进城后师生群众欢欣鼓舞的局面，揭露了反动派的造谣和诽谤。许多海内外学者从报上看到这封信后都非常兴奋，认为像陈老这样的史学大师都留下来，证明新政权是可以信赖的，于是纷纷投进了新中国的怀抱。这封公开信就是刘先生第一次为陈老代笔。
起初刘先生不同意发表此段，给笔者来信指出：文章“由于是小邓写的，是你发的，都是我亲近的人”，恐容易引起误解，笔者只得删去。但反复考虑后，认为还是应把这件45年前曾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的事件中刘先生的贡献公之于众，于是把校样寄去请先生再次审定。后来刘先生同意不删此段，但在最后一句增添“根据陈老的意愿”七字，改成“这封公开信就是刘先生根据陈老的意愿第一次为陈老代笔。”可惜的是，由于书信来往耽误了时间，正式发表时未能增入此段。仅此一事亦可看出刘先生严谨的学风和无私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