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我的倒爷同行卖出一件（说不定不是一件而是一批）劣质羽绒服，我也不会在鄂姆斯克认识那位七十岁俄罗斯老人——伊万·达维多夫。
需要先来介绍一下我是怎样卷入中俄边贸倒爷队伍的。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样从当年八月起就闲在家里，一直“飘”了一年多。心里也急，但还能沉得住气，因为多少还有指望：在北京外贸部门工作的姑父一直在为我活动，让我耐心等待，他有把握安插我进外贸部门。有了他的承诺，有一份铁饭碗在那儿等我，而且进京的前景越来越好，有两次几乎让我立刻飞北京报到，（想想最后虽然是空欢喜一场，但当时那份激动至今记忆犹新）所以我待业的心态，在焦急中还是呈现一种轻松状态。
岔头出在我的两个发小高冲和小伍那里。我们是一个大杂院长大的，小学、初中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初中时三人报号自称“滚地龙三杰”，（惭愧，谁也拦不住我们那么幼稚！）三人抱成团，班里没人敢惹，全校学友没人敢挑衅，谁不服就修理谁，老师对我们打怵，校长对我们也只有翻白眼叹气的份儿。
“滚地龙三杰”滚到高中，其中的三弟小伍子，滚不动了，他掉了队——没考上高中。队伍里失去一员干将，战斗力立即減去大半。再说上了高中，不知怎么搞的，我和高冲都变得忸怩起来，先前引以为荣的响当当美滋滋的“滚地龙”，这会儿怎么就像扣在头上的屎盆子，不但不愿让别人知道，连自己都觉得其臭难闻，避之犹恐不及。
小伍没考上高中，无忧无虑地玩了几年，闹得我们大杂院鸡飞狗跳，直到十八岁，他被父亲逮住，送到透笼街市场，帮二叔摆摊儿看床子。
高冲没考上大学，复读一年仍未考上，有些没脸见人的意思，总躲着不肯见我。他有个姐姐嫁到大庆油田，后来姐夫在大庆给他找了份工作。
我们那个大杂院，我上大一时就被拆了重建，大杂院的居民做了异地安置。小伍子家由于经商赚了钱，在市内新建小区买了房。小伍原本是帮二叔站床子，后来独立自已开床子，经营批发小百货，铅笔呀，圆珠笔呀，画片呀，小首饰呀，我那时根本没想到，这些小玩艺儿居然也有可观的利润可赚，让他很快成了万元户。
在我闲着的一年多时间里，高冲去了大庆，唯一能见到的是小伍。只要我愿意去透笼街市场，准能见到他。可我实在不愿去那个嘈杂、拥挤、肮脏的市场，再说小伍那幅邋遢像，夏日穿条花裤衩，光着上身，小肚子鼓溜溜的，肚脐眼难看地张着口，半点斯文也没有，一副讨厌的地痞奸商嘴脸，什么币子呀，酒呀，泡妞儿呀，打他嘴里听不到别的内容。
今年十月末一个上午，小伍和高冲到家来找我。我不知道他俩是怎么凑到一块的，但昔日“滚地龙三杰”重聚首，还是令我兴奋不已，多少峥嵘岁月浮上心头，还真让我找回了一些少年时代的豪气。兴奋之后，我又多了一份小心，怎么的，找我打群架去吗？那两位嘻嘻哈哈，客客气气，把我拽到楼下，塞进出租车，去了火锅城。
真让我想不到大学毕业一年来，我与高冲未曾见过面，与小伍也很少接触，但二人对我的近况却了如指掌。所以这样说，是二人对我一直守口如瓶的谋求北京外贸部门工作的最新进展，都掌握。他们打哪儿得知的？这可把我吓了一跳。（因为这里涉及许多隐私，实在不便让外人知道。）我正在紧张与诧异间，小伍却向我讲起中俄边境贸易的火爆场面，说许多中国人抓住这个千载难逢机遇，频繁进入俄国境内倒卖小百货，赚了大把大把卢布。被小伍鼓动起来的高冲抑制不住兴奋地怂恿我说：“老二，机会呀，咱哥儿们不能错过。反正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咱俩不如跟小伍往俄罗斯倒几趟货，挣点外快。兜里没钱，老跟爹妈要，不好意思呀。”是啊，身上没钱，老跟爹妈张口要，是不好意思。
我一时犹豫，说，往俄罗斯倒货，没你们说的那么简单吧。
小伍马上说：“二哥，我都给咱们设计好了。你听我告诉你，往俄罗斯倒货，要想抢在同行前面，必备两个条件：第一，俄罗斯方面有朋友，也就是有接应；第二，懂俄语。这俩条件咱都具备，我大姨就住在鄂姆斯克，她是五十年代在大连嫁给苏联水兵的，后来跟水兵回了俄国——五十年代咱就把内应派过去了。二哥，你是俄语系毕业的，比那些只懂一句半句俄语的倒爷强百倍！没啥可琢磨的，二哥，时间就是金钱，我跟高冲今天特意来请你入伙，到啥时候咱们都是生死哥们儿，有钱大家一块挣！”高冲接过话说：“我们都研究妥了，出国手续由我负责。抓货由小伍负责，你就负责翻译这一块，挣钱大家平分……”
我说，路费，货底子钱，怎么解决？
小伍说，二哥，你连路费也不想出吗？我帮你出！但货底子钱你得出一部分，我不是不能帮你出，我得给你点压力。我觉得小伍说得有道理。小伍接着说，二哥，你是个聪明之人，不会看不到出国练摊儿的好处，这是一次出国实习的好机会，你把俄语练得溜溜儿的，将来在外贸工作，大家也得把你高看一眼。
高冲说，泥鳅（不好意思，泥鳅是我的小名），你如果拿不出钱，我替你先垫上；小伍扔下自己现成的货摊儿，陪咱俩到俄罗斯倒货，是想让咱俩发点财，咱得感谢他。
听了高冲的话，我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
就这样，我加入到中俄边贸的倒爷队伍中。
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隆隆驶进哈尔滨车站，稳隐停住，贵宾候车室立刻检票放人。乘客们蜂涌而出，月台上顿时嘈杂起来，乘客们大多数是倒爷，发疯一般向列车奔去……按理说手里拿着卧铺票不必争着上车，可是每人带了许多箱子包袱，必须为这些箱子包袱在有限的车厢里争得一席之地。倒爷们拼着命地往车上挤，往往一个人的大包被车门卡住，上不去车，连人带包会被后边的人拽下来，这个人气急败坏地大骂，顾不上与四周的人理论，扛起包袱不屈不挠地再次冲向车门。有经验的倒爷结成团伙，分工协作，先派一人上车，打开车窗，车下的同伙把一堆货包通过车窗送进车内。我和小伍、高冲一共带了十二个大包，在车厢门口费了好一番周折，才登上车。
在人烟稀少森林密布山峦起伏的西伯利亚高原，火车咣当了几天几夜，当火车在站台临时停下时，我们便模仿同行，打开车窗，向等候在月台上的当地居民兜售货物，每一节车厢的所有窗口都变成售货口，整趟列车变成流动售货车。俄罗斯居民挤在窗前踊跃抢购廉价生活物品的劲头儿，令我感动和吃惊。火车到达鄂姆斯克是上午，这里是我们的目的地，小伍那个嫁给俄罗斯水兵的大姨就住在这里。
大姨已经50多岁，与俄国水兵早已离婚，自己跟儿子住在一套旧公寓里。她18岁在中国嫁给俄国水兵，回到俄国已经四十多年，服饰全盘俄式化，但她那张中国人的脸，却怎么也掩藏不住，一眼就能辨认出来；她的体型也是我们熟悉的东三省老太太型的，清瘦，不似上了岁数俄国老太太那般臃肿。王姨对我们十分热情（我们赴俄罗斯“探亲”的邀请信，就是她寄来的）。她儿子谢尔盖对我们冷淡，甚至有些敌意，他应该会讲汉语，至少应该会说几句，但他装作听不懂汉语的样子，从来不跟我们交谈。我们不想招惹他，两小时后，就由王姨安排进一家宾馆。
“看来，王姨帮不了我们多大忙。”高冲说。
我同意高冲的判断。
但是，王姨还是帮了我们不少忙。
比如，第二天一早王姨就把我们寄存在她家里的几个大包用一辆手推车送来了；又把我们送到一个专供华人卖货的市场。当时已经是12月份，地处西伯利亚的鄂姆斯克比哈尔滨冷多了，早上就下起清雪，天空灰蒙蒙阴沉沉的，空气中满是粉尘状的冰晶小颗粒，打在脸上针刺一般疼，可是天再冷也扑不灭中国倒爷的热情——地摊上、床子上到处堆放着从中国搬运来的轻工产品。王姨帮我们找到一个床位，这个位置很不错，靠近市场的大门。我们的包还没打开，就被购物心切的俄罗斯人围住了。
我们带来的皮夹克和皮鞋，很受当地人欢迎。这要归功小伍。他这几年跟二叔撂地摊练出一副锐利地经商目光，所以出国前抓货才准。我们总共带来八包货，当天下午三包已经售磬，剩下5包，再有两天也就卖完了，我原来悬着的心，当天就轻松下来。
